徐州市图书馆发现宋本《四书章句集注》

徐州市图书馆发现宋本《四书章句集注》

在国家珍贵古籍评选中，徐州市图书馆申报的明嘉靖四年（1525）晋府养德书院刻本《文选》等五种典籍进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的明正德刻本《杜少陵集》等十二种典籍进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的明刻本《程氏遗书分类》三十一卷《外书分类》十卷等五种典籍进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总为二十二种。另外还有明弘治十年（1497）释雨华刻本《空谷集》等五十三种典籍，进入《江苏省首批珍贵古籍名录》。一个江苏最北边缘的地级市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珍贵图书，在全国屈指可数。今年评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徐州市馆竟报来一部宋刻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实在是个耀眼的亮点。

一、徐州市馆的古籍来源

一个地级市馆能有如此丰富的古籍收藏，定有它的历史渊源。据该馆有关人员说，他们馆的古籍收藏，与汪伪时期的郝鹏、郝鹏举、张伯英等人有关。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政权。1942年1月，日本将其在1938年占领的徐州等地交给汪伪政权管辖。同年1月15日，汪伪政权设立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派老牌汉奸郝鹏为特别行政区长官。为粉饰太平，郝鹏曾委托张伯英在北京琉璃厂为徐州购买一些古籍，用以充实1932年即已存在的徐州民众图书馆。1944年1月3日，汪伪政府又改原苏淮特别行政区为淮海省，派朝秦暮楚的大汉奸郝鹏举为省长，并决定徐州为该省省会。这位“多此一举”的郝鹏举也要用一点文化继续粉饰太平，所以购书一事还能续做。当时徐海地区流行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遗臭万年”。极具挖苦讽刺意味，不啻是当时的政治笑话。

郝鹏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是老牌汉奸，就任苏淮特别行政区长官的同时，还兼任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其时已经60多岁，年老体弱，办事不力，所以到1944年成立淮海省时，就以郝鹏举替代了他。

郝鹏举，原名勉，字腾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今河南省灵宝县郝家巷。1922年，也就是他十九岁那年，毕业于省立第四师范，于是胸怀一展宏图之志，改名“鹏举”，开始了他诡异的军政生涯。初在冯玉祥军中当二等兵，1925年被选送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炮兵，1927年回国，因能巧言令色，见风使舵，升迁很快。开始在蒋、冯、阎之间周旋，后又脚踩国、共、汪三只船，妄图从中渔利。令人不可容忍的是，他既倒向共产党答应率军起义，又出卖我军派去的联络人员，造成重要人员牺牲，后被处决。他的一生是可耻的一生，是卖国求荣、遭到人民唾弃的一生。

张伯英（1871—1949），原名启让，字匀圃，号云龙山人、东涯老人，徐州三堡榆庄人。先是在家乡读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十七岁入徐州云龙书院，为冯煦高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在徐州开馆课徒。1924年段祺瑞当北洋政府执政，张伯英作了他的副秘书长。“三一八”惨案后，退居林下，从事公益和教育事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以卖字为生。张伯英能诗善文，谙于金石之学，精鉴赏。长于书法，从颜体到魏碑，夺其神韵，自成一家。乡情深切，留心国粹。这样一个行家受托为家乡在京采购图书，自有挑选的眼光。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有一家书铺子经营有年，存货不少，经张伯英中间斡旋，这家书铺子将全部存书让与徐州，于是才有徐州市图书馆今天的古籍收藏。纵观徐州市图书馆进入国家和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诸书，说是上世纪40年代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大体可信。

二、宋本《四书章句集注》的发现

据徐州市图书馆有关人员说，他们馆原有十几万册古籍。新中国建立以后，曾请人加以整理。所请之人花了不少心血，用了很长时间，造册登记古籍凡六万多册，正式上架典藏。还有相当一部分，或认为缺头短尾，或认为书品不佳，或认为副本零帙，或认为版本平常，而被打入冷宫，作为没有用的图书等待处理。上世纪80年代，老职工退休，新人接替，这位新人就是现在该馆管理古籍的朱志民。开始他对古籍既生疏也没什么兴趣，可是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保管与整理古籍。那时代人的责任心较强，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上级交办的事情，就要负起责任。于是从不懂到钻研，从钻研到产生兴趣，从兴趣到立志进一步整理，并深入到那些被打入冷宫待处理的废书中。这部宋本《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从这堆废书中发现的。最初只发现第一册，封面陈旧，已看不出色调，但开卷则觉得气韵不俗，于是再到废书堆中去翻检，又陆续找到其余各册，终成完帙。2008年第二批珍贵古籍申报时，该馆以宋版资格将该书申报到省，其时省里来不及派人前去复审，为慎重计，未向国家申报。第三批未报此书，但省里曾派人前去鉴定，认为可能是宋刻本，同意他们以宋本资格在第四批申报。这就是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中所见到的这部宋刻《四书章句集注》。为进一步证实此书的版本，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又派专人前往徐州，审定其是否为宋时所刊。

三、徐馆《四书章句集注》的版本

徐州市图书馆所发现的《四书章句集注》，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中庸》一卷、《论语》一至二卷、《孟子》六至十四卷为影宋抄配。字体端庄，纸张细润，墨色清纯，一派宋版书气象。如下一些现象当是审定其为宋本的依据。

此书版心下端所镌刊工姓名，可辨认者有余同甫、詹週、何囦、詹泉、王生、系元等。

余同甫曾与刊《韦苏州集》十卷，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宋讳缺笔至“廓”字，显系南宋晚期刻本。又曾与刻世綵堂廖莹中校正《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又曾与刻世綵堂廖莹中校正《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行款版式与韩集同。宋讳缺笔也是至“廓”字。同样是南宋晚期刻本。此本《四书章句集注》又出现余同甫其人，宋讳缺笔亦是至“廓”字止，表明亦是南宋晚期刻本。“廓”是南宋宁宗赵扩的嫌名讳，凡避讳至此者，表明其书或刻在宁宗一朝，或刻在宁宗之后。上述余同甫与刻之书，多讳此字，说明他从事刻书活动当在南宋宁宗或理宗朝之后，是南宋晚期杭州地区的刻书名工。

詹週南宋时在杭州尝与刻《春秋经传》，此书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开本宏朗，刀法严谨，堪称宋末浙刻的代表作。当是杭州官版。钤有“东宫书府”朱文方印。“东宫书府”乃明初东宫懿文太子之印，可知元时此书当是官书，朱元璋灭元得之以贻太子。詹週还曾与刻《分门纂类唐歌诗》，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卷前原有赵孟奎咸淳改元正月十五日自序，因知此书当刻在南宋咸淳间（1265—1274），亦可知詹週也是南宋后期杭州地区的名工。徐州馆所发现之《四书章句集注》，刻工中出现詹週之名，表明其刻亦当在南宋末期。

王生在南宋尝与刻《国朝诸臣奏议》和《列子鬳斋口义》。《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宋赵汝愚所辑，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史季温福州刻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所与刻之《列子》，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左右双边。有景定三年壬戌（1262）福清知县王庚序，过去一直定为宋刻本，国家图书馆定为元初刻本。这两种书中都有刻工王生之名，表明王生亦是南宋晚期至元初之人。徐馆《四书章句集注》亦出现王生之名，表明此书之刻亦当在南宋晚期。

还有何囦、詹泉两名刻工，不详他们参与过什么书的刊刻。还有一位刻工系元值得注意，这位刻工大概是宋末元初人，大德五年辛丑（1301）序刻的《仪礼集说》，刻工中有系元、茅文（龙）之名。王肇文所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在他们名下小注“按亦见宋代”，因知他们在宋时就已操刀刻书，但其时年纪尚轻，故到元时仍参与镌版补版工作。元时他们还曾参与宋本《国语解》的补版工作。宋刻《国语解》二十一卷，开本铺陈，行格疏朗，皮纸印造，墨色莹洁，堪称宋本之上乘。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史部谓此本“前有《国语解序》，每卷首行书名题某语第几，下题国语，再下题韦氏解。《补音》卷首《国语补音叙录》直连目录，每卷首行题补音卷第几。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间有至二十二字者，小字双行，行二十字。宋讳避玄、弦、眩、朗、敬、儆、驚、竟、境、弘、殷、匡、筐、胤、耿、恒、貞、徵、懲、讓、署、樹、豎、頊、姞、桓、完、構、媾、購、慎等字……本式之巨，极所罕见。书用蝶装，疑犹是宋代蝶装”。张氏在这段文字之后，将众多刻工分为两类，系元被划在元时补版一类。

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亦谓此本“宋讳缺笔至慎字。卷中刻工约分三期：南宋初叶杭州地区良工张昇、卓宥、张明、方通、骆昇、王介、严忠等为第一期；南宋中叶杭州补版工人马松、何泽、陈彬、陈寿、詹世荣等为第二期；元时杭州补版工人何建、缪珍、熊道琼、茅文龙、蒋佛老、何庆、李德瑛等为第三期。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本，疑即南宋监本。迭经宋元两朝补版，元时版送西湖书院，《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有《国语》一目，盖即此本。每册首叶有‘东宫书府’朱文方印，当是元时官书，明太祖灭元得之，以贻懿文太子者。纸幅宽大，结体方整，可称浙本杰作”。这里虽然未点系元之名，但却点了茅文龙之名。系元与茅文龙是同期刻工，一在大德本《仪礼集说》中同时出现，一在宋刻《国语解》补版工人中同时出现。这两次出现都在元时，因此，当系元又出现在徐馆申报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时，极易动摇对徐馆所藏《四书章句集注》的版本判定。然而当我们了解到系元宋末元初都在参与刻书时，他的出现就不影响审定徐馆《四书章句集注》为宋本的理念。

徐馆所发现之《四书章句集注》，遇玄、匡、恒、桓、完、慎、廓等字，皆缺末笔，以示回避宋讳。其避讳方式及讳字状况，亦是南宋后期刻书惯有的现象。此亦为判定其是否为宋刻的依据之一。

徐馆所发现之《四书章句集注》，印纸极厚，但纸质细润，极类廖莹中世綵堂所刻韩、柳集的用纸。印纸过厚，在宋版书中并不多见，因而使人生疑。但有些书叶已经断口开张，以手一揭，则发现印纸是由三层薄纸粘裱在一起之后才行刷印的，由于纸薄，刷印时透墨，使第二层、第三层也透印出字迹，特别是第二层，字迹清晰，若将全书逐叶揭开，重新托裱装帧，可再生出一部宋版《四书章句集注》。这种以三层薄纸粘裱在一起再行刷印的书叶，过去在宋版书中没见过。纸质为皮纸，薄细莹润，确似廖莹中世綵堂所刻韩柳集的用纸。

廖莹中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今属福建）人。尝举进士，却为奸相贾似道门客，专为其掌理图书。尝除太府丞，知某州，皆不赴。咸淳间，尝命工翻刻《淳化阁帖》和《绛帖》，十分逼真。贾似道兵败还越待罪，莹中相随不舍，一夕与似道痛饮，悲歌雨泣，五更归舍，服冰脑而死。廖莹中人品不高，但刻书却十分讲究。由他来校刻的韩、柳集，版样书写、镌刻刀法、印纸敷墨都十分考究，历有“无上神品”之誉。《持静斋书目》说：“《韩昌黎集》，宋廖莹中世綵堂精刊本。相传刊书时用墨皆杂泥金香麝为之。此本为当时初印，纸宝墨光，醉心悦目。”莫氏《宋元旧本经眼录》亦谓两集“纸墨精好，字体在欧、褚间”。宋周密《志雅堂杂抄》和《癸辛杂识》谓廖刻诸书，用江西抚州萆钞清江纸，造油烟墨印刷。其实萆钞纸并不同于清江纸，清江纸出于江西抚州的金溪县。元杨瑀《山居新话》卷四，记载元人破杭，发送三宫赴上都，其中安康朱夫人、安定陈才人及二侍儿，沐浴后闭门焚香，“各以抹胸自缢而死，解下衣，中有清江纸书一卷云：‘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可知清江纸是很有名的纸，否则不会得到宫中的青睐。而萆钞纸是何纸，终考不详。《广韵》、《集韵》、《龙龛手鉴》都说“萆”是编制雨衣的一种草。这种草南方北方都有，多生长在水边，茎为三棱形，高可逾米，低者也有一尺多高。这种草割下在背阴处晾成半干，坚韧柔软，极有拉力，可用来编制蓑衣，穿以避雨。这种草要是用来造纸，纤维极易捣碎，纸质却匀细莹润，拉力不减。宋代江西所产的萆钞纸，是否就是这种纸，亦未可知。徐馆发现的《四书章句集注》，印纸既似世綵堂韩柳集，是否也产自江西，不敢断言，但纸质甚好则是事实。

徐馆发现之《四书章句集注》，钤有“席鉴之印”、“席氏玉照”、“别字萸山”、“赵宋本”等印记，表明该书曾是席鉴家的插架之物。席鉴字玉照，号茱萸山人，江苏常熟人。国子生。藏书极富。常熟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陵替之后，席氏酿花草堂乃继起者之一。《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一部席鉴影宋抄本的《离骚草木疏》，谓“影钞字画结体在欧、柳之间，非工书者不能得此”。并谓此书钤有“墨妙笔精”、“席鉴之印”、“席氏玉照”、“虞山席鉴玉照氏收藏”等印记。乾隆皇帝还为此御题了一首诗，借以赞美此书。杨氏《楹书隅录》卷一著录汲古阁影宋抄本《五经文字》三卷，并谓：“影宋精钞本，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一册，共一函。”又谓其“影摹工雅，楮墨精良”。此书后归席氏所得，钤有“赵宋本”、“墨妙笔精”、“希世之珍”、“席氏玉照”、“席鉴之印”、“虞山席鉴玉照氏收藏”、“酿花草堂”等印记。这些情况均说明席鉴确是清初一位重要的藏书家，徐馆所发现之《四书章句集注》尝为他所珍藏，自添几分珍贵。尤其是席氏已将“赵宋本”圆印钤盖上去，表明他已审定此书为宋本。前边已说此书有若干卷是影宋抄配，其影钞之工致，确可谓墨妙笔精，毫厘不爽，毕肖宋刻。字画结体确在欧、柳之间，盖即出自席氏之手，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