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华亭义塾刻本张洽《春秋集注》的发现

宋华亭义塾刻本张洽《春秋集注》的发现

1989年，辽宁省图书馆韩锡铎、王清源二同志在清理他们的普通古籍时，发现了一部《春秋集注》，怀疑是宋刻本，并疑其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此书宋刻本为相同版本，于是他们来函描述他们所藏此书的版式行款及卷前附件，要求与国图所藏进行核对。其时我是国图善本部主任，对兄弟馆要求一向竭尽全力予以满足，因而携函下库给予认真核勘。结果发现这两部书确属相同版本，因而致函回复韩、王二人，告知他们所咨询之书确是宋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实施，该馆将此书申报，参与珍贵古籍评选，被录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为进一步确认其版本的真实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门派人前往鉴定，结果确是一部完美的宋刻本。

一、张洽及其所著《春秋集注》

张洽（1161—1237）字元德，临江之清江（今属江西）人。洽少年颖异，长师从朱熹，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若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卷十六《内业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之意，以为自己读经穷理之要。朱熹尝与黄榦嘉其笃志，并说“所望以永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宋史》四三〇《张洽传》）。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登进士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参军，寻知永新县，通判池州，皆有善政。理宗端平初年，以多人举荐，召赴都堂审察，洽则称病不赴，乃除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帝数问左右洽何时可到任，将以说书待洽，洽固辞，遂除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1237），以疾乞致仕，同年十月卒，享年七十七岁。卒后一日，除直宝章阁。谥“文宪”。

洽自少年为学、用事即专心致志，故以“主一”名其斋。平居与常人无异，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所交皆当时名士。所著有《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地理沿革表》及此《春秋集注》等。

张洽是朱熹的高足，思想自然摆脱不了理学的桎梏。但学问淹洽，学风严谨，故其解经之作在封建社会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他的《春秋集注》，“乃能析三传之异同，溯关洛之本统，仿文公朱先生《论》、《孟》集注，泛取先儒之至当精义，而间附以己意，集为书十一卷、《纲领》一卷……抑以补师门之所未备……公于《春秋》又有《集传》二十八卷、《左氏蒙求》一卷，《集注》最晚出，屡经删润，尤号精密”（宋宝祐三年临江郡庠刻本《春秋集注》方应发后序）。因知《春秋集注》乃张氏后出转精之作，所以早在张氏《春秋集注》版行之前的端平元年（1234）八月，尚书省便札付临江军，称：“访闻临江军新宫观张秘著居家力学，多有著成书，有裨治道，可备乙览。须议指挥右札付临江军，令守臣以礼延请，寻访件目，差能书吏人，赍纸札如法誊写，就委本官点对无差误，并缴申尚书省，以凭投进。”（此书卷前牒文）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宋代，个人著作能进呈御览，或下史馆、秘阁收藏，那是无尚光荣的际遇。张洽《春秋集注》得到如此礼遇，常人理解会是欣喜若狂。可是张洽于是年九月见到牒文以后，却十分冷静，并立刻回复一道呈请修订的状文：“洽旧尝著《春秋集传》、《春秋集注》及《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虽已粗成篇帙，其间亦有未曾修改定本。今来忽准朝旨，令行缴纳……其在草野愚儒，虽知非称，其敢以芜陋为辞！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允当，却容赍本申纳。”（华亭义塾本此书卷前状文）适见张洽非但没有受宠若惊，飘飘然，昏昏然，而是头脑清醒地请求重新修改删润，俟文义允当，再行誊写投进。表现出一名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经过将近一年的笔削加工，于端平二年（1235）七月，才正式将《春秋集传》、《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及此《春秋集注》三书投进，并专门写了一道进书状。

书上之后，张氏又很快补写了一纸申明讳法的小帖子，补报誊录这些书时对讳字是如何处理的。帖子称：“洽照得绍兴间侍讲给事胡公被旨纂修所著《春秋传》，书内本文及已见援引它书有犯渊圣御名及本朝庙讳，并不改易本字，但缺点画，为字不成，覆以黄纸。今来洽所缴申三件书内有与前项事理一同，虽昨来不曾申明，辄敢冒昧遵用绍兴已降指挥体例，并依本字修写，覆以黄纸，以彰圣朝尊经术，开不讳之圣德。”（华亭义塾本此书卷前帖子）可知此人办事之认真，态度之严肃。

其后此书与胡安国《春秋传》一同立于学官，为举子必读之经，彻底扭转了王安石谓《春秋》为断烂朝报，废而不立，举子不读，学人不解的非正常局面。直到明初议定科举制度，仍将胡安国《春秋传》及洽《春秋集注》列于学官，与朱、蔡、胡、陈并行。至永乐间，翰林学士胡广奉命纂修《春秋集传大全》，用为科场程序，始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主，张氏《春秋集注》式微。清康熙以后，重为世人所看重。

二、现存《春秋集注》的两部宋刻本

《春秋集注》投进时的端平二年，张洽应该是七十五岁，再过二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他辞世后的第十九年，或者说是其书投进后的第二十一年，即理宗宝祐三年（1255），《春秋集注》始开板梓行，此为该书的第一个刻本。这个本子的刊刻机构是临江军学，实际操持刻书人是方应发。临江在宋代称临江军，治所在清江，也就是张洽的老家。方应发，字君节，南宋兴化军莆阳（今属福建）人。幼孤，感奋自立。稍长，有文名。淳祐十年（1250）登进士第，授职临江军。端宗景炎时由刑部侍郎，累官礼部尚书。可知他中进士后，确有几年在临江军做低级官吏，刻是书时，其头衔是临江军文学，所以他在后序中说“仆生晚，安敢以芜语系公书后！既刻于学官，因考其本末如此”。文学是“文学参军”的简称，常用作责降官、恩授官及纳粟官，地位极低，从九品，不经特许，不得掌事。其后序之所以如此谦恭，并非都是谦逊之辞，亦其地位所决定。北宋太宗时，卢多逊做宰相，他儿子卢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吕蒙正则向皇帝奏称：臣当年甲科及第成了状元，才只授九品京官。那些老于山林的才俊之士，终身未食天子之禄者更多。宰相儿子始离襁褓就授以高官，恐怕会遭到责难，请求跟我刚脱下民服开始当官时所授官品相同。帝采纳他的建议，自此，宰相儿子开始只授九品京官，并成为定制。方应发不过是一介村夫，第进士后授职低，从九品，在宋代十分正常。此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乃北宋以来国子监刻经书常用的款式，弥足珍贵。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已将其影印行世。

第二个刻本即德祐元年（1275）华亭义塾刻本，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有卫宗武刻书序可证。为防止这篇序文日久散佚，现将之全录于此：“尝闻之程子云：‘看《春秋》有法，以传考经，以经考传。’今观主一张君《集注》，纂传文载于经上，而系以诸家之说，使学者开卷，笔削之法了然在目。固已得伊川先生之遗意，而又间附以己见。索幽阐秘，研精极微，有前人论著之所未到。犹之聚宝为器，益以零金碎玉，而加追琢之工，后有作者不可及已。其间如论楚之救郑，既不书救，又贬称人，以鉴夷狄之不足进。至吴之救陈，既不书师，复不书人，以见世变之益可哀。他如于公如京师而继之以伐秦，而谓臣礼之仅存者不可废，臣礼之不专者为可贬，而两寓其旨。于葬蔡景公，而继之以宋灾，故而谓用变例以迭书，虑中国之沦胥于夷，而三致其意。若此之类，发明为多，皆能沉潜书法之妙，体认史外传心之蕴，不为无补于圣经。苟无得于此，则若荆公惟见其为断烂朝报耳。二百四十余年褒贬之笔，夫子之志不几泯。夫此书惟临江有刊本，遭毁之后，董克翁以录本示予，谓不可不寿其传，故锓梓于华亭之义塾云。德祐乙亥菊节后学卫宗武谨书。”可知华亭义塾刻此书时，并非直接祖于临江军学刻本，而是董克翁的过录本。从现存华亭义塾本卷前所附之临江军牒文、端平元年八月尚书省牒文、同年张洽复状、九月又状及小帖子看，这个过录本似应来自临江军学本，因此，华亭义塾本与临江军学本应属同一系统本。

卫武宗，字淇父，号九山，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南宋理宗淳祐间（1241—1252）尝历官尚书郎，出知常州。后罢归，闲居三十余年，以诗文自娱。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张之翰曾为其《秋声集》写序，谓：“始余为行台御史，道松江，会九山卫公洎其子谦，才一杯而别。后十年来牧是郡，访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见《四库全书》本《秋声集》卷前张序）从其写序的至元三十一年前推十年，应当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即是说至元二十一年张之翰来守华亭时，卫宗武的墓草已六经寒暑，六有枯荣，由此可以推知卫氏谢世当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即宋亡后十年。卫氏世系虽难稽考，但张之翰序中说他“起乔木世臣”，可知亦是官宦之后，因而其文采风流仍不失故家遗范。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其有《秋声集》八卷，后散逸。清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诗文、序记、墓志、杂著若干，厘为六卷。今检该集卷五序文，则无此《春秋集注》之刻书序，因此辽宁省馆发现的这一部《春秋集注》，其卫序就成了单篇孤帙，不仅可补《秋声集》之阙，亦成为我们判定此书版本的唯一证据。

华亭义塾，始建于咸淳元年（1265），初名书院，归属于华亭郡邑。其时书院悉隶于朝，由朝廷指派进士出身的人充任山长，以课生徒。卫宗武《重修义塾建夫子祠堂记》曰：“窃稽往古，合二十五家子弟教于闾之左右，谓之塾，遂以塾名，不敢僭也。”（《四库全书》本卫宗武《秋声集》卷五）表明刻此书时，华亭义塾建塾不过十年，正是方兴未艾之际。宋时各府州县的官学，乃至于书院，多数都参与刻书，华亭义塾刻张洽《春秋集注》，亦宋时风气使然。

三、华亭义塾本《春秋集注》的存世情况

华亭义塾本张氏《春秋集注》，除辽宁省图书馆所发现的这一部之外，就目前所知，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收藏。国家图书馆将其著录为“宋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其著录为“端平二年临江军学刊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原是天禄继鉴之物，以其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印记可证。今检《天禄琳琅书目后编》，非但著录了此书，并且有关于此书的描述：“明初定科举制，《春秋》用胡安国传及洽集注，此书列于学官，与朱、蔡、胡、陈并行。后来学者日趋简便，遂废不行。惟通志堂有新刻。似此宋本，稀如星凤矣。”可知天禄琳琅是非常看重此本的。但由于这部书上原有的卫宗武刻书序已逸，彭元瑞等馆臣编目时只能依据书的版式风格、字体风貌、印纸墨色等，将其笼统地定为“宋刻本”。据《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记载，明初“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说大体与之一致。

此书还钤有“天游轩印”。考“天游轩”乃明代钱仁夫的藏书楼，钱仁夫，字士弘，号东湖，常熟人。弘治进士，历官工部员外郎。宦官刘瑾擅权，钱氏以疾引归。后刘瑾诬捕朝野有清望者，人始服其明决。钱氏幼嗜性理之学，喜藏书，好著书，工书画。有他的藏印，表明此书在明代尝为钱仁夫插架之物。钱氏尝嗜性理，注重经学，搜存此书，正当其用。有此钤章，自添雅韵。

又钤有“朱印子儋”朱文方印。朱子儋即朱承爵，子儋是其表字，号舜城漫士，又号左庵，又自署盘石山樵，江阴（今属江苏）人。生于成化六年庚子（1480），卒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其人为文古雅有思致，诗亦清丽，尤工笔翰。又精鉴别古物书画，所积鼎彝、名画、法书、古墨不下千品。亦喜藏书，尤嗜宋刻。明代江阴有两位藏书名家，一位是得月楼李鹗翀家，居县东赤岸；一位就是朱子儋，居县西舜城。此书经他庋藏，并钤有藏章，亦自添文物气氛。

这样一部递藏有绪、稀如星凤的宋版书，自明代经天禄琳琅，再到国家图书馆，始终著录为“宋刻本”，原因就是失去了卫宗武的这篇刻书序，令人无法据考其到底刻于何时何地。故辽宁省图书馆此书的发现，不但能够解决他们自家所藏此书的版本问题，也使国图此书的版本随之而得以解决，其价值确是“稀如星凤”。

还有一部华亭义塾本张氏《春秋集注》，原亦是天禄琳琅旧物，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著录，此书每叶二十行（即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中缝上记大小字数，中记春秋卷次及叶次，下记刻工名。所记刻工有谅、圭、中、玉、巳（玉、巳二字疑为“玘”字）、诜。书中玄、匡、徵、贞、讓、恒、桓、完、慎、惇、敦等字皆缺笔避讳。卷前亦有端平元年八月尚书省牒札、九月临江军牒文、张洽复状、小帖子及端平二年七月张洽投进状等。钤章除天禄琳琅几玺外，又有“摛藻堂藏书印”、“平阳季子之章”、“平阳季子收藏图书”、“天光云景”、“沅叔审定”等印记。

今检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此书，版式行款与之全同；刻工全同；讳字全同；天禄琳琅藏印全同，所不同者，只是辽宁省馆这一部没有“摛藻堂藏书印”、“平阳季子之章”、“平阳季子收藏图书”、“天光云景”、“沅叔审定”五印记。然较其多出来者，却是前边全文引出的德祐元年卫宗武的那篇刻书序。这篇序不仅有力证明辽宁省馆那一部是南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亦可证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此书，亦都是德祐华亭义塾刻本。

窃意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所以将其所藏此书定为“端平二年临江军学刊本”，一是其书失去了卫宗武的刻书序，令他们丧失了具体的考定依据；二是轻信了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目录》的审定意见。检《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目录》，确有“《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刊本”之载。然而到经部一著录此书时，藏园主人却又将其审为审“宋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2009年版均如此著录。整理者傅熹年先生因尊重其先大父原稿，不做任何轻易改动，这是谨慎从事的严肃表现。其实《目录》中的版本著录，与正文中“宋刊本”的审定，已经反映出傅老先生版本判定上的思想变化。而变化的本质，是对将此书定为“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刊本”产生了动摇；而动摇的本质，则是如此具体的著录缺乏过硬的考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此书时尊重前辈意见，继续将此书定为“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刊本”，亦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再随意添枝加叶，将傅氏所定“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刊本”，毫无根据地改成“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学刊本”，这个“学”字的添加大概完全是出于想象。

前边已经说过了，张洽《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的确有过临江军学刻本，但它的开雕并不在端平二年（1235），而是在其后的二十年，即理宗宝祐三年（1255）。此本今即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方应发后序可证。此本为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与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的版式行款迥异。傅增湘之所以初定华亭义塾本为“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刊本”，其理由大概是因为卷前有端平二年七月张洽再次删润此书蒇事之后的投进状；加上又知道确实有过临江军刊本，且开版宏朗，頗具官刻气派，于是便将这几者联系起来，因而产生了上述的审定意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沿袭傅氏之说，理由盖亦如此。现在有了辽宁省馆的新发现，并且带有德祐元年卫宗武的刻书序，可以解决中国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宋刻本”的笼统；可以澄清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为“端平本”的迷雾；并且向世人申明宋华亭义塾刻本张氏《春秋集注》存世尚有三部，两部在大陆，一部在台湾。《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已将国家图书馆所藏宝祐三年临江军学刻本和辽宁省馆所藏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仿真影印，版本传承已无再失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