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四书章句集注》

小议《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从其产生起，影响中国几百年。直到今天，在国学热的气氛中仍在产生影响。介绍、阐释它的专著、文章也层出不穷。下面仅就个人所知，也谈一点有关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方面的话题。

《四书章句集注》出现前的四书情况

《汉书·艺文志》在《春秋》类后、《孝经》类前著录《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其中纯粹属于《论语》者，有《古论语》二十一篇，《齐论》二十一篇，《鲁论》二十篇、《传》十九篇，《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表明西汉时不但有《论语》在流传，而且有多家传注，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

到《隋书·经籍志》，则将《孝经》与《论语》在部居上颠倒了位置，使《孝经》居前，《论语》居后，表明此时人们对《孝经》与《论语》的理解有了新的看法，并著录各种注解的《论语》二十六种。其后由唐至清，在《论语》这部书上下工夫并形成专著者，不计其数。就是朱熹本人，在正式为《论语》作集注之前，于隆兴元年（1163）先作成了《论语要义》，接着又作成《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又进一步加工，作成《论语精义》，最后才为《论语》作集注。此为《四书章句集注》出现前《论语》的简单情况。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孟子》十一篇。《隋书·经籍志》亦在儒家类著录赵岐注《孟子》十四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孟子》七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隋志》。到《宋史·艺文志》，又增添著录陆善经《孟子注》七卷、王雩注《孟子》十四卷、蒋之奇《孟子解》六卷。朱熹本人在为《孟子》作集注之前，也是先作了《孟子精义》，后又改名《孟子集义》，最后才作《孟子集注》。此为《四书章句集注》出现前《孟子》的简单情况。

《大学》一书，前举的史志目录虽不见著录，但到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司马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宋史·艺文志》还著录了吕大临《大学》一卷。表明早在朱熹之前已有人将《大学》从《礼记》中摘出加以诠释并单独行世了。

至若《中庸》，则早在《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至《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南朝宋散骑常侍戴颙撰的《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另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至《宋史·艺文志》则著录有胡先生《中庸义》一卷、程颢《中庸义》一卷、吕大临《中庸》一卷、乔执中《中庸义》一卷、游酢《中庸解义》五卷、郭忠孝《中庸说》一卷。这些著作大概都早于朱熹为《中庸》作章句。可见，简单说“《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是《大学》与《中庸》早在《礼记》产生之前久已行世，到西汉时被戴圣收入《小戴礼记》，才成为《礼记》中的篇章。朱熹为《大学》、《中庸》作章句时，其原文是不是一定从《礼记》中摘出，已很难判断。退一步讲，即便真是宋朝人将这两篇从《礼记》中摘出，最早的也不是朱熹。清人毛奇龄《经问》卷三载：“宋仁宗于戴《记》中表出《大学》、《中庸》二篇，以赐王尧臣、吕臻，遂开一代理学之始。”可见从《礼记》中表出《大学》、《中庸》两篇并命人加以训释而单行者，是北宋仁宗。朱熹为这两篇作章句，不过是北宋以来对这两篇著作格外加以重视的继续和发扬。

朱熹为什么要为《四书》作章句集注

有人说“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修改《四书集注》”，是为了贯彻他的“道统”思想，其实也未必有这么严重。朱熹长孙朱鉴编撰的《朱文公易说》卷十八，记载有人问朱熹怎么看《周易》，朱熹答云：“未好看《易》，《易》自难看。”并说“《易》本因卜筮而设，推原阴阳消长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讲解，失圣人意处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费多少时光！不如且先读《论语》等书。某枉费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同卷又载朱氏尝说：“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清人程川所编的《朱子五经语类》卷二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并引证朱熹的话说“《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朱熹还在自己的《晦庵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刻四子后》中说：“自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可见朱熹之所以强调要先读这四种书，没有什么更深奥的意思，只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更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治经道理。

上述这些记载反映了朱熹两个读经主张：一是他认为《周易》的性质，乃卜筮之书，是用来“推原阴阳消长之理”和“吉凶悔吝之道”的高深著作，开始就读它，“未易”，“未好看”。不如先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种书。原因是“《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见《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表明他认为《论语》、《孟子》反映了《六经》的精神要旨，若真能读懂读通，则《六经》可不治而自明。这显然是要为士子们找出一条读经的门径。二是朱熹认为《大学》，乃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说：“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于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见《四书章句·大学章句序说》）又说：“《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功之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工之处。试考其说，就日用间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别，见得世间一切利欲好乐皆不足以动心，便是小小见效处也。”（《晦庵集》卷五十八《答宋深之》）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大学》作章句，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初学入德之门”，以及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

朱熹又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说》）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中庸》作章句，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接受孔门心法的传授途径。众所周知，朱熹不仅是经学家、理学家，更是教育家。教育家的职责，就是要使广博渊深的儒家经典与儒家思想传承下去。要传承，就要学习，就要教授。要教授，要学习，就要有教授的方法和学习的途径。所以他说《易》“不是教人的书”。而《大学》才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才是“孔门传授心法”的捷径。这恐怕是朱熹以毕生精力撰著《四书章句集注》的主要原因。这是教育家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至于在为四书作章句集注的过程中要贯彻他的“道统”和“理学”思想，这是必然的，是无须讨论而自然可知的逻辑。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排次序

有文章说：“《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将《大学》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后才是《论语》、《孟子》。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先学《大学》，然后再学其他。《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好像四书的编排次序早在朱熹时就已经排定，并且“颇具深意”。其实，也未必有这么复杂。

前引《朱文公易说》卷十八，记载朱子两次谈到读四书时，都是说：“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又说：“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到《晦庵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子》中又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虽然将《中庸》调到了《孟子》之前，但仍不是后来所说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次序。朱熹的这些说法和排法，是真的具有深意还是随便说的，不敢主观臆测。但若真有深意，则怎么也不会把《中庸》放在四书的最后，也不会简单地将《中庸》调至《孟子》之前就算了事；若无深意，那就是朱熹在回答问题时随意说出的次序，未必认真思考过这四种书到底谁该在前谁该在后。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引证程子话说：“《大学》之书，孔氏之遗书。”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在《论语集注序说》中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又引证程子话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而在《孟子集注序说》中又说：“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可见朱熹对孔子、曾子、有子、子思、孟子等人的师承授受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可他为什么置这种关系于不顾，硬是两次说出上述那种次序呢？原因可能跟当时集注章句这四种书的成书时间不一和出版形态有关。

朱熹为《论语》、《孟子》作集注，为《大学》、《中庸》作章句，并不是完成在同一个时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朱熹完成了《论语》、《孟子》的集注；十二年后，也就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才又完成《大学》、《中庸》的章句。史载他在完成《大学》、《中庸》章句的第二年，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就到福建漳州去做官，其《四书章句集注》就在当地付梓了，这大概是这四种书开雕的第一个版本。只可惜这个版本久已失传，究竟是四种书同时付梓，还是只刻了其中某两种，今已无法言其状况。不过从现存最早的宋版《四书章句集注》看，漳州本大概仍然应该是四种书各有起讫、可以各自单行的状态。

现存最早刻本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宋嘉定十年（1217）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1240）淳祐八年（1248）十二年（1252）递修的《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可见这两种早完成的书便也就早被付梓开雕了。而出版的形态，是各有起讫，并可以各自单行。待到淳熙十六年《大学》、《中庸》章句完成后，当涂郡斋于淳祐十二年刻梓时，卷端上题仍是“大学”、“中庸”；而下题则分别是“朱熹章句”。仍是各有起讫，并可各自单行。这种刻不一时又能各自单行的出版形态，还有什么编次可言！所以朱熹在谈到这四种书时，并未过多注意它们的排次。后来之所以出现排次盖有两大原因：一是出版者以《大学》、《中庸》篇叶无多，规制较小，印成后将两书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之前，因而形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次序。这纯粹是技术问题，谈不到什么“深意”。《四库全书·四书章句集注》提要说四书“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后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证实了这一点。二是到了明代，《四书集注》不但成了士子必读之书，也成了国家科举考试命题和阅取的解释标准。既然官方如此看重四书，所以就想提高它的严肃性，因此又以四书之成书早晚重新加以排列。《大学》以是孔子遗书或曾子述作的原因，故排在最前边；《中庸》是子思的作品，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孟子的老师，当然既不能排在《大学》之前，也不能排在《孟子》之后，所以也就移到了《论语》的前边，因而也形成了与出版家相同的排列顺序。《四库全书·四书章句集注》提要还称“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面对如此的事实，一定还要说《四书》的排列顺序颇具什么“深意”，恐怕就难免穿凿附会了。

《四书章句集注》现存最早的版本及其书名

前边说过了，《四书章句集注》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宋嘉定十年（1217）吴柔胜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1240）、淳祐八年（1248）、十二年（1252）递修的《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淳祐十二年（1252）金华马光祖当涂郡斋刻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一卷。这四种书今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大学章句》后镌有淳祐十二年（1252）壬子金华马光祖的刻书跋，称：“当涂旧有文公《语》、《孟》集注，注与本文皆大字，于老眼为宜，盖正肃吴公所刊，见谓善本。”这里的“正肃吴公”指的应当是吴柔胜。

《宋史》卷四百《吴柔胜传》谓“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今安徽宣州市）人。幼听其父讲伊洛书，已知有持敬之学”。又说他“不妄言笑，长游郡泮，人皆惮其方严。登淳熙八年进士第，调都昌簿。丞相赵汝愚知其贤，差嘉兴府学教授。将置之馆阁，会汝愚去，御史汤硕劾柔胜尝救荒浙右，擅放田租，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学，不可为师儒官。自是闲居十余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迁国子正，柔胜始以朱熹四书与诸生诵习，讲义策问皆以是为先”。可见在学术思想上吴柔胜与朱熹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朱熹理学的自愿传播者，这是他后来在当涂郡斋主刻《语》、《孟》集注的思想基础。

考康熙《太平府志》，在《名宦传》中记载“吴柔胜嘉定十年以朝奉郎知太平州，次年，转朝散郎直文华阁。谥正肃。”表明嘉定十年（1217）吴柔胜确曾在太平州做过官。而太平州的治所就在当涂（今属安徽）。这使吴柔胜有了刻书的权力与机会，于是在知太平州的当年，即主持刻印了《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孟子》集注，故此两书之版本确应著录为“宋嘉定十年吴柔胜当涂郡斋刻本”。表明这时他对朱熹的四书已不仅仅满足于先前的教习诸生，而是将朱熹四书中的《语》、《孟》集注上版梓行，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力度，借以扩大它的影响。淳祐十二年马光祖刻书跋还称：“光祖应竭来攸守，依仿规制，取《中庸》、《大学》章句并刊之，足成《四书》。《语》、《孟》岁月浸久，间有漫灭，就加整治。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老少，皆不可一日废。熟读玩味，则施之行事，其有不敬且畏哉！淳祐壬子孟秋朔旦，金华马光祖敬识。”表明《四书章句集注》是在两个不同时段里先后刻成的。第一个时段，是嘉定十年吴柔胜官太平州时，首先将《论语集注》十卷《序说》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说》一卷刻于当涂郡斋。第二个时段，是三十五年后的淳祐十二年（1252），金华马光祖来守太平州时，又依仿当年吴柔胜刻《语》、《孟》集注时的版式规制，刻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与此同时，马氏还取用吴刻《语》、《孟》集注旧版加以修补整治，与新刻《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同时印刷，足将四书归于一体，故其版式字体、印纸墨色浑然天成，若是不知道上述刻版修补经过，实难加以区分。

关于《四书章句集注》这个名称，本书并没有这么个总冠名，也不见宋代书目著录。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朱熹《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又著录有朱熹的《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而绝无《四书集注》或《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载他曾为朱熹伪学之案“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这是《四书集注》之名出现的较早记载，但也只是口头之说或行文用语，尚不是严格的目录著录。清乾隆重修《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七记载祝穆之子祝洙尝撰《四书集注附录》，且由宰执将其书进呈，从而授赠太学博士之事。本《通志》卷一百九十艺文志亦同时予以著录。其后的《千顷堂书目》、《经义考》亦相继加以著录。这些著录虽有《四书集注》之名，但它是在朱熹四书基础上又衍绎出来的新书，尚不是目录专书单独著录的《四书集注》。

《元史》卷一百八十九《许谦传》，谓许谦尝“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这是较早出现的《四书章句集注》之名。《日知录》卷十四谓“以今论之，惟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也是较早出现的《四书章句集注》之名。但这些仍然是在行文中出现的书名，尚不属书目正规的著录之名。《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并著录《四书章句集注》，书名虽袭用了历史上的贯称，但其所录之书，《大学》、《中庸》卷端上题仍是只题《大学》和《中庸》，下题则分别是“宋朱子章句”。而《语》、《孟》两书卷端上题仍是《论语》和《孟子》卷几，下题则仍是“宋朱子集注”。真正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名在目录著作中加以正规著录究竟始于哪部书目，虽一时难以说清，但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此书的来源可知，最晚大概不会晚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国图此本原是铁琴铜剑楼的插架之物，《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六著录了此书，其名即是《四书章句集注》，并说：“是本为诸家所未见，故并无题识及收藏印记，而间有妄加涂改之处，然楮墨完好，字大悦目，真宋刊之上品也。”可知此本在进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前未见其他著录，因而推测最早以《四书章句集注》为题名著录此书者，即是铁琴铜剑楼。前边曾经说过，嘉定十年吴柔胜当涂郡斋刻本的《论语》、《孟子》，其卷端上题分别是“论语卷第××”，“孟子卷第××”；而卷端下题则分别是“朱熹集注”。淳祐十二年马光祖当涂郡斋刻本的《大学》与《中庸》，其卷端上题是“大学”和“中庸”，而卷端下题则分别是“朱熹章句”。这里的“集注”与“章句”，分明都指的是著作方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简约为“四书”，再将为《大学》、《中庸》所作“章句”，为《论语》、《孟子》所作“集注”拼合成“章句集注”，再与“四书”合并而成《四书章句集注》，这实在是一种不合著录规则的操弄。但历史就这么延续下来了，人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自然。

所谓“集注”，意即集众人之注释；所谓“章句”，则是以训解章句的方法来完成解经的目的。“章句”原是章节与句子的合称。《文心雕龙·章句篇》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可见章是文章的段落，句是文章中最基本的语义构成成分。根据文章中每句每段的内在含义加以诠释，就称为章句之学。在汉代，由于注家多用分章析句的方式来解说古书的含义，于是便形成一种流行的著作体。朱熹注解《大学》和《中庸》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后人将著作方式放在书名里另立名称，绝非朱熹的原意，编目者也不应该如此的改头换面，造成混乱，给人们造成好像宋代就有了《四书章句集注》之名的假象。不过，瞿镛编制《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之前久已有此说法，他袭来作为书名正规加以著录，我们今人也无须过多指责。因为早在清咸丰七年（1857）《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就已编完，并请宋翔凤为之写序。那么早的书目，绝没有今天编目著录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