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图书馆所藏标抹本《四书章句集注》考略

南京图书馆所藏标抹本《四书章句集注》考略

2011年南京图书馆报来一部带有句读、标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刻本，参与珍贵古籍评审。因其版式风貌不似元刊而类宋刻，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人专程前往南图作进一步考察。此书每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刻刊工姓或名。有句读，重点文句右旁镌刻标抹。行疏字朗，字体端庄，一派宋版书气象。

一、何为标抹

朱氏《四书章句集注》问世之后，影响日深，版本迭出。为了进一步指导阅读，有人又对《四书》中重点文句加以特殊标识，于是出现了粗黑的墨线“标抹”，用以指示读到此处当特别留心注意，反复体会，以理解其深奥圣意。反映在雕版印书上，则是指在书写版样时于重点文句旁仍以粗黑墨线加以标识，而版样上版刻梓过程中对这种标抹线同样加以刊雕保留，故印出书叶后某些文句右旁即呈现出一些长短不同的粗黑墨线，古人将这种标识性的粗黑墨线即称为“标抹”或“旁抹”。

标抹现象的出现，盖始于南宋中后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古文关键》二卷，谓“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注释标抹，以教初学”。这大概是有关“标抹”一词的最早记录。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的缘起及成书经过，史未明书，无以探其究竟。不过他中进士在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而他英年辞世在淳熙八年（1181），这中间不过十八年。而在这十八年中，他于淳熙四年（1177）至淳熙六年（1179）承诏辑选了一百五十卷的《皇朝文鉴》，并因此积劳成疾。有辑选《皇朝文鉴》的先期成果，又养病有暇，此时编选《古文关键》亦未可知。《宋史》本传说他“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也透露了一点他此时选编《古文关键》的可能性。而这段时间的期限，不过是从淳熙六年的正月，至淳熙八年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因为淳熙六年正月，《皇朝文鉴》才最终进呈，了断了一桩承诏辑撰之事，也才有暇选编《古文关键》。

《古文关键》是一部范文选集，选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等人之文凡六十余篇。并“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古文关键》提要）。今检此书，总论中首先提出的是《看文字法》，其下指出“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接下去是“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再往下是“论作文法；论文字病”（出处同上）。分明是遴选范文，加以指点评论，从而指导人们读文、品文、作文，是典型的文论、文评性质的作品，所以《宋史·艺文志》将其类归在文史类的诗文评中。《四库全书》收录《古文关键》时用的是明嘉靖刻本，已无标抹墨线，所以四库馆臣说：“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板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可知到明嘉靖时，刻书家或已不懂宋人标抹的含义，镌版时有意将其删削；或嫌行线细而标抹粗会增加镌刻难度，费工耗时，增加刻书成本，故有意将其删削。总的是明代以后，这种带有标抹的书刻就不再流行了。《古文关键》开刻书带标抹之先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这类脍炙人口的经学著述则紧随其后，刻时镌印标抹、句读，南京图书馆申报评审珍贵古籍的《四书章句集注》，就带有这样的标抹、句读，且版式规制、字体风貌、印纸墨色等极类南宋刻书的风格，因而产生了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刻本的疑问。

二、几种前人的鉴定意见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七，有《四书集注》跋文两篇，其一曰：“右《四书集注》，其句读、旁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盖今最善本也。刻板在常州府学。此集六册，永乐十年二月余奉命考会试，常州府学教授金原祺时预同考，余从求而得之者也。其刊刻亦间有错误。”其二曰：“右《四书集注》三册，刻板在鄞，句读一用黄勉斋法。又有熊勿斋标题，便于学者，盖善本也。”

两跋中第一篇所描述的《四书集注》，似与南京图书馆报来的这部《四书章句集注》版本有关。跋中所说他当时见到的此书，其句读、旁抹的方法，是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而被取法的黄氏指黄榦，南宋人，是朱熹的女婿和嫡传弟子；何氏指何基，南宋金华人，受业于黄榦，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氏指王柏，南宋金华人，是何基的门人，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张氏指张字达善，宋末元初四川人，师从王柏，是朱熹的四传弟子。足见句读、标抹之法在南宋确实比较流行，否则就不足以为后世所师法了。

跋中还有“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之语，很重要。张师曾字叔舆，张师愚之弟，元代后至元中曾编撰过《梅尧臣年谱》，延祐、天历中尝领乡荐。这样一个人若参与了《四书集注》的校勘并撰有《音考》，则是书之刻，通常怎么也不会再是宋刻了。且刻工头人是平江章有常，平江就是苏州，离常州仅咫尺之遥，领人到常州府学佣工开雕《四书章句集注》，亦是情理中的事。且此书的字体风格，亦是宋时江苏地区刻书的风貌。所以若定此书为“元常州府学刻本”，理论上、文献上、逻辑上都是十分顺畅的。且据瞿冕良所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记载：“章有常，元天历间平江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中庸章句》（常州府学本，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则此书之刻在有元一代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结论。

此书进入南京图书馆前身即江南图书馆之前，乃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故此书卷前有丁丙跋文，云：“《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元刊宋本。袁又恺藏书。”后边则续引上述杨士奇《东里续集》跋文，并说：“此则句读、旁抹、音考一一吻合；《中庸》末有‘平江章有常刊’六字，其为常州版所出无疑矣。”可证丁氏所题“元刊宋本”之意，是说此本为元代据宋本所翻刊。

然而，此本莫友芝、傅增湘均见过，并且都留下了鉴定意见。莫氏意见记录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经部四书类，云：“《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钱塘丁丙收一本，亦七行十五字者。经注句读有旁抹及方圆围，其文字异今本处，与吴志忠所言宋本大同。序后及每卷末皆附《音考》，于名物制度亦有补益，盖宋元翻刻所加，当在用以取士后也。其《音考》字较本书圆活。同治丁卯秋，客杭州见之。”

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是说序及每卷后的《音考》“盖为宋元翻刻所加，当在用以取士后也”。众所周知，元代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在元仁宗皇庆三年（1314）八月以后。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再次提出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申奏，并建议“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十一月仁宗下诏“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之后，才决定从《四书》中出题，并取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阐释依据，于是朱氏《四书章句集注》复加盛行。莫氏说《四书章句集注》序和每卷之后的《音考》，“当在用以取士之后”，指的就是元仁宗恢复科举取士之后，所以他才说《音考》盖在宋元翻刻《四书章句集注》时才加上去的。第二点是他说“《音考》字较本书圆活”，也就是说他认为《音考》字体与《四书章句集注》正文字体不同，《音考》字体比正文字体圆润柔和。这大概也是莫氏认为《音考》是后加上去的原因所在。

傅增湘再见此本，是在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江南图书馆，这次再见时审定的意见，著录在他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检中华书局2009年版《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经部四书类题解云：“《四书集注》二十八卷，宋朱熹撰。宋刊本。半叶七行，行十五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大小分记），下记刊工姓、名。钤有‘项氏少溪主人子信□周所藏’（白）、‘万卷堂印’（朱）各印，及钱塘丁氏印、刘彦冲藏印。按此书大字精善，审其刀法，或出自豫章。江南图书馆所藏。”这里明白无误地将此书审定为“宋刻本”了，并说“大字精善”，“或出自豫章”。也就是说傅氏不仅将之鉴定为宋刻，而且认为可能出自江西。收藏单位是江南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前身。莫氏认为《音考》是宋元翻刻《四书章句集注》时加刻上去的，显然认为《四书》正文是宋或元时所翻刊。傅氏则毫不犹豫地将其审定为“宋刊本”。

三、本人的推测性意见

莫友芝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大家，其《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至深；傅增湘是清末至民国年间最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之一，一生经眼和所藏之书不啻万种，版本鉴定水平世所公认。我本人向来尊重前贤，却也从不迷信任何人的意见。但关于此书的版本审定，我认为莫、傅所说实应深加考虑。

首先，此书的版式风貌，如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或名，白口，左右双边，以及行款字数、印纸墨色等，确是宋版书的风格，而不是常见元版书的风貌，或说元刻本书中还没见过有如此风格者。莫氏说《音考》“盖宋元翻刻所加”，其意是说正文大概是宋或元时所翻刊，显然是将正文与《音考》分时审定的。而傅增湘在江南图书馆见此书时，则斩钉截铁地将其审为“宋刊本”。推其原因，大概也是从此书的版式风貌、字体风格、印纸墨色等方面入手的。我之所以认为《四书章句集注》是宋刻，也是它的整体风貌令我无法放弃它是宋刻的推定。

其次，书中遇徵、匡、恒、贞、桓、慎等字皆缺末笔，以示避讳，这也是南宋刻书常有的现象，特别是官刻，尤其如此。当然，元时刻书，特别是元初刻书，回避宋讳者并不稀见，但同时讳避这么多字，却也并不多见。当然也可以解释说此为元翻宋版，讳字照翻，似也能通。可是翻刻毕竟不是影刻，翻刻通常只能在版式、行款字数上一遵底本，而在字体及讳字上就无法尽遵原样。元代并不是没有讳法，只是皇帝的蒙文名字汉译之后，难以全文遇到，故刻书表现出来的几无讳字。然此书若真是元代常州府学所刻，性质应属官刻，官刻之书如此肆无忌惮地回避宋朝帝讳或祖讳，似也有些可疑之处。特别是说此书刻于元文宗天历年间，那就更难理解这么多宋讳字了。元代掌握全国政权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到天历三年（1330），已定鼎六十年，再过三十八年元朝就灭亡了。天历间刻此书时，已届元朝中后期，这个时候官刻之书还如此回避宋朝帝讳，的确让人生疑。这是我怀疑此书为宋刻而不是元翻的理由之一。

再次，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七有一篇《题程敬叔读书工程后》，说是：“某顷年在宣城见人谈《四书集注》批点本，亟称黄勉斋，因语之曰：‘此书出吾金华子，知之乎？’其人咈然怒而不复问也。盖自东莱吕成公用工诸书，点正句读，加以标抹，后儒因之……。”金华子是金履祥的雅号。金履祥字吉父，婺州兰溪（今属浙江金华）人。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是宋末元初人。事同郡王柏，并从登何基之门，专治朱熹之学。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大学疏义》、《中庸标抹》等著述。宣城人谈起《四书集注》不认这位金华子，仍“亟称黄勉斋”，也就是仍然极其称颂黄勉斋黄榦，吴师道认为不对，告诉他们此书不出于黄榦，而出于金履祥，宣城人则不以为然，并且怫然而怒，不再问及此事。足见宣城人见带有句读、标抹的《四书集注》，仍然认为是宋刻黄勉斋黄榦的作品，正反映出宋刻带有句读、标抹《四书集注》的普遍性和深远影响。待到元仁宗皇庆三年恢复科举考试制度之后，由于要在《四书》中出题，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原著更是重新被重视了起来，因而寻找宋刻原版，加刻《音考》于各卷之后，确是大有可能。

再次，此本每卷后所附之《音考》，字体相互一致，而与正文字体则风格迥异。莫友芝发现了这一现象，所以才说《音考》“盖宋元翻刻所加”，才说“其《音考》字较本书圆活”。莫氏所谓的“圆活”，其实指的就是《音考》之字结体圆润、笔势灵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元刻书中常见的赵字韵味。很难想象，若是《四书》正文翻刊与《音考》新刻同时进行，字体之间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别。这种差别似乎难以让人作出别的什么解释，只能沿着莫友芝所说的思路去加以阐述。我不是一定要沿袭莫友芝的旧说，也不是拿前贤大家来为自己服务，更不是借权威之名震慑别人。我实在认为《四书章句集注》正文是宋时所刻，而张师曾所作的《音考》则是在利用旧版重印《四书章句集注》时加刻上去的，所以才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字体。当然，如此说法，也许有人会拿出前引杨士奇《东里续集》“刻板在常州府学”之说质问作如何解释。解释可以有如下两点：

（一）杨士奇“刻板在常州府学”一说，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书版雕刻在常州府学，其意则当然是常州府学刻本；一种理解是所刻的书版收藏在常州府学，其意则当然是说常州府学藏有旧时所刻的书版。两者孰是孰非，杨士奇并未明确其说。即或就是雕刻在常州府学，他也并未申明什么时候刻在常州府学。况且常州，五代南唐时曾分江阴县置军，宋则属两浙路，就称常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升常州为路。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改元常州路为常州府。所以杨士奇所说的“常州府学”，既不指宋，也不指元，因为宋当称常州州学，元当称常州路儒学，他所说的常州府学只能是明代的常州府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其“刻板在常州府学”，其意就当指旧刻《四书章句集注》的版片收藏在常州府学了。果真如此，则这套旧刻的《四书章句集注》版片就不一定是元刊，而可能是宋刻了。

（二）杨士奇“刻板在常州府学”一说给后世造成很大混乱。首先是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他据杨氏此说，提出此书为“元刊宋本”，也就是元时翻刻宋本之意。

其次是皕宋楼主人陆心源，他在《元覆宋本四书跋》中说：“《大学》一卷、《中庸》一卷，题曰‘朱熹章句’；《大学或问》一卷、《中庸或问》一卷，题曰‘朱氏’；《论语》十卷、《孟子》七卷，题曰‘朱熹辑注’。《论语》版心或题‘晦庵吾注’，或作‘晦庵论语’；《孟子》版心间有‘晦庵注孟’、‘晦庵注孟子’等字。《大学》版心题‘晦庵大学’；《中庸》版心题‘晦庵中庸章句’。前有《刻四书凡例》，每卷后有《音考》。每页十四行，行大字十五，小字双行，版心有字数。凡一节之义、一章之旨、一篇之凡，皆有旁抹。经中衍文，依朱子《孝经刊误》之例，于字之外加圆圜，误字加方圜，主意字眼则加上下圜、左右直之圜。注中宋人避讳改用之字则加方圜。段则以画，句则以圜。盖元时常州刊本。其圜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音考》则宣城张师曾所为也。见杨士奇《东里续集》。”（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四，冯惠民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版）

陆氏这篇跋文中所说的《四书》，不仅带有《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与南京图书馆藏本不同，版心的题注也为南图藏本所决无，显然两者决非相同版本，可是也被陆氏扯到杨士奇《东里续集》那篇跋文上，并借以审定为“元时常州刊本”，这岂不乱了套！难道常州府学既刻南图藏本的带有《音考》的《四书章句集注》，又刻陆氏皕宋楼所藏既带有《或问》版心又带有不同题注的《四书集注》不成！

陆氏皕宋楼藏书于清末漂洋过海卖给了东瀛日本，此书亦随之而成了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插架之物。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傅增湘赴东瀛观书，在静嘉堂文库又见到了此书，并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记载：“《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一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一卷，元明间刊本。七行十五字，注文双行同，版心上方记字数。每卷后有《音考》。凡篇章节之首皆加旁抹，衍文加圆围，误字加方围，其他咸加标抹。”其后又加按语称“此书陆心源氏标为宋刊本。其刊工殊潦草，在元本中亦为下驷，断非宋刊也”。其实陆心源并未说是宋刻，而是说“元覆宋本”。傅增湘则将其审为“元明间刊本”，并说即或是元刊本，也是元本中的下驷。可知静嘉堂藏本虽然也是每版叶七行，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并且带有标抹，但与南京图书馆所藏之本绝非同版，两者不容混淆。

再次，是此本正文版面有断版痕迹，也有印得模糊之处，版与版之间，甚至同一版也有字体不一致的现象，而《音考》部分则无此类现象。说明正文原版有可能是常州州学在宋时所刻，而在元朝重印时随卷增刻《音考》，因而与正文形成字体不一，新旧不一。而对正文旧版则误者改，坏者修，因而也就形成同一版面而字体不一的现象。有的版面较模糊，则当是旧版重印固有的现象。

综合上述诸端记载与种种迹象，似乎可以推定此书正文是宋刻本，《音考》则是元代重印此书时所加刊，若果真如此，则此书版本似可定为“宋常州州学刻元增刊音考本”。但这只是推定，尚不是科学考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