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

2009年11月14日至16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古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借以庆祝《文献》季刊创刊30周年，并广泛开展文献学研讨。会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宣讲了《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一文，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神田高田的描述简述

高田先生的论文说：1936年夏，日本神田喜一郎曾访问德国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在该馆发现了宋版唐李鼎祚所撰《周易集解》十卷，共六册。1937年2月，神田氏在日本《书志学》第8卷第2号上发表《宋刊的〈周易集解〉》一文，报告此书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匡高七寸六分，宽五寸二分。版心上方镌鱼尾，下方镌“易传几”，再下有刻工姓名。字体遒劲，字大如钱，椠刻精绝，是宋版书的上乘。凡十卷，装成六册。卷首是李鼎祚自序，其次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解题，再次是李焘和鲜于侃序；卷末有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手书上版的后序，另附录魏王弼《周易略例》一卷，最后是计用章的后序。首尾完具，间有脱叶。宋乾道二年，鲜于侃为资州郡守，将该书刻于当地学官。后四十七年的嘉定五年（1212），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又重刻此书。并描述此书是蜀中精雕大字本，同时录下“东吴毛晋”、“字子晋”、“子晋之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毛表奏叔”、“季振宜藏书”等七枚藏书印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1年4月10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遭到同盟国军的轰炸，迫使该馆紧急筹划转移馆藏，同年8月，转移第一批图书到指定地点。9月至10月，开始转移特藏图书。1942年9月至12月，第二次大规模转移图书，其中包括许多贵重和古老的文献，都被转移到黑森、萨克森、西里西亚等地。1943年夏至秋，又第三次大规模转移图书。战后，这些为避战火而转移的图书，包括汉籍在内的大部分都先后回到了柏林，但也有一部分图书，在1944年到1946年间被送到了西里西亚的格律骚修道院的临时仓库，宋刻《周易集解》就在其中。今天则藏在波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雅盖隆图书馆。高田时雄先生2007年2月访问该馆时又发现了这部书，所以称为《宋刊本〈周易集解〉的再发现》。可惜，已不是神田喜一郎1936年发现时六册十卷的全帙，而是只残存八、九、十三卷两册。高田氏描述此书为“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有‘易传〇’的形式来表示卷次，在卷次下刻有刻工的姓名。版框高22．2公分，宽14．7公分，整本书的大小是高28．5公分，宽19．5公分。”与当年神田喜一郎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所见是同一种书，无庸置疑。

神田喜一郎当年在《书志学》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还描述此书卷前附叶上写有“《易传》，原二套十本。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畅春园发下，去衬纸改一套六本”的识语。表明此书原是北京圆明园的旧物。检《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卷一，著录《周易集解》十七卷，谓“丕烈案，近见何义门跋《津逮秘书》本是书……云‘癸巳之冬，复命祗役武英。乙未夏初，御前以宋椠本数种重装中有是书，果毛氏旧物分授斧季之兄奏叔者。’”何义门即何焯，康熙间召直南书房，赐进士，官编修。坐事免官，不久，复直武英殿修书。既直南书房，则常在御前行走，有条件有机会身莅宫中的一些活动。康熙五十一年（1712），畅春园已经发下此书撤衬改装，到五十四年（1715），何义门在御前才见到要改装的几种宋版书中有《周易集解》，证明神田喜一郎当年所见的上述识语是可信的。

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

李鼎祚，新旧《唐书》及蜀志皆无传，生卒年不详。唐中后期资州盘石（今属四川）人。资州之东有四明山，李鼎祚兄弟尝读书于此，后人因称其地为读书台。《舆地纪胜》卷一六一《昌州官吏》条李鼎祚名下注云：“资州人，明皇幸蜀时进《平胡论》，后召守左拾遗。”南宋乾道二年（1166）鲜于侃为本书所写的《李氏易传跋》中，亦说：“李鼎祚以《易》学显名于唐，方其《平胡论》预察胡人叛亡日时，无毫厘差，象数精深盖如此。”表明李鼎祚因通《易》，进《平胡论》称旨，才被除为左拾遗的。左拾遗之官始置于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属门下省。开始时只设二员，从八品，职掌是供奉讽谏。天授二年（691）增至五人，后除授随意，额员加多，因有“拾遗平斗量”之讥。《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昌州》条下载：“皇朝乾元元年（758），左拾遗李鼎祚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六州界，置昌州”，以防夷乱。乾元是唐肃宗李亨行用的第二个年号，可知这时他仍是左拾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昌州》条下载：“至二年（759），张朝、阳琳作乱，为兵火废。大历十年（775），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复置，以御蕃戎。”昌州城“南凭赤水，北倚长岩，极为险固”。（《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可知李鼎祚非但明《易》，还非常熟悉西南山川险要及蕃戎动向。《四库全书·周易集解》提要称李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朱睦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实秘阁即秘书省，学士即著作郎。著作郎是个很老的官职，在唐代也只是个从五品的小官。李鼎祚尝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推演六壬五行，著成《连珠明镜式经》（又名《连珠集》）十卷进于朝。《通志·艺文略》五行类录有是书，并注曰：“唐拾遗内供奉李鼎祚撰。”代宗即位（762）后，又撰成《周易集解》十卷，清人刘毓崧根据李氏自序语气，推断也曾进于朝。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又追赠李鼎祚为赞皇子。历史上资州尝有“四贤堂”，李鼎祚预焉。

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录《周易集解》，保留着李鼎祚的原序。序称：“元气氤氲，三才成象，神功浃洽，八索成形。在天则日月运行，润之以风雨；在地则山泽通气，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诸身，四支百体合其度；远取诸物，森罗万象备其工……故圣人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触类而长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能事毕矣。……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魏王弼）、郑（东汉郑玄）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人事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臣少慕玄风，游心坟籍，历观炎汉迄今巨唐，采群贤之遗言，议三圣之幽赜，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王弼）之野文，补康成（郑玄）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玄宗。先儒有所未详，然后辄加添削。每至章句，佥例发挥，俾童蒙之流一览而悟……凡成一十八卷，以贻同好，冀将来君子无所疑焉。秘书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可知李鼎祚之所以要为《周易》作集解，是因为自汉迄唐为《易》作传注者不下百家，但竞为穿凿，未测渊深。郑玄、王弼之注虽相沿未断，但一重象数，一则援道入《易》，野文玄解，致使后学纷然淆乱，于是“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马融、孙奭、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何妥、崔璟、沈麟士、卢氏、崔觐、孔颖达三十余家，多引《九家易》、《乾凿度》义……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以贻同好”。（元董真卿《周易会通·因革》）此为李鼎祚撰《周易集解》的缘起。

是书问世之后，各家评论几乎一致。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此书，其提要谓：“《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乾凿度》自是伪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亦著录此书，其提要谓：“凡隋、唐以前《易》家诸书逸不传者，赖此书犹见其一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厚斋易说》，亦援引此说。《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更谓：“盖王（王弼）说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足见诸家所论，都说《周易集解》保存了大量唐以前的解《易》文献，难能可贵。

李氏《周易集解》的分卷

前引李鼎祚《周易集解》自序称：“凡成一十八卷，以贻同好，冀将来君子无所疑焉。”显然他自己是将《周易集解》计算成十八卷的。《旧唐书·经籍志》于此书失收。《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氏集解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同。《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等亦都著录为十卷。到明、清两代，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则多著录为十七卷。这种多寡不同的分卷状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历来说法不一。

《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称：“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短短三十字，表达了几方面的意思：一是他已注意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是十七卷，而今所见到的宋代传本却是十卷。二是宋代流传的十卷本，内容首尾俱全，并没有什么亡逸，这种情况使他产生了联想，因而颇有怀疑地提出了第三个问题：难道是后人合并篇卷造成的现象？宋朝李焘则又另有一说：“按《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邯郸书志》遂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金生杨《隋唐巴蜀易学》第325页引《李氏易传校》第1页）王应麟《玉海·唐集注周易》首蹈其误，亦说“《志》（当指《新唐书·艺文志》）李鼎祚十七卷，元载一百卷。书目（当指《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邯郸书志》等书目）《集解》十卷。（其下小注）序亦云十卷，《唐志》误。”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则全袭晁氏之说，对卷数歧异没表示任何自己的态度。到明嘉靖三十六年朱睦重刻此书时，则在序中又重蹈李焘复辙，称“予观《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及《邯郸书志》亦称七篇逸，盖唐史之误耳。”清初朱彝尊之《经义考》及其《曝书亭集》亦紧随其误。这就使李氏《周易集解》的分卷更加扑朔迷离。

综上可见，李氏《周易集解》分卷歧异大体有三端：一是李氏自序称“凡成一十八卷”，并没有说过“凡成十卷”，而李焘、王应麟、朱睦等硬说李氏自序云十卷，不是误读，就是强加，造成了长期混乱。二是《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邯郸书志》、《宋史·艺文志》等书目，都著录此书为十卷，且说这十卷首尾俱全，并无内容的阙失。三是《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李氏“《集注周易》（即《周易集解》）十七卷”，明白无误，不容回避。面对这三大歧异，后人又做出了种种解释推测。

《四库全书总目·周易集解》提要在历述以前各家著录的卷数歧异后，谓：“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元（当为玄字），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故又与朱睦序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至愈说愈讹耳。”四库馆臣推测《集解》本文只有十卷，而《唐志》著录十七卷的原因，是加进去了《索隐》六卷和书后所附魏王弼《周易略例》一卷，总为十七卷。这是想圆《唐志》十七卷之说，又给世人一个可以释惑解疑的说法。但其中既未深考《索隐》是什么内容，也未深究《索隐》到底是多少卷，只是凑够了十七卷，以合《唐志》著录之数。

金生杨在所著《汉唐巴蜀易学研究·周易集解的篇卷》中，首先引证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卷一的话说：“按李鼎祚《集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盖《唐志》总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书名言之。晁公武、马端临、李巽岩（李焘）之徒，或以为《集注》内亡失七卷，或以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翁氏尝预修《四库全书》，并撰写若干篇提要，学问上很有见地，他取《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所著录李鼎祚的三种书七卷，用以解释《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十七卷之数，较《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更为可信。

比翁氏更晚一点的黄以周，很同意翁氏的说法，在其《儆季文抄·李氏集解校本叙》中不但附议了翁氏的说法，并进一步阐释“《唐志》云十七卷者，据李氏全书言也。李氏别撰之书盖术数家言，故《宋志》入五行类。……自北宋《集解》盛行，别撰之书寝废，故《崇文总目》称七篇逸……。”宋朝人盖认为此三书已属术数，而非《易》学，不能混而统算，故将此三书析出，著录在五行类中，而李氏《周易集解》则纯属《易》学，保留在经部《易》类，故只有十卷，内容却完整无阙。这种说法对后人理解《郡斋读书志》之著录，确可自圆其说。至若说《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为什么没有总计在一起，这大概是因为两书的进呈时间不同、性质也不一样所致。《周易集解》十卷应是李氏《易》作的主体，而《索隐》七卷则是对《集解》的补充。所以其自序说“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故“别撰《索隐》”以补之。完全道出了李氏是将《集解》、《索隐》看成一书的心境。而于王氏《周易略例》，李则认为“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故“仍附经末，式广未闻”。果如是，则作者自序所谓“凡成一十八卷”就正合其数了。这样，作者自称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七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著录的十卷，都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

《周易集解》的版本

自宋迄清，李氏《周易集解》（亦称《集注周易》《易传》）有十卷本和十七卷本两个系统。十卷本系统中只有宋刻和明万历沈士龙、胡震亨辑刻的《秘册汇函》本。十七卷本系统中则自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朱睦聚乐堂刻本以降，直至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本、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卢见曾刻《雅雨堂藏书》本、清嘉庆十年（1805）张海鹏辑刻的《学津讨源》丛书本、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周氏枕经楼刻本、清同治十二年（1873）粤东书局刻《古经解汇函》本，乃至《丛书集成》初编本等，都是十七卷本。

高田时雄教授提供的论文还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秘册汇函》本李氏《易传》卷末有丁丙所写的跋文，称“李氏《易传》初刻于宋庆历临邛计用章，再刻于乾道中资州郡守鲜于侃，嘉定五年侃子申之更刻大字于漕司”。丁氏所说大体不错，但不够准确。

李氏《周易集解》在宋代的三刻中，以庆历本为最早。《雅雨堂藏书》本李氏《周易集解》卷末保留着计用章当年所写的《李氏易传后序》，序称：“……《易》之为书，无所不通，大焉天地之变，细之鳞介之动……庆历壬午，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谪北归，复官汉东，至淮安，太守平阳公馆焉。公先德学士，蜀之儒宗，名为博古，因间以请，遂出先学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与其子彦孚习焉。其书会数十章句，取其合者著之。其解卦，异者家世变正，时来旁通互采，颇为烦悉，若何、范之为《春秋》者。其所取荀慈明、虞仲翔为多，而斥王氏，李氏之志也。彦孚既授卒业，且欲中都官文与先学士之意，因缄别本，属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刊刻，以广传布。……庆历甲申七月，计用章撰。”可知庆历间之所以有李氏《周易集解》之刻，起因是壬午（庆历二年1042）年相府从李氏《周易集解》中出题测考贤良，大家都答不上来，此书才得到了重视。甲申（庆历四年1044）之岁，由平阳公之子彦孚嘱其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开雕以传。惜此本久佚，无以言状。计用章不是刻此书者，只是为此书之刻而撰写后序者。谓“初刻于庆历临邛计用章”，不确。应是彦孚和孙景初。

李氏《周易集解》在宋代的第二刻，是鲜于侃资州刻本。《全宋文》卷4997第225册收有鲜于侃南宋乾道二年（1166）写的《李氏易传跋》，称：“李鼎祚以《易》学显名于唐，方其《平胡论》预察胡人叛亡日时，无毫厘差，象数精深盖如此。而所注《周易》全经，世罕传焉。鼎祚，资人也，为其州，因斥学粮之余，镂板藏之学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贤通经学古，其用力盖非苟而已。学录、乡贡士谢诲，学正、新郪县尉侯天麟校雠；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乾道二年四月甲午，郡守唐安鲜于侃书。”鲜于侃，字晋伯，蜀州（今四川崇州）人。隆兴（1663—1664）中通判夔州，乾道中知资州。资州乃李鼎祚家乡，鲜于侃来守此州，感其书世所罕传，遂取学粮之馀，将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刻于郡学。这是彼时做地方官的通常做法。晁公武虽是澶州（今河南清丰）人，却于乾道三年（1167）进川做了利州路安抚使，四年（1168）又擢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直到六年（1170）才移知扬州，在四川呆了四个年头，有条件看到鲜于侃所刻的李氏《周易集解》，故将其著录在成书于淳熙七至十四年（1180—1187）的《郡斋读书志》中。只可惜这部资州本也久已失传，无以言状。

李氏《周易集解》在宋代的第三刻，是鲜于侃的儿子鲜于申之于南宋嘉定五年（1212）刻于漕司之本。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朱睦刻本李氏《周易集解》卷末、《皕宋楼藏书志》卷一、《宋代蜀文辑存》卷九十七，都收有鲜于申之所写的《李氏易传跋》。跋称：“乾道元、二，先君假守资中，公退，惟读书不暂辍，盖亦晚而好《易》，谓李鼎祚资人也，取其《集解》命刊之学官。病其舛脱，则假善本于东漕巽岩先生，然亦犹是也，姑传疑焉，惟不敢臆以是正之，兹四十有七年矣。板复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览者，不肖嗣申之误兹将□□□□□指敬大字，刻之漕司，尚广其传，庶几此学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子，申之谨书。”壬申，即嘉定五年（1212）。可知在鲜于侃资州郡学本开板四十七年后，因板片荒老，无法再印，且字小不便披阅，遂重刻于漕司。这个漕司是什么地方的漕司，因鲜于申之的仕履行实难以稽考，一时尚不能肯定。《全宋文》卷6939第304册第79页，记载“鲜于申之，崇庆府（今四川崇州）人，侃子。嘉定间再刻《周易集解》于资州漕司。”按漕司，乃宋代转运使司的别、简称。至道十五路、天圣十八路、元丰二十三路、崇宁二十四路、南宋十五路，每路皆置一司。宋代资州属潼川府路，而潼川府辖潼川府和遂宁府，若设漕司，其治所当在这二府。鲜于申之若做过潼川路漕司官，其所谓“刻之漕司”或当在此二地。不过资州乃潼川府路的上郡，辖盘石、资阳、龙水、内江四县。又曾在乾道二年刻过李氏《易传》，所以鲜于申之跋中说“板复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览者”，似在资州学官看到过原板，才又重刻之。所以神田氏、高田氏都说此本为宋代蜀中精刊大字本。惜二战前此本犹全，而今却只残存八、九、十三卷而已，并流落在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图书馆中。好在当年神田喜一郎在普鲁士见到此书时拍下了此书卷端及卷尾鲜于申之部分跋文，并发表在《书志学》杂志上。高田氏所提供的论文中还附有《易传卷第八》图版一张和卷末所附计用章后序年款图版，使我们可以一见其庐山真面目。不过，高田氏在论文结尾高兴地说：“根据这个北宋刊本的再发现，能够一窥李氏《周易集解》的真面目，实在是件幸运的事。”也许是太兴奋了，所以误将南宋嘉定五年鲜于申之刻本说成是北宋刻本了。

将本该十卷内容的李氏《周易集解》再拆分成十七卷，以合《新唐书·艺文志》所记之数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朱睦，而不是四库馆臣所说的毛氏汲古阁。朱睦（1517—1586），字灌甫，号西亭。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的六世孙，封镇国中尉。《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一》说他“幼端颖，郡人李梦阳奇之。及长，被服儒素，覃精经学，从河、洛间宿儒游。年二十五通经，尤邃于《易》、《春秋》。谓本朝一禀宋儒，古人经解残阙放失，乃访求海内通儒，缮写藏弆，若李鼎祚《易解》、张洽《春秋传》，皆叙而传之。”可知他确曾传刻过李氏《易传》。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朱氏于嘉靖三十六年所刻之李氏《周易集解》，并在序中说：“是编自宋季，人间希有存者，倾岁予得之李中麓氏，复用校梓以传，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滞，而自汉迄唐三十余家之言亦不至埃灭弗闻也。”其序作于嘉靖丁巳冬十二月望。丁巳，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知是书即刻于是年。但为合新唐志十七卷之数，将原只十卷的内容，不惜动手拆分成十七卷，由此开了一个坏头。其后的毛氏汲古阁，自己手里明明藏有上述所说的宋版，明明知道宋版此书只是十卷，并且内容完整，却也仿效朱睦拆成十七卷，致使其后改者误改，一发不可收拾。幸今有宋版者出，才使千百年来的疑团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