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还是社会运动

媒介素养：研究领域还是社会运动？

卜卫：从我个人的行动研究的经验，在中国大陆这个变化的传播环境中，媒介素养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运动，其主旨是反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个人的操控，反对文化压迫，通过媒介表达多元的声音。由于多数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人集中在高校或科研领域，将“课堂教育”视为当然的领域，因此，社会运动常常成为一种盲点，没有看到一些社会团体、NGO在做这个工作，并正在影响主流媒介甚至有关媒介的决策。

在这个社会运动中，至少有三个值得重视的主题。

第一是促进性别平等。1995年以后，以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为中心，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媒介中开展了社会性别与媒介的参与式培训，主要讨论大众媒介的性别议题如何公平再现，以及新闻编辑室里的性别文化如何对新闻产制发生影响等议题。培训的对象有媒介记者、青少年受众、妇女干部和其他参与项目的人员，比如我会与妇女感染者讨论媒介在帮助妇女感染者方面有什么用等。这种培训本身是一个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试图推翻文化压迫、改造文化的运动。

第二是促进儿童青少年通过媒介参与影响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如流动／留守儿童⁽²⁾、农村辍学青少年、受到艾滋病感染的儿童和青少年、流浪儿童、少数民族青少年等，通过戏剧创作、图画讨论、自办杂志和广播等使他们能够参与社区规划和项目。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儿童表达”参与式培训。

第三是促进NGO和弱势群体开发可利用的传播倡导战略。这更是为特定的社会运动量身而做。比如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运动、反对针对儿童的暴力运动、儿童与全球艾滋病运动等。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和“受众”——我们叫做参与者一起做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

这种运动促使我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研究动向。最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我们对解读信息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对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控制权，这就是一种赋权的过程。比如说在北京的一些青年打工者，他们主要通过劳动者的歌声来表达他们的社会诉求，进而影响社会。媒介素养不是要教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所谓的精英品位，而是要帮助青少年发展形成自己意见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使用参与式学习方法，没有参与就没有媒介素养教育。

李月莲：谈到社会运动，我想插两点。首先，媒介素养教育具有新社会运动的特质，我过往的研究都提出过这一个观点。但怎样去推广，则各地不同。我发觉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采用社会运动的模式来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的。在香港地区，媒介素养教育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开展的，但在别的国家或地区，不一定是这样，有些地方只把媒介素养教育视为一项生活技能（life skill）来训练年轻人。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研究。对我来说，媒介素养教育虽然是一门讲求在社会上应用的学科，但它也需要建构理论。2007年暑假，我参加了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高峰会”，高峰会由美国媒介素养联盟主办。会议期间大家讨论媒介素养教育是不是一个学术领域，用英语来说，它是不是一个field。当时有人说是，也有人摇头，大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但我的意见是肯定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field，说它是一个领域是因为它有相关的专业组织、课程、教科书、论坛、会议和期刊，就像香港有传媒教育协会，台湾有媒介素养研究室。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与机构，人家问我搞什么研究，我会说是传媒教育，这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显示这个领域逐渐成形，有自己的独立身份。在那次会议上，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亚洲人都在谈，如果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领域的话，我们怎样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大家都似乎认为科研很重要。谈到科研，我们一般会思考怎样把大众传媒中的理论拿过来，但其实媒介素养教育这个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在亚洲，大众传媒研究领域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人比较少，像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还都是搞新闻的，涉及面相对狭窄。但是如果看欧美国家，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人数不少，而且学科的范围很广，一些学者会从教育或媒介艺术的角度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所以，如果我们要搞理论的话，涉及的不单是大众传媒的理论，可能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是媒介艺术的理论，也可能是艺术的理论，很广泛。媒介素养教育完全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吴翠珍：十多年来我一直关心这个议题。在学术内涵与教育实践上，传媒教育或者传媒素养教育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东方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问题。的确，因为媒介环境不一样，所以在东方发展时，媒体教育的确是个舶来品。媒体素养教育作为一个社会行动，在东方的确是因为媒介的现实而产生的，几乎是由公民发起的由下而上的呼声，要求传播实务界与教育系统有所响应。但是如果媒体素养教育局限自己在社会行动上而不往前或往后走的话，这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这种说法也许太过极端，但在台湾地区的经验刚好应和这个说法，或者说已经是这样的事实：媒体是过街老鼠，媒体素养教育是教导公民要去打过街老鼠，这个灾难或许无法自行结束，但是显然需要思考去路。

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逐渐在大学里有若干的讨论，2000年以来大致被认同为是传播学术一个极微小的次领域。在当代这个媒介环境快速变化的阶段，我们从国外取经，从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模式导入，到现在的台湾、香港或者大陆，在我们都已经把自己的切身问题放进去以后，西方的舶来经验已经不足以也不适用于此时此地之时，媒体素养是不是应该到达另一个阶段，需要往“前”看与往“后”看。在台湾我们也被质疑，媒体素养教育是传播领域的次领域吗？它的理论在哪里？有什么不可取代性？如果把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理念一直沿用下来，无论是从素养观，或者教育的实践本质，或者社会脉络来看，甚至从我们援用的大众传播理论来看，面对现在的媒介环境都有很多局限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如何往前扎根与往后开展。

刘雪雁：我所参加的日本MELL（Madia Expression，Learning and Literacy）Platz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由对媒介素养研究和实践感兴趣的研究者及其他相关人士来推动的研究计划。我们从2001年正式起步，当时叫做MELL Project。自2007年夏天开始，我们以MELL Platz这个名称开展活动，通过推动各种研究计划、举办公开研讨会、发行电子简报等方式，为与媒介素养有关的人、与媒介素养相关的信息提供一个聚合、交互的“广场”。

刚才大家提到的社会运动，MELL从起步之时起，成员所具有的研究、实践背景就已经涵盖了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不同领域。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在讨论，媒介素养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或者说它的背景和相关研究领域是什么？当时我们画了一张梅花图，显示这是一个交叉性领域的研究活动，而社会运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块，除此之外还有公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媒介组织的认知、对媒介再现的看法、以公民传播权为主导的媒介近用等等。前面三位老师也从教育、社会运动、大众传播理论这些角度展开，这些都是媒介素养研究必不可少的背景，只有建立在这些基础上，媒介素养研究才能向前推进。

陈世敏：传播学在中国发展迄今，复旦大学率先建立媒介素养基地，我觉得是中国传播学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今天的几位学者，也对这几年的工作做了总结，反映了这个领域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就学理方面来说，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心态，在学校教学中也各有各的强调，我觉得，这个阶段保持多元对话，是非常有益处的，今天几位的谈话可以归纳出两个重点：一是人们对媒介的主观期待，为媒介素养的诞生定下了基调；二是先有社会运动后有学术总结。的确，从世界各国来看，媒介素养教育是什么，反映出这个领域所要达到的目标，对media literacy本质的认识虽然还是有分歧的，不过这个领域来自社会运动，特别是社会精英对媒介不当内容起而发难这一点，大致是一个定论，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传播理论领域，一直到最近才出现媒介素养这个领域。毕竟我们对媒介大趋势的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检验，才对媒介的本质和社会互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才产生了现阶段的媒介素养概念。媒介素养在实践方面是对于过去媒介表现的反动，这种反动多半是采取社会运动由下而上的形式来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