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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表现判断“偏差”的社会认知研究

时间:2022-02-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乃至观众都会涉及运动表现判断的问题。例如,在奥运会比赛中,有三分之一的规定项目是通过裁判员对运动员临场表现的判断来评定成绩名次的。运动心理学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探索。所谓“局部判断”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运动表现判断,“整体判断”则是关于一个延长时段的运动表现判断。
运动表现判断“偏差”的社会认知研究_当代体育社会心理探索:从理论到实践

9.11 运动表现判断“偏差”的社会认知研究

在竞技体育中,运动表现的判断几乎是无处不在。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乃至观众都会涉及运动表现判断的问题。例如,在奥运会比赛中,有三分之一的规定项目是通过裁判员对运动员临场表现的判断来评定成绩名次的。所以,裁判员的运动表现判断显得非常重要。误判或“偏向”都是对运动员的不公正待遇,也使体育比赛的本身失去了意义。在奥运会历史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一名匈牙利籍裁判因在花剑男子团体决赛中多次出现“错判”而使中国队失去了夺冠机会,结果“错判”导致国际击剑联合会取消了该裁判员的奥运会比赛执法资格。再如,2007年9月6日,韩国和日本手球协会共同对北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亚洲西部裁判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裁判有意“偏向”科威特队,等等。那么,运动中“非真实”判断发生机制是怎样的呢?运动心理学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探索。

从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角度看,运动表现的判断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估判断”(evaluative judgment),即对运动表现的“好”与“坏”作出结论;第二类是“识别判断”(judgment of identification),即对运动事件是否满足一定规则的条件作出裁定;第三类是“起因判断”(judgment of cause),即对导致某种结果的潜在因素进行归因。在实际的体育活动中,第三类运动表现的判断通常是关于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而前两类运动判断则主要以体育官员为主,因此,采用的研究视角也有所不同。关于第三类运动表现的判断,研究人员通常采用“决策的方法”(decision-making approach),而前两类运动表现的判断,研究人员则尝试运用“社会认知的观点”(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来探索。

社会认知的观点主要把社会知识与认知构建过程结合起来考虑,解释人们是怎样理解自己或他人的。所以,有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信息的感知、编码、传送和提取,以及人们在判断、归因、决策时的过程。这一领域的研究总结了许多社会判断的错误。例如,Funder在2003年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人类社会认知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偏差”竟达39种之多,如“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光环效应”(halo effect)、“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等。Bless等在2003年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供了一个信息过程模式来分析社会判断。该模式主要是把判断过程从信号的输入到决策分成了一个有序的阶段(见图9-7)。首先,“感知阶段”表现为刺激输入。然后,“归类阶段”对感知到的刺激进行编码并赋予含义,这一步主要依赖经验知识。同时这些编码的信息也会被储存在记忆中,作为后继判断的依据资源。最后阶段是“综合阶段”,主要运用记忆和其他信息资源把感知和编码的信息进行综合,形成决定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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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认知偏差的信息过程模型

引自:Plessner H,Haar T. Sport performance judgment from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Psychology of Sport&Exercise,2006,7:555-575.

德国心理研究人员Plesser等在2006年运用Bless等的模式解释运动表现的判断,认为“偏差”可以发生在判断过程的每个阶段。具体地讲,Plesser等把运动表现的判断分为“局部判断”(local judgment)和“整体判断”(global judgment)。所谓“局部判断”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的运动表现判断,“整体判断”则是关于一个延长时段的运动表现判断。Plesser等认为运动表现的局部判断实际上是基于一场比赛或一个比赛单位中的信息,而整体判断是基于一个赛季或更长的时段,更多地依赖个体特质的成分。根据Bless等的理论框架,Plesser等从感知、归类、记忆过程、信息综合四个阶段分别讨论了这两种判断,认为“感知阶段”容易引起“局部判断”错误因素主要来自刺激输入的空间变量。而这一阶段的“整体判断”主要基于刺激输入的质量。根据社会判断的“认知生态学样本方法”,刺激输入的质量可以解释后续阶段的信息过程产生判断上的“虚幻关系”(illusory correlations)和“证真偏差”现象。也就是说,“样本方法”假设人们的大多数判断是基于收集环境的样本信息,而这些样本“几乎是非随机的”,所以,判断的“偏差”就很容易因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社会判断研究发现,在许多判断任务中,由于缺乏意识(或能力)纠正“偏差”的样本,人们通常倾向于直接参照样本信息,由此增加了判断上的“偏差”。Plesser等还列举了运动表现判断中的“基础概率忽略现象”(phenomenon of base-rate neglect)来解释刺激输入质量引起的判断偏差。例如,对一个临时组合球队比赛获胜的概率进行判断时,前提是比赛情况获胜的可能很小,但考虑到球员来自优秀球队,这些队员在各自的球队表现非常优秀,而且他们各自比赛的场次记录几乎都是获胜的。这样,样本信息主要来自球队胜率。从而在判断上容易高估条件概率,强调球员的质量,忽略小概率获胜的比赛情景。基于类似“贝叶斯推理”(Bayesian reasoning)设计,Plesser等访谈了教练员,结果发现竟无人意识到这个判断的“偏差”问题。

在“归类阶段”的“局部判断”中,经验知识非常重要。根据社会认知的观点,知识的组织是通过相互关联的范畴、图式、脚本等复杂构建来实现的,并随时与环境发生联系。所以,在信息的归类中,情绪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例如,文化和情感因素联系到运动中“黑色”与“攻击”、“红色”与“热情”的关系。这样,感知的运动在被编码和归类时要受到不同形式知识的影响,而且多数是与运动无关的知识。这些归类的社会特征就会增加判断的混沌状态。然而,“归类阶段”的“整体判断”主要倾向特质的归类,所以印象对判断的作用较大。“记忆过程”的“局部判断”主要反映前事件对后续判断的影响。因此,前事件“真实性”在记忆中保留的完整程度显得至关重要。而“记忆过程”中的“整体判断”主要体现了启发式效应的特征。启发效应在多数情景下是有利于“整体判断”的,但当影响恢复过程的实际事件与环境要素无关时也可能会误导判断,引起“偏差”。总之,社会认知的方法为将来体育运动判断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运动表现判断“偏差”的机制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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