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播音学发展论

中国播音学发展论^[1]

“播音”概念是发展的,国外的不说,远的也不说。

中国的广播是从1923年1月23日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座电台开始播音后开始的。中国的电视是1958年5月1日以“北京电视台”的名义进行实验性播出开始的。 1958年9月2日,由实验性播出变为正式播出。

我们国家广播和电视的发展过程是比较短的。虽然短暂,只是历史的一瞬,但是给我们的教益是很多的。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最近100年来我们国家的变化,风云激荡,道路曲折,在广播电视事业上也有所反映。

比如,“文革”期间,我现在的看法是,从播音的角度看不能全盘否定。尽管它的内容,包括某些形式,都是绝对化的,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是在播音表达上应该说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文革”后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反而,因为彻底否定“文革”,而把一些好的东西忘记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陈钢播“大文章”播得相当好,大嗓门,大气势。实际上他在话筒前用的音量很小,但是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过广播进行表达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立体化”的声音。或者明确一点说,不是用声音的强弱,而是用声音的高低来进行表达,这是我们民族美学文化中的一个观点,即“抑扬顿挫”,特别是“抑扬”。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现在还播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可能大家觉得这还有什么讲究的呢?可是当时陈钢的处理是给它一个悬空的架势,一个极大的落差(演示)。这是一种韵律,蕴含着一种气势,把表达的力度表现出来了,把内在的力量体现出来了,这绝对不是从日常生活的谈话里就能捕捉到、模仿到的。

中国人的历史思维中有一个惰性,要么“全都”,要么“全不”,要么都好,要么都坏,这是非常恶劣的劣根性。它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上,甚至于在我们的人生体验上,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历史?怎么对待学问?怎么对待科学研究?

我今天基本从这个思路出发谈几个问题。

一、中国播音学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出现?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人民广播建立以后,有很多新鲜的、生动的经验,虽然显得稚嫩,但是蕴藏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比如,当时延安有“口播部”,即把书面的、晦涩的、不通俗的、听不懂的语言,变得大家都能听得懂。我们现在电台里,这么多年一直提倡“口语化”,但是没有体制的保证,全靠自律、自觉。像这样体制上的东西,谁来保证?

还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比如,济南解放了,中央没有批件,也没有文稿,就是播音员在话筒前说,凭着自己对时代的热情、对祖国解放的渴望,热情洋溢地欢呼出这样一句胜利的话语。

比如,条件很艰苦,外面有毛驴叫,播音员照样精神集中地播。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还有谁再提起它?这正是我们播音学的基础。没有这些东西,中国播音学是不可能凭空出世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了三本书:黄皮书、白皮书、蓝皮书。黄皮书是齐越老师带着代表团跟着梅益同志到苏联去考察,吸取了他们的播音经验,搜集了他们的理论文章,出的一本《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几个播音员写的经验文章,其中包括夏青老师的《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这个经典著作;蓝皮书是地方台,主要是省台播音经验的汇集。有了这三本书以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路,怎样发展我们自己的播音事业,怎样建立我们自己的播音理论,每一本书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思路,尽管也有错误。

但是这种实践的呼唤,被社会上或者是广播电视的部分领导者所忽略。 20世纪50 ~60年代就已经有了“播音无学”的说法。选拔播音员认为高中毕业生足矣,只要声音好、认得字、会普通话就可以了。但是中央台以齐越老师为代表从来没有这样认识过,政治上批判了“公民论”,即只要是一个合法公民,就可以当播音员;业务上评判了“低文化”论、“播音无学”论。

我们当时在中央台,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研究我们的曲艺,研究我们的戏剧和电影,包括朗诵艺术,向这些艺术家们学习。

1959年、1960年这两年,中央台进的播音员都是大学毕业生。正在业务研究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台请了很多人来报新闻,演员报新闻“演员味”,小说家报新闻“小说味”,包括孙敬修老先生也来报新闻,“安徽省啊,有一口大肥猪”是讲故事,不是报新闻。我们就研究为什么他们播不了新闻?因为播报新闻有特殊的要求:首要的是新鲜感,它不是烂熟于心的,而是刚刚收到的东西让你表达,这种新鲜的感觉不是自生的,而是客观环境促使你产生的。马上收到一条消息,往往就有先睹为快、一吐为快地播报新闻的这样一种要求。

当时唐继琛给播音员提意见,说你们的“要命”之处就在于“中速行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新闻播得是“四平八稳”,听起来不像朗诵或是演戏那样,那么夸张、渲染,大起大伏。他恰恰说到了我们的特征,当然也反映了我们在语言表达上面的问题,比如语速之间、段落之间表达上的变化还是显得小。类似这样一些讨论、研究、业务学习,都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了“地形”,就是播音的学问挺大。所以这一时期叫做“前理论”时期。

“前理论”时期就在思想上、目标上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不是像有些人说得那样,拿起稿子念就行。可惜的是我们的“前理论”时期并没有扩大,并没有普及,而且经过“文革”后,更没有继承,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的理论现在之所以如此混乱,认识如此模糊,是因为老一辈心血凝结的东西几乎丧失殆尽了。

我们理论的“初起”期还应该归功于北京广播学院。 1963年9月,中文播音专业开始招生。当时第一线急需播音员,我们又得培训。作为一个专业来讲,培训就不能只是原来的短训班、培训班那样,只是讲通讯、新闻、文艺怎么播,不能只讲这些,必须从基础上来。我们借鉴了姊妹艺术的经验,有了发声教学,气息、声音、吐字、归音等等,也有了基本表达,当时叫做“语言逻辑”。我们63级的教材非常简单,但是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了,比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感情、停顿、重音、节奏,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最高任务”、“三张王牌”这些都有了。当时在“停顿”这一节中,特别强调我们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要让他们听得懂、听得明白、听得清楚。

到64级播音班时,内容又丰富了一些。 “文革”后,1973年召开了全国的高级培训班,各省、市、自治区的很多精英都来了。齐越老师带领着大家边实践边研究。后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我们自己都经过“文革”的洗礼,被批过、被斗过,而74、75、76这三届,当时叫“工农兵学员”,他们是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我们是“改造对象”。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同学们并没有这样认识,而是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不管是下厂、下乡,都在努力学习知识。 77级恢复高考,正式招生。 1979年召开了全国的播音基础教材研讨会。很多同志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现在的《播音创作基础》原来是个雏形式的油印本,包括正确的创作道路,包括对新中国播音风格的概括,在那次会上得到了共识。由我来写,但并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成果,而是群体的智慧,我主要在播音基础里提到播音表达规律问题。

一个学科建设起来非常艰难,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要经过反复推敲、认真检验、不断修改的过程。提出表达规律意思就是,一个理论没有自己的规律性的认识是不行的。也许这个规律只是浅层的、并不周延,也许这个规律今后会被统统打翻,没关系,但是必须提出来。所以,《播音创作基础》就是这样来的。由于油印的时候叫《播音基础》,内部发行也叫《播音基础》,到1985年,才正式出版,仍叫《播音基础》,后来才改为《播音创作基础》。

由于播音成了本科,而且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生,所以我们在理论的建设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我们怎么办?徐恒老师当时就写出了《播音发声学》这本书。这一段时间里面,比较错综复杂,我们没有机会详细地说。一个,1982年(实际上1981年就开始准备)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播音会议,探讨了播音工作的根本属性是新闻性,研究了主持人的问题,特别研究了新闻的所谓“播”和“说”问题。夏青老师有一个中心发言,谈得非常好:要根据内容具体表达,不要从概念出发,走形式。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会议之前,报刊上就有文章讨论,说播音能不能“说”,甚至在内蒙的会上还有人来尝试、来实验。有两种意见,有的人说不能“说”,有的人说可以“说”,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根据内容确定具体的表达方式”。

就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讨论了主持人节目的形式,比如“信箱”类节目,有的同志在会上还特别谈到了自己主持的信箱节目没有稿件,就这样回答听众的问题,领导就看看提纲。

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播音,我在会上提出了两句话,到现在我还坚持:“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这是播音员的两大基本功,否则就是“瘸腿”;也可以叫播音员的两翼,有了这两翼就无往而不适,甚至无往而不胜。现在实践证明,这样两个功力,对一个合格的播音员是至关重要的,它带动了我们文化的积累,社会视野的开阔,人生经验的体悟,没有这些东西,只是“耍嘴皮子”,“照本宣科”,甚至胡聊乱侃,都会极大地削弱节目的质量。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写作。我们19个人分工合作,终于在1994年10月,出版了《中国播音学》。它的出版意味着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现在又有了新的版本,增加了很多内容,使其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上、学术界的很多专家还是承认的,当然也有些人不屑一顾,我们不去管他。当然,《中国播音学》的发展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问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1994年2月,我出了一本《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我想跟大家谈谈当时的简单情况。 1989年,在广州会议的闭幕式上,我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播音员涵盖主持人”,就是这么一句话,使得很多人很生气,包括以李东为代表的广播界的人,就写出了一篇文章——《走出魔圈——与张颂教授商榷》,当时以高分数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论文一等奖。当时他的很多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到现在恐怕也还有代表性。所以,我就结合其他一些人的看法,比较匆忙地,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本书写完了。但是,它的副产品我觉得可喜,就在《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这本书里,我提到了“语感通悟”,这是播音学从基础理论走向美学理论的重要阶梯,这就为播音学今后在美学空间里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

所以,中国播音学是这么艰辛地、筚路蓝缕地,或者说“严重”一点,披荆斩棘地走过来。其中,融入了多少前辈先贤的辛苦,有多少第一线的经验被吸纳进来,有多少国外的有用的观念被汲取过来,所以马克思说“万事开头难,每一门科学都是如此”。我们的学科很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更应该爱护它,爱护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发展它。我们绝对不能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要用我们新鲜的经验、新鲜的理论成果不断去丰富它,使它更完善,更成熟,更像一个学科的样子。

我们现在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对于外界的任何批评都不屑一顾,一言以蔽之曰,“他们不懂”;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播音学已经“成”了,我们没有话说了。不客气地说,这都是懒汉和懦夫的思想!

我们的前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建设起这样一个学科,我们应该为它做些什么?你肯定有经验,肯定有新的认识,要及时地补充进来。我们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反复思考、冥思苦想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经验的升华。这就是为什么从齐越老师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践,特别重视到广播电视第一线去实践,参与节目,去播出;在学校里面,老师们之间要实践,要带着学生实践,学生也要实践。没有实践,我们在看这个理论,或者研究这个理论、批评这个理论的时候,就像隔靴搔痒,挠不到痒处,只有有了实践的经验,我们才会有感悟,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话语的分量和内涵,我们才能从自己的经验里面提升出这个理论的元素,并给予拓展。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中国播音史》,但写起来会很难。

二、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播音学学科到底是从哪些方面凝聚到一起来的?凝聚成一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中国播音学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属的三级学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们的学科定位比较复杂,它的本质属性是新闻性,重要属性是艺术性,但是它又离不开语言。在这种状态下,到底我们怎么走才能提升自己的学科地位?谈到新闻,我们因为叫“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不能并到新闻学院里;说是“艺术”,并到影视艺术学院里,我们和影视、影视艺术又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主要是在本科,原来叫“播音”专业,后来本科目录里改为“播音与主持”专业。为什么要这么改?是为了适应形势,领导说老叫“播音”太窄了,应该再拓展一下。所以,只能在名字上再加上一个,即“播音与主持”专业。为什么叫“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当时说,我们就叫“播音学院”,简单明了。后来他们说,不行,要加上“主持”,你这里来一个“播音学院”,那边就会有一个“主持学院”,这样也不利于我们学科的发展。好像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带有某种习惯势力,而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我们只好做权宜之计。学院的名字叫“播音主持”,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和国家语委的语言应用研究所一起来申办,因为我们势单力薄,应用研究所作为研究所又不能单独申办,必须和高等学院联合申办,所以我们两家联合,这个博士点就下来了。其实,在这个博士点下来之前,我已经在艺术学那边带了“语言艺术”博士生。这就说明我们的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几个学科都和它有关联,每一方面,向着某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有可能受到削弱。比如,现在我们本科定位于艺术方面,硕士、博士方面就可能受到点削弱。

在学生里面产生了一种糊涂观念:艺术和新闻是两回事,要走歌星、演员的路子,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定位和定向,它不利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成长。这个方面的东西,现在就只能先这么做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将来什么样子再说吧。

所以,在我们的认识上,从来没有把播音主持艺术仅仅定位于新闻,仅仅定位于艺术,仅仅定位于语言,从来不做这种狭隘的定位。这并不是对其他学科的轻视,而是对自身独特性的重视。哪一个学科也离不开,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从属于一个学科,这样实际上就为我们的生长空间开辟了一个广远的天地。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都和我们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个学科的建构基本是在四个学科的基础上——哲学、美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这样四个大的学科群,共同支撑着中国播音学的建设和发展。在我们这个学科里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四个大的学科群分别加以阐释,而是把它们精华和前沿的东西纳入本体,使我们的本体更丰富、更坚实,更显示出学科的独立性。

我们这个学科的建构里面包括三个子系统:

第一个子系统,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系统。它是一个关于传播规律和传播模式问题的系统。

传播模式的问题,我们现在业内认识也不是很一致,特别是“单向”传播还是“双向”传播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混乱。我一直坚持,广播电视传播就是“线性单向”传播,说“双向”传播是不正确的。传播媒体自定时间、自定节目表、自定节目内容、自定传播形式等,受众无权。他可能会提出意见,但那是反馈的问题,但是主体还是有它自己主体的权力,它定出一定的频道或频率,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受众就在这个时间段去看、去听节目。这种传播的单向性就说明了受众接收的强制性。

那么热线电话、现场观众都是传者,媒介赋予他们发言权,他们也变成了传者,这个观点对不对?有人问,热线电话呢?好解释。当某一个听众打热线电话,他在和导播说话的时候,身份是受众;导播把他的话传到主持人这里,同主持人聊起来以后,通过电波传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受众的身份转变为传者的身份,是媒体赋予了他传者的身份,他成了传者。那么访谈对象、现场观众呢?都是传者。你请他到媒体这儿来发言,就是你给了他发言权,给了他话语权,广大的听众和观众听到了他、看到了他,他就是传者。所以,我们说,单向传播不是凭空来的,也不是在维护“魔弹论”。

事实上“魔弹论”本身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它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基础,绝不像我们有些人说得那样,我说一句话就能打倒一个人,就能说服一个人,这个在传播学里写得很清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受众的忽视、无视。我们非常尊重受众,特别是新中国的广播电视,是一心为受众服务的。那么怎么服务?要及时地吸取受众的意见,接受他的反馈,使自己的节目办得更符合受众的需要。所以,我们觉得最终的“拉斯韦尔模式”才是最科学的一种表述,就是他的传播的单向性和反馈的及时性,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不是打个电话、来封信就是双向的,绝对不是。真正的“双向”,在我们国家的数字电视发展起来以后,会有,现在网络上有某种迹象,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双向”的。这个问题不详细说了。

这样反而提升了、加重了传者的责任。要仔细研究自己的节目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们的受众群体的需要?而不是只研究经销商、广告商的需要,这是一个质的区别。所以,在我们的传播过程里面,我认为,核心的责任是引导受众,要给他信息、给他知识、给他愉悦等等,引导受众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生活质量,而不是相反。

引导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满足”。他需要什么,我们就传播什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策划,他喜欢京剧,我们就播京剧;他喜欢做菜,我们就播做菜;他喜欢马三立,我们就播马三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引导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灌输”。大众传播中灌输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鲁迅都从来没有否定过灌输。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成为革命者,必须给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劳苦大众必须给他们灌输先进的知识。这就是说,广大受众里面有“欲知”,也有“应知”。对“欲知”的叫满足,对“应知”的叫灌输。比如,“十六大”报告,广播电视都要播,这是灌输,他应该知道我们党中央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所以,传者的这两大责任都要引导,在满足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迎合”,有人把满足和迎合混起来是不对的,不要迎合低级趣味!在“灌输”的时候,要讲究艺术,不要成为简单的时代的传声筒。这样我们的引导才会奏效,才能受到受众的欢迎。

恰恰我们在这两方面,目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低俗的迎合和生硬的灌输,使我们的广播电视的魅力大大削弱。没人看,灌输有什么用?失效,无效,极大的浪费!从灌输的角度看,那纯粹是绝对缺乏艺术性,就像填鸭式一样,肯定会引起反感。

所以,我们在宣传上一定要讲究艺术。我们现在灌输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个走势相当好,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迎合。广播电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东西,很难做到深刻,因为它天天播,大量地播。但是,也不能说就不能深刻。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时尚和流行。时尚和流行很容易做,包括色情、暴力等等,哪怕是粗制滥造,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思,就能受到欢迎。但是,人们的动物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少,作为人的人类性会越来越丰富,想用动物性的感官刺激去迎合,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氛围下,才能大行其道。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里面也存在过这种问题,比如美国,一开始也是禁止色情的电影,后来就开放了,一开放,电影院门口排大长队,都争着、抢着去看这种电影。但是,时间不长,两年,再没有人排队了,一方面,当然有了录像带,可以拿回家看,但现在录像带借得也很少,不过如此而已,没有什么更深的、值得追究的东西,只是一种刺激物的、感官上的一种快乐,所谓的快乐,这是动物性的快乐。

我觉得我们广播电视传播规律里面,对于线性单向传播,对于强制性传播、限时性传播还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

但是,等到数字化发展到新的阶段,演着一半电影,我可以把后半截改了,更不用说最简单的——我要调一个好电影,20世纪40年代的奥斯卡,有吗?多少年前的,都保存在网里,你可以通过数字电视把它调出来,要看前天的《新闻联播》也可以调出来,这是一种“互动”,还谈不到“双向”。因为广播电视本身是一个有群体优势的传播者,个人很难与之抗衡。网站也是这样,你建立一个网站,整天发布消息,你的消息的点击率肯定小,比广播电视小得多。为什么?你只是一个个体,你形不成和它抗衡的力量,真正的“双向”还要在若干年以后。即使到了“双向”,也还有传者的责任问题,不是说像人和人的关系一样,打个电话两边一聊,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模式是一个核心问题,当前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怎样认识?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恐怕要特别跟学生强调、说清楚,传者的责任更强了。这个问题简单说到这儿。

还应该补充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传播里面信息密集性的问题,这里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直接影响我们的语言质量。

我们的信息传播要坚持真实、准确、迅捷,这都没问题。密集的概念,特别在学生当中,很容易采用加快语速的办法,解决密集的问题,这只是在量上的追求。因为量,而降低了质,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我们的播新闻也好,主持节目也好,有时候听起来非常快,没有标点,没有抑扬顿挫,没有语言疏密度的变化,“一道汤”,这不能叫密集,这叫信息的耗损。一句话揭示不出它的内涵,表达不出它的思想感情,只是表面上的文字意思,甚至于这种文字意思也听不清楚,这不是信息的耗损吗?!你传达的是无效信息,再快也是没有用的。15分钟的新闻,如果播得好,播得真正为受众着想,可能只有10条。这10条播出去,条条有印象。如果硬要播15条,条条没印象,不仅浪费了传播的时间,也浪费了受众的时间,听得糊涂。

所以,信息密集性的问题在教学当中,一定要注意给同学讲,千万不要单纯追求速度。追求速度,严重地说,就是对受众的蔑视。当然,我们也不能像传统的、过去的那种播报方式,那个让人听着着急,(演示)“今天白天晴,风力二、三级”,这是不行的。语感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时代感的浓缩,时代节奏的内化。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节奏,需要什么样的氛围,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感觉到了以后,他就和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否则的话,要么落后,要么就是失掉了本质的东西。

第二个子系统,播音主持理论的子系统。有声语言传播,广播要求“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电视要求“形神兼备,声画和谐,赏心悦目”。这种总的要求是符合广播电视的特点的。徐光春同志2000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的播音学研究会的年会上提出过,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共同的要求,“德才兼备,声形俱佳”。这个要求提得好,但是对“佳”的解释五花八门。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是当前存在的问题,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一个就是规范的问题。怎么看待规范?怎么进行规范?我认为,规范不是束缚,规范是一种自由。你的语言越规范,听懂你的话的人就越多,你的传播范围就越广,传播效率就越大。

但是,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不规范不是也在播么?也在主持么”?第二个问题是“规范后是不是就死板、呆板了”?这两个问题在认识上必须解决。

规范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要通过行政甚至立法的手段,强制人们走这条路。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通话测试标准》等等,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有不规范的现象存在,念错字音、词语搭配不当、方音土语的介入等等,肯定会有这些现象。不能因为有这些现象,就说规范不必要。甚至像有的人说的,“我这个不规范是为了老百姓能听得懂”。当然,我们的规范本身也有问题。我们的意见早就向语委提过,“规范不意味着唯一”。你再规定,流“血”就是“xiě”,老百姓还在说流“血”xuě,它在特定的语境下,能够和下雪的“雪xuě”混淆吗?为什么不能让它并行呢?而且,规范到了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地步,“血xuè债要用血xiě来还”,别扭不别扭? “讨还血xiě债!”这多有力量,“讨还血xuè债”,读起来就“飘”了。

不同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要求,要允许并行不悖,这在国外的词典里是有的,叫“又读”,可以让它并行。这样,在实践当中,让老百姓淘汰它,将来哪个不用,哪个用。当然,专家们会对语言的规律有认识,但是,语言的发展规律也很复杂,有吸收,有淘汰,有新创等等,好多东西。所以,关于规范,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有的人不规范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你会而不去规范,这是你职责不到,是专业问题、责任问题。

第二个,规范过程中是否会死板?不是!我们现在教学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规范教死了,把规范变成了“唯一”。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好多语言学家恐怕也有这样的问题。语言是活的,特别是声调,它是语流过程里面的相对值的一种反映,没有任何绝对值在里面起作用。语言生命活力的问题,涉及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你的语言是不是能让人接受?是不是很符合内容的要求?你的语言表达是不是自己的体验?将来为自己形成一种风格做准备,包括用气发声、吐字归音,绝不是唯一,千万要避免“唯一”。丹田气到了胸部怎么样?到了咽壁怎么样?到了口腔怎么样?那只是一个范式,在它的周围可以生发出好多种类型来。为什么我们总是静态地认识规范? (演示)“a”,它的范式的周围都可以活化,但是到了不同的内容它必须得变,永远用央“a”去解决一切问题是绝对错误的。提颧肌也是这样,颧肌提起,是指上唇的中部的三分之一的两端向颧骨划线,它是一种内在肌肉的控制,而不是有表情的动作。原来我们很多人一说就微笑起来,(演示)“昨天又压死一个人”,这根本不对!这应是一个非常内在的、一种习惯性的控制。提颧肌解决你唇齿相依的问题,下巴放松的问题,槽牙打开的问题,它的力量就是让你叼住这个字,让你送出去这个字,都是非常自如的。不仅仅是“微笑”!这样教的话那还了得。所以,规范的问题不会导致呆板,只有呆板的教学法,没有呆板的规范。

比如庄重,庄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大气的表现,它和那种一脸严肃故作深沉完全不同,而是内在的气质,说出话来是可信的,不是虚假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调侃的,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很多格言绝句、名篇佳作都非常庄重,包括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是很庄重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心审美的一种重要风格,千万不要伤害她。庄重了就大气,就洒脱、自如,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没有这个根基就会走到虚假、轻浮、苍白这些道路上去。当然,庄重也是一种范式,每个人的理解、生活经验会给它不同的补充,这样才显出了多种多样的神采,因之,庄重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新闻。一个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他是不会在新闻里去调侃的,调侃的结果就会使人认为是道听途说,失去了可信性。最近报张上还在夸湖南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是有进步,比过去吊儿郎当那样的有点区别了。但是它的新闻的界定有问题,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而它是新近吗?它不一定是新近,而且新近发生的这个事实有新闻价值吗?不一定!这就扩大了新闻的外延,什么都可以当新闻了,所以我原来就给他们建议叫《晚间杂志》最好,不要叫《晚间新闻》了。社会新闻也是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是所有的犄角旮旯、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报道,这是不行的,这是集怪猎奇、哗众取宠的一种表现。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应该认真地对待。

“说”新闻,轻松,好像没有政府文件那么严肃,轻松一点可以,也是一条路子,但不能把新闻节目变成非新闻节目,形式再生动都没有了意义。

过去我们新闻讲究语言简洁,现在语言可以稀释一点,比如(演示)“一只老虎生下了四只小老虎”,你可以多说两句都没关系。过去就是简单地报一下,像电报体,显得干巴一些,现在可以增加一些色彩也没问题,但不能失去庄重,不能降低新闻价值,否则,我们看到的世界是都是犄角旮旯的世界,都是鸡毛蒜皮的世界,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更偏颇了。

第二,话语权力。我们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党、政府和人民给了我们话筒前、镜头前说话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利”,而是真正的、有力量的权力。它意味着我们在话筒前、镜头前给我们的话语生杀大权,有权让它生动活泼,也有权让它死气沉沉;有权让它热情洋溢,也有权全部否定。这是有声语言的很大的特点。写成文字以后,看不到权力的影子,但只要说出来,这种权力就体现出来了。

权力有两种:一种是隐性的话语权力,指转述和旁白。比如中央的文件、重要的社论,我们只有转述的权力;比如解说词,我们只有旁白的权力。但是这种转述、旁白是非常重要的权力,当前正遭到蔑视。有的人说,“有稿播音是消极的、被动的,没什么创造性,没有个性”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加以剖析,给以回答,事实绝非如此,广播电视发展到将来,也永远不会走全都没有稿子的路。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优势。一个人只会自说自话,别人写的东西念不成句子、表达不出意思,更不用说文采,这是无能的表现;只会照着稿子念,没有稿子说不出话来,一样是无能。

隐性的话语权力非常重要。比如,中央十套播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内容非常精彩,解说差强人意,如果加以调整,就会为片子增色不少,这就是隐性的话语权力运用得不够好。现在我们的有稿播音,正在低谷当中艰难地行进。遇到的外界的干扰不说,就说我们自己的心态,只要拿到了稿件,就觉得自己受到了限制,就显得很被动、无奈,这是十分错误的心态。老一辈播音艺术家早就教导我们,即使是现成的文字稿件,我们拿到手以后,也有广阔的创作天地,正和伽达默尔主张的“视阈融合”不谋而合,文本的视阈和读者的视阈融合,互相补充,形成新的视阈。国内外对于文本的阅读、朗读,即有稿播音,都是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的。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坚持自己的阵地,我们就会后退而有愧于这个时代。特别在教学当中,我们播音系就走过一段弯路:当在话筒前、镜头前胡聊乱侃的时候,学生们对此情有独钟,让找一个话题谈话,神采飞扬却言不及义;拿到稿子,就没兴趣了。

这两种是互补的。我们从认字开始就不知不觉地进行着有声语言内在化的训练,为什么我们到了成人、到了真正的岗位上,反而忽视了它、轻视了它?这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个话语权力是显性的话语权力,叫做率真独白。它表面上看是自己的行为,实质上看还是媒体的行为,因为我们是喉舌。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容易呢?因为可以随口唾出,怎么说和说成什么样都没有明确要求,这就违背了我们民族文化当中语言的言简意赅、词约义丰。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话语权力,它要求有声语言的质量、内容的深度、语句的辞采、表达的灵动。 1980年以前绝大部分是隐性的话语权力,所谓“不喊不革命”,激情就是一切。 1980年以后,口语至上,在重文轻语的历史上又加以强化,认为什么人都可以说话、说自己的话,不用经过刻苦的训练,这是又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这两种话语权力此消彼长。

我们中国形而上学的东西,往往干扰着我们老走极端,当一个问题得到重视时,另一个问题就被忽视,这是违反辩证法的。

两种话语权力在历史上可以分成两部分,1980年以前,即1966 ~1980年这一段,叫话语权力的萎缩,我们几乎没有权力,都是“两报一刊”社论。 1985 ~1995年这一段,是话语权力的泛滥,什么人都可以到广播电视里来说话。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女孩在电台工作,一个月500元,她嫌累,自己不播了,叫她妹妹来,给妹妹300元。她妹妹也嫌累,又让妈妈来帮忙,给她在调音台上操作,给妈妈100元,领导都不知情。我们的广播电视如果泛滥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就出问题了。不是知识的贫乏、美感的消失,而是信息的错乱和责任的丧失!就像前苏联出现的自由论坛一样,什么价值观都可以在媒体中说,都可以张扬,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两种情况,今后要特别注意,让学生在思想里认识到隐性、显性的话语权力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第三,语言功力。中国播音学的核心是播音创作基础理论,往前生发是发声学、吐字归音,往后生发是各种文体、节目形态、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而播音创作基础理论的核心是讲播音创作主体的语言功力。语言功力不是“语言的功力”,它比语言的功力广泛深刻得多。它从观察力开始,理解力、思辨力、感受力、表现力、鉴赏力、调检力、回馈力,都在语言功力里。把语言功力简化为表现力是错误的。

语言功力管三大块,第一块是思维功能。从功能上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这个表述基本准确。有的人一辈子在想一个问题,没有发表,这就是他思维的能量。等到他出成果发表了,但是思维过程被隐去了,我们看到的是思维的成果。但是他得用语言表述,如果他的语言功力不强,思维也不会清晰、有效率。

第二块是交际功能。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交际,需要语言。没有语言功力,交际也不会成功,反而显得很吃力。

第三大功能是传播功能。你说给很多人听,这些人在你的脑子里可能都没有具体的印象,但他们会给你一种刺激,让你向他们诉说。思维、交际和传播,是通过语言功力将之管理起来,达到表达效果。孔子说“辞达而已矣”,非常深刻,强调说话的主体要“达”,如果每个说话的主体都“达”了,思维的成果就会流通起来,交际的效益也会扩大起来,传播的力量也会增强起来。

语用学里讲说者和听者,包括语境,研究语言链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能忽视话语主体的力量。话语主体的力量是话语主体的一种表现,是话语实施的一个过程,应该说是构成整个语言世界的一个亮点。我们认识语言功力,千万不要仅仅局限在有声语言的表层上。因为我们的有些训练方法,特别是即兴口语的训练,往往停留在表层。所谓的应变多少法,实际都是在表层打转。比如,“今天天很热”,怎么训练?如果出着汗,又没空调,(演示)“唉,太热了!”如果空调很冷,天很热,怎么表达?等等等等,复杂之极。词语的选用、词语序列的排列,到有声语言的色彩和分量,极其复杂。一个人一个说法,怎么能纳入一个体系里面,让大家一起走啊。所以吕叔湘先生说,“有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能说会道”,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文化和有声语言绝对不是对等的,另一个是有声语言与人生体验密不可分,接受事物很快,而且把别人的话能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能灵活运用。所以,我们的训练往往走入机械的、模式化的训练,实际上是对个性的抑制,是对有声语言生长的压抑,不行的。只能给他们一条道路,让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达到一种感悟,语言就会生成,然后就会适应。

要有决心,自己做一下,每天就用5分钟,随便找一个话题,录下来。一开始时,前4分钟叙述,后1分钟评论一下这件事。道路上的交通,天气的变化,人生世态的炎凉……都可以拿它作一个话题。这没有限制。因为这种捕捉社会现象本身,就是对你的思维走向的一种锤炼。练习一个月。第二个月开始,3分钟叙述,2分钟评价。第三个月,2分钟叙述,3分钟评价。第四个月,1分钟叙述,4分钟评价。搞四个月试试看。我没有给任何人定题、定向、定方式,但是这是一种实践当中的,一个活着的人都可以适应的道路。经过四个月的训练,你的语言能力一定是相当强的,不但善于捕捉越来越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叙述得条理清晰,评价得恰如其分。这种训练是任何所谓的方法和模式达不到的。当然,如果你愿意加大量,一天10分钟,这都随自己。因为,进入了这样一种语境,就是“逼”着你说话,不说不行,非说不可,这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原始状态,体现了恩格斯说的“非说不可”四个字,而且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非下苦功夫不可”,没有窍门。这只是说独白这方面的训练,将来,再做成对话的训练,这都是提供了一种方式,一条路径,没有任何明显的制约。

如果我们全国的人,或者我们播音专业的学生们,逐渐地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出这样一个东西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我想,我们的语言质量会大幅度提高。当然,它和文化的学习、社会经验的积累都密不可分,因为你不学习,眼界非常狭隘,只能说这点事:就只认识杨树、柳树,其他树都不认得了,那你没话好说;对新的交通法规不熟悉,评价新的交通事故就没有依据,不学习是不行的。你人生的体验也在增加。它不仅是有声语言的训练,它是你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话筒前、镜头前的积累,或者叫“前理解”。这样,你将来的语言就会为你的个性生存,或者叫语言的风格,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不要小看了语言功力。

一会儿我再讲一讲“学院派”。学院派很容易走理想化的道路。

如果我们的专业在大众媒体上,真能够显示出自己的实力,我们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化的素质就会有极大地提高,到那时我们就会涌现出很多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供大众学习和欣赏。到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这些人走的这条道路,实现了秦始皇“书同文”却没有实现“语同音”的道路,我们全民族的有声语言状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重文轻语的现象就会得到克服。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示范,不要迷信“普通话水平测试”。我说的不是不重视,要重视,不要迷信。因为这是一个太基础、太基础的测试,就是得了“一级甲等”,那30 个0. 1的错误,怎么去认识它?现在还没有得满分的呢,怎么也得有个十个八个错。在广播电视里20分钟里出10个错,允许吗?这个要求,太低了。另外,将来全国都在推广普通话,我们14亿人口里,不用多了,4亿这个零头的人,都达到了“一级甲等”,我们的压力该有多大。任重而道远。

我们把对语言功力的认识、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对教学的认识、对学生训练的认识等等,在一个过程里面审视,就会有一个不断的调整,在调整当中又不断地进化,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有不断提高。

首先,要自信,千万不要自惭形秽。别人说“播音无学问”,就觉得是没学问;说“有稿播音没出息”,就觉得是没出息——整天处于这种心态下,自己不能长进,也教不好学生。

然后,就是研究我们还有哪儿做得不够? 1996年开始,我提出的这个方法已经八年了,我还没有听到有一个同志说,“我练了四个月”。为什么?是否我的要求太苛刻?是训练得太艰苦?还是什么?就是觉得它是错误的,我也可以练四个月,试验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当然,形成制度就更好了。比如,我们的小课,就布置学生们这么做,每天五分钟,一个星期, 25分钟的作业,听一下。不一定小组学生的作业每一个都听,听三五个,再布置新作业,再练,能不能行? “语言这个东西,非下苦功不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最后一个问题,谈一下语言样式。刚才我谈到过,所谓播新闻、说新闻的问题。 1979、1980年那时候,有人发表过文章,说“说新闻”的问题,所以在第二次播音会议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为什么又出现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只是因为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她很平实地讲解新闻事实,就被有人吹捧为“20世纪最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连她爸爸都说“这么年轻的孩子,别那么夸她”,他们的领导也说,“我们不能像内地那样播新闻,我们不会,只能走这条路”。走的这条路也没有出我们的圈啊,我们1979年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拿它来做一个甚嚣尘上的话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我们的精力还没有到这种充分的程度,应该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追时髦是广播电视的一个弊端,也是理论界的一个弊端,包括我们现在的文学、文学批评、文艺批评,都走到这样一种浮躁的、浅层次的境地。

语言的样式,20世纪60年代初,1961,1962,1963吧,我们新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播音艺术的高峰,在这个高峰里,齐越的朗诵式,夏青的宣读式,林如的讲解式,费寄平的谈话式,都给我们提出了很新颖的语言样式的概念。我说“朗诵式”,而不是“朗诵”,是“式”。这四种“样式”,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体现了在有声语言方面实行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他们树立的榜样,随着“文革”被摧毁了,当时我们在理论上也没有给以充分的阐释,事实上他们把有声语言的基本样式都体现出来了,还有什么别的样式吗?朗诵式也可以播报新闻,宣读式当然可以,讲解式也可以,谈话式也可以,因为播报新闻没有具体语言样式的要求,它只是要求有新鲜感。对新鲜感的体现和对新鲜点的把握,还有状态的积极、节奏的运用,这和它的样式关系不是很大。朗诵式照样可以有新鲜感,也可以有新鲜点的把握,具体节奏的驾驭,听起来就是新闻。这四个“式”,在新闻节目里都可以叫播新闻。理论上阐释的不足,我们的继承也很不好。几乎都继承了宣读式,朗诵式很少,方明继承了一点,于芳继承了一点讲解式,谈话式几乎没有人做到。谈话式对我们播音界来说,是一个非常久远的话题。

我们一进入播音岗位,老一辈艺术家就告诉我们,“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要“说意思”,要“像说话”。尽管这种理论话语的色彩不浓,但是说到了根本。有了稿件,要把稿件变成自己要说的话;没有稿件,也要说,有内容、有感情地报。所以,我们总觉得谈话式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人类的生存状态里面,语言在生活空间里都是谈话,不是吗?也有不是谈话的,比如在劳动的协作过程当中,有了最原始的诗,有了唱,但基本形态还是说话。到现在还是这样。哪个不是说话?都是在说话,只是在不同的样式上说话。出口之前的内部的感觉必须找到说话的感觉,达到非说不可的地步,但是一出口,就不一定是日常生活说话的那种形态。 (演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在说话,但是语言的样式是朗诵。非要把它变成日常生活的谈话,那就不是这种词句,“抬起脑袋看见月亮,低下脑袋想起老家”,认为这是说话。怎么能这么浅薄地理解语言?

现在我们播报新闻也是说话,但是说话它有很多的要素,内心要素是非说不可,有强烈的播讲愿望,这样的出口才有根据,才有价值,才不是无病呻吟,才不是梦呓。然后出口之后,肯定有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四大样式之外,结合语境还有四大体式——高雅庄重体、正规平实体、通俗灵动体、消闲自在体。这在生活当中,应该是随处可见的事情。曾经举过例子,俩人谈恋爱,女的说,“你看你老不出来,咱俩见面的时间太少了”,这不是说话吗?男的说,“你忘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朗诵?这是他对他爱人说的话。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为什么到我们播音中,就要严格地区分“播”和“说”?为什么?我认为,只能证明语言的一种蒙昧状态,理论、实践的蒙昧,所以我才写了一篇《语言启蒙行动宣言》,应该是启蒙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总是存在这种混沌状态,那会经不起任何挫折,更经不起任何外力的干扰。

1982年的第二次播音会议上,1986年的宁夏银川会议上,我们的两个大的全国会,都在统一着不同样式的节目,包括新闻、主持人节目等等。当时,主持人的形式出现以后,大家都在积极地研究,总觉得是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而没有想过这是另一支队伍、别人的事情,不管是从基础理论、美学理论上,还是从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上,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历史原因比较复杂,整体上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任务的转移,对市场经济开始进行认识,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里面,广播电视解放思想了,有的实事求是,有的不实事求是。

比如,广播电视的改革中心就是要突破“喉舌论”,不当“喉舌”了,行不行?于是,在主持人的理论上也出现了“你们播音员只是搞政治宣传,我们是在说自己的话”,什么观点!远离政治,还是抛弃政治?这难道仅仅是语言之争吗?类似这些东西。于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家打着“主持人”的旗号,另立山头,有些领导也尾随其后,大声疾呼“甩掉播音腔,远离播音员”。 1985年简直是乌云滚滚,到1990年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后来,有的台领导变了,说还得和播音员学基本功。我请问谁给播音员定的位,“只能在话筒前、镜头前播报别人的稿子”?历史没有作这种定位,党中央也没有形成红头文件,历史在发展,谁不允许新闻播音员去采访,去编导?不是不允许,我想是无奈。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们很多台,包括天津台在内,打破规律,播音组解散,都下到编辑部编稿、采访去。没坚持两年,又回来了。为什么?他们下去了,谁来播?有那么多人才储备吗?编稿、采访的人比他们水平高得多,而且有的人有些地方进不去啊,比如时政采访,有很多的局限。现在也是这样:主持人去采访理所当然,新闻播音员采访,绝对不行,得守住这个“摊”。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还是自己的愿望的问题?都不是。让播音员去采访,不一定差。所以我们提出“一专多能”,坚决反对“采、编、播合一”——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一两个人可以,100个、1000个人可以,如果让整个队伍都走“采、编、播合一”的道路,就是在解构播音,是取消主义,它意味着语言质量的急遽下降。所以,播音员可以也应该去采、去编,要随遇而安。不要因为没学采,所以就这样播算了,就是你亲自去采,到话筒前也是你主要、首要的职责。采访是把现实生活搜集素材、提炼以后写成文字,播音员是透过文字看到大千世界,这是两个创作过程,不能用前一个代替后一个创作过程,首要的还是话筒前、镜头前的工作。一天都去采访,到话筒前精疲力竭、神色苍白,唇舌无力,说话都费劲,还播什么?!这是失职,而不是增长才干!广播电视不是练习的场所,而是实战的场所。

现在这种“二元对立”正在消减。有些评奖的时候,是播音还是主持分不清楚了。早先一个获奖的节目,前半截就是播稿,后半截接了几个电话,这是什么节目?今后我们的新闻随时要和前方的记者谈话、交流问题,还有很多更新的方式;主持人节目里面也要配片。比如,赵忠祥在《人与自然》里就出了三次镜,说了6句话,大量是他配音,到底是主持人节目还是播音节目?非得划分,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什么是“主持”人们还没有形成概念。在没有形成概念之前,我出一个主意,凡是设主持人的节目,就叫主持人节目。什么是主持人?主持人节目里面的播音员就是主持人。不用管他采、编没有。受众看的是你在话筒前、镜头前的情况,不能说“这稿是我编的,我给大家播一下”,做这种声明有必要吗?这些东西都困扰着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由播音员转成主持人”。我还说,罗京在《新闻联播》里处于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在《当代工人》里主持,和袁隆平的对话也非常精彩。非要把我们的队伍分成两半,“哼哈二将”各站一边,要么主持,要么播音,有必要吗?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不是要“二元对立”,而是要靠我们的主体怎么发展、怎么丰富。现在有的新闻播音员,离了稿不会说话,还应该练习即兴口语。有的主持人只会啰里啰唆说两句话,让他读个信、配个片,根本不成句子,不合格。我们培养学生的时候,必须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没有或当播音员或当主持人的这种定位的概念,这最有利于我们形成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否则,我们的典范就出不来。我们呼吁那些有志于研究主持人的理论家,包括第一线的专家,写出一本像样子的有体系的主持人学的书来,供我们学习。24年过去了,不是没有这个水平、精力,因为学术路径出了问题。必须把播音和主持合到一起来,这是方向。

第三个子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非常重要,它是形成东方大众传播学,或叫中国大众传播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传播怎么出现的?大众传播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的格局,可以由少数人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供大家听、看人生百态、大千世界。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形成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联系。交通工具再发达,坐飞机到香港也得两个小时四十分钟,到乌鲁木齐得三个小时,而且去了以后,别的地方去不了。有了广播电视后,我们可以听、看其他地方的东西,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别人有什么道理。它和人际传播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它是植根于人际传播,经过过滤和选择,把人际传播里精华的、有意义的东西收集到大众传播里来,让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看。

但是,当前理论界,包括传播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大众传播人际化”。大众传播本来就是反映人际、传播人际关系的,为什么还要提这个口号?是我们的大众传播只传播神仙鬼怪,没有宣传人吗?还是只传播古代、外国,没有当下?都不是。大众传播有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不是人际化的问题。恰恰好多问题就是因为“人际化”了,才出现问题。

比如两位嘉宾,一男一女,有妇之夫、有夫之妇,主持人问,“你们赶紧商量一下,什么时候结婚”,这不是提倡“重婚”吗? “再商量一下,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不是违反政策吗?什么意思?人际传播里完全允许,招待会、晚会,闹一下,允许这种行为,大众传播里,绝对不允许!我们欣赏什么呢?欣赏不修边幅,欣赏生活常态?违反政策和道德,这是人际化吗?有人说,有的主持人主持时撸胳膊挽袖子,是体现一种紧迫感、新鲜感。像这样一些奇谈怪论把我们的大众传播搞糊涂了。为什么现在色情、暴力的东西如此之多?我认为,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电影有无穷的魅力,为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不是生活的原生态。 “二战”结束了,前线的士兵回来了。未婚妻去迎接。两人在车站发现了对方,开始相向奔跑。天空正下着雨,女的打着伞。两人刚要拥抱的时候,镜头切开了,镜头移开了,伞落到了地上,天上落着小雨。这多么高雅啊!为什么一定要把动物性展示得淋漓尽致?!能不能给我们启示?我们广播电视节目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创意,可以有新鲜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低俗的东西拿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绝对有联系,但是我们要选择、提升,让大众传播对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都有意义、有价值,大众传播是这样的一个传播功能。所以,大众传播里的很多失误是由于过于人际化造成的。比如,警匪片里,怎么逮犯罪嫌疑人,都描绘出来了,这恰恰提示了现实中的犯罪分子,使其反侦察的能力增强了。过分的人际化以后,就会让生活中粗糙的、芜杂的、垃圾的东西涌入大众传播。这是人际化的一种危害,不值得提倡,现在需要“解毒”的东西很多。

我们现在大众传播里面,为什么显得色彩不够丰富?内容不够充实?这和我们整个的传播体制、机制都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容易克隆人家的东西?克隆后不伦不类,虽然有的挺火,但火的价值显得单薄,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现在有些评论家担忧,大众传播的浅薄已经没法评论大千世界的是非了,大众传播为了迎合利润,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这不是大众传播最要研究的问题吗?

现在有些问题已深入人心了:宿命论、拜金主义、感官刺激的问题,使人们认为广播电视就是玩弄传播、玩弄人生。但是孩子们、广大农村的人们从电视里能得到什么?现在最缺乏的是:体现时代精神不够,表达人文关怀不足。

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民主化的进程不断地加快脚步,三贴近、三个面向、三项教育等等,人民群众的自觉性,特别是底层群众的觉醒,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广播电视里都是豪宅,角色们打扮得特别漂亮,进出高级娱乐场所,那我们的底层的人民怎么办?谁来关心他们?谁来反映他们的生活?谁为他们呼吁?这不是广播电视的责任吗?我们的学生一进校就应该从这方面给以教育,我们将来不是冲着大款、豪宅去的,而是冲着广大的、还没有脱贫的、刚刚到小康的广大人民群众来的,为他们谋福利,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走向富裕。我们大众传播里面最缺乏的东西,现在反而受到了冷漠。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但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清楚,要给学生讲清楚。

关于“学院派”。对“学院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推崇,一种是否定、贬低。 “学院派”(不是学院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 “学院派”起源于16世纪末,意大利的绘画艺术出现了巴洛克绘画、学院派绘画和现实主义绘画三个流派。学院派绘画以卡拉齐三兄弟为创始人,严守古代和文艺复兴艺术大师的规范。所以,我们现在理解“学院派”,就是规范化。但是这个学院派有很重要的贡献,它是欧洲第一所美术学院,开设了比例学、解剖学、建设学等,形成了一个严整的美术教育体系,这是它最大的贡献。它的问题是太恪守规范,把大师的作品奉为圭臬,不许越雷池一步,这是意大利学院派绘画历史里的一个问题。我们把学院派借鉴过来,我们也要建立我们的“学院派”。

首先要保证继承传统,绝对不能割裂传统。

其次要坚持规范教育,绝对不能否定规范、随心所欲、各立门户、各行其是。我们的教材、教学计划、教学步骤、教学安排都是教学的法律,不能随意更改,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能否定教材,个人没有这样的权利,至少在现阶段、在当下,要维护我们教学的规范。

最后“学院派”要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更新观念,不断创新。这样的“学院派”才会有生命力,才是真正的学院派。有人说“学院派”就是保守,随便说,但是我们自己不能保守。我们要及时引进新的学科、新的前沿,融入我们的学科。继承方面,还不够,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继承得不够而不是继承得过了头。 “学院派”应该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千万不要作为贬义,像“播音腔”一样否定掉。 “播音腔”也有价值,我们反对的是固定腔调,或者叫八股腔,不是反对播音腔。这些方面的问题都要澄清,从概念到体系。将来我们学院派的发展也会把不同的流派引入进来。比如,朗诵式的播音,谈话也可以气韵生动……千万不要用一个模子刻学生,用一种模式套学生,用一个体系束缚学生。我们主张不断地创新、发展,将来我们学院派也会有不同的学派,比如吉林学派、上海学派、南京学派等等,不同学派的林立,说明这个学科的兴盛,应该鼓励、呼唤这种学派林立的情况,使我们的教育得到大的发展。

我们这个高级讲习班主要的成功之点,不是广院的教学经验有多么的丰富,或者是如何有典型性,而是我们大家汇聚到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的专业教育,这一点是个里程碑。做梦都想的事情,今天终于实现了。只有大家走到一起,形成群体的合力,事业才有发展。

我曾经在我们学院的一个科研会议上发表过一个观点:这个科研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个体性,个体性太狭隘,老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事业,没有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观察我们的事业,视阈受到极大的局限;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有了个体性,特别是和职称、学术什么的挂上钩后,让人觉得功利性太强。功利性的危害在哪儿?过去我们播音学开会,经常出现大会形成的决议、别人优秀的作品,有些人回到单位以后锁到自己的抽屉里,“这是我的财产”,没有形成大家的财富。这样的话,我们的事业怎么发展?一定要避免功利性,我们需要团队精神。只有形成了团队,才会有整个学科的进步、学术的发展、学术的深化,才意味着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将来我们的播音史中,教育史这一部分,我们的这次会议恐怕会写下浓重的一笔。

第二个问题,由于我们总是处于一个个体的、微观的、自发的层面,我们全国的情况,全世界的情况,甚至观照全广播电视界的情况,都显得声音极其微弱。尽管我们大声疾呼:重视我们的专业吧,这里有很多的东西是很可贵的啊,是前人的经验啊,是我们的创新啊……谁来重视?没有人倾听你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正是由于我们这种散漫的格局造成的。如果真的形成一支队伍、一个团队、一个军团,谁还敢轻视我们的力量,谁还不对我们刮目相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兴奋于此:我们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第三,刚才丁教授所谈的,代表了学院派的观点,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从来被人们看做是操作层面的工匠,我们教授学生怎么在话筒前播,掌握什么样的技巧,从来没有人说,你们要不仅仅局限在话筒前、镜头前,你们的眼界要放开,这是我们全民族的语言的事业,不得了的。这是学院在观念上对播音专业认识的一个质变。如果我们都这么看我们的专业,哪个专业、哪个学校,哪个高等、中等、小学教育都离不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不是更体现它的重要性了吗?我们将来在教学当中,要时刻提醒同学们,我们不仅仅培养在话筒前的一种操作行为,而且是培养民族语言的一种典范的意识。我们都要成为有声语言的典范,谁都要向我们学习,谁都要向我们借鉴经验,这对其他学科也是一种贡献。当然,我们也会把其他学科前沿的东西吸引到我们这里来,才能走向我们的理想,否则,我们只能是闭关自守。

另外,我觉得,宣传的工作也需要一种学术的敏感。当前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育里面的学术动态、动向是什么?我们要有一种洞察力。发现了某些动向以后,就要尽自己的力量支持正确的方面,反驳那些不正确的方面,使我们的学术沿着一个健康的、合理的、科学的、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的事业才不会走更多的弯路。

【注释】

[1]原为全国高校播音主持艺术教师高级讲习班的发言。收入《播音主持教学法十二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