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创作发展概况

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的决议，并从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同一天，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一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具有中央电台的性质，成为唯一面向全国人民广播的国家电台，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第二台改名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市听众广播。据1950年4月统计资料显示，中央电台对国内广播一共采用5个频率，每天播音15小时30分钟。^[1]

一、1949年～1956年的播音创作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历史时期，也是广播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接管、改造旧中国广播电台，在全国范围内开创、建设人民广播电台，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广播事业奠定基础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播音是对延安陕北优良播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因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生产建设的新需要而有了调整和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稳定国内外形势上。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对广播事业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9条明确规定了“发展人民广播事业”，这为发展广播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并表明广播事业是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1949年10月1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隶属于政务院新闻总署。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紧密相关。除了对国民党广播电台继续接管，对私营广播电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外，中央还加大力度建立和调整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到1956年底，全国共有地方广播电台56座，除西藏外，大陆共有省级广播电台27座，其余为地市级广播电台，基本上建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全国性广播宣传网。”^[2]

1950年2月，政务院新闻总署为广播规定了三项任务：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3]由于事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基础力量日益雄厚，广播宣传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方台遵照中央指示，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展开宣传，对恢复国民经济、巩固祖国统一、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互助合作、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宣传。

1951年和1953年，毛泽东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求，1956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在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为广播事业指明了方向，广播逐渐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教育和发动各族人民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桥梁，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建立广播网，扩大影响力

1950年3月29日到4月16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4月22日，针对当时全国尤其是农村收音机数量极少、交通不方便等情况，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都安排了专职或兼职的收音员，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下，1953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33座私营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4]修复、改建了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破旧设备，并且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部分省辖市继续建设广播电台，全国的广播事业迅猛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初步建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四级广播宣传网，即中央台、大行政区台、省（直辖市）台及市台四级。广播收音网的普遍建立，体现了中央对广播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广播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措施之一，使人民广播事业建立在确实的群众基础上并发挥着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

与此同时，中央也非常重视发展农村广播。1952年12月1日至11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提出要逐步增加发射功率，改进收听效果，增产收听工具，巩固收音网，大力发展有线广播尤其是农村有线广播。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发展农村广播网”。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于1955年12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发展农村广播网。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第三十二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5]根据这个要求，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问题，“到1956年底，全国有线广播站发展到1458个，比1952年的331个增加3．4倍。广播喇叭达到50．6万只，比1952年的1．7万只增加了28．5倍。”^[6]

就客观条件来讲，农村和边远地区，报纸很少，交通不便，广播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们获得信息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就主观建设思想来讲，国家也把广播作为党和政府团结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大力推广发展。收音网和有线广播的建立和发展，使广播逐渐进入了农村，人民广播播音事业从战争年代的面向国民党军、面向国统区人民、面向解放区人民，逐渐转变为面向农村、城市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对农村、对农民的广播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明确宣传任务，丰富节目形式

在1950年3月底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梅益同志作了题为《人民广播事业概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人民广播事业独有的特点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工作中要不断加强与听众的联系，使广播成为新闻的源泉、教育的讲坛和文化娱乐的工具。195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和“精办节目”的口号，进一步要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强调广播宣传的所有节目都必须把听众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两年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广播宣传要以全国人民为对象，要反映一切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必须准确地、生动地、及时地和多方面地报道人民的生活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成就。根据这些会议精神，播音创作进一步明确了宣传任务、目的和对象。

依据国家确定的广播宣传任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承担起全国广播中心的重任，在50年代初期主要设置了3类节目：新闻性节目、知识性节目和文艺性节目。为了配合全国生产建设的总体思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新闻性节目放在了第一位，在整个广播节目中占了很大的比重。1949年时，台里只有4次新闻节目，到1956年已经增加到15次。当时，台里设有记者组，负责采写国内重大新闻和时政消息。除固定新闻节目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根据国内外形势和重大活动、重大时间举办特别节目和专题节目。第二类是知识性节目，其中包括一些对象性和专题性节目，如《对少年儿童广播》《部队节目》《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第三类是文艺性节目，主要设有音乐、戏曲、曲艺、文学、电影话剧录音剪辑等节目。50年代初，文艺性节目约占播出时间的10%左右，1952年增加到30%左右，到1956年增加到50%左右。此外还有少量的服务性节目，如《天气预报》《节目预告》《听众服务时间》等。^[7]“1956年，中央电台已有两套面向全国的综合节目，全天播音时间从1949年的5小时增加到23小时55分。”^[8]

这一时期的播音创作基调积极向上，语速适合工农兵收听的习惯，表现出了饱经动荡和战乱的中国人民对于稳定局面的衷心欢迎，展现出全方位的建设主题，大量生产建设消息、大批先进人物事迹通过电波传播出去，鼓舞着全国人民生产建设的热情。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及其成就的宣传以及对涌现出来的新型工农业生产劳动模范人物的报道方面，各地电台开办了《工人节目》《农民节目》或《对职工广播》《对农村广播》等节目，职工台、工商台、经济台、广告台等开始涌现，许多台办的节目新颖、多样、生动。随着广播技术的进步，节目形式也更为丰富，录音报道、时事对话、广播大会、剧场实况转播等多种节目形式陆续出现。播音员在播节目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节目制作，在播音创作中表现出了建设时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饱满高涨的热情，号召全国人民群众投入火热的生产建设中。播音员们虽然不在生产建设第一线，但他们在话筒前播音，也是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台男播音员普遍比较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工作需要，从各大行政区电台调进了一些优秀的播音员，同时从大学、中学里选调了一批青年学生作为新生力量加入播音队伍当中。在全国建设热潮的带动下，大家以老带新，继承和发扬延安陕北时期的优良传统，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业务上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5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建立了试播制度，规定播音员自己备好稿以后，播出前要给编辑和其他播音员试播一遍，听取意见，做必要的修正，再正式播出。正因为要求严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差错率很低。中央和地方的广播电台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形式多样、内容深入、时间持久的宣传，同时采取了多种手段加强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宣传。在此过程中，人民广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开始在广大群众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

（三）总结交流经验，加强业务学习

1956年之前，几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相继召开，总结了前一阶段广播事业建设和广播宣传取得的成绩，并为今后的发展制定了方针，使播音创作在广播事业整体发展的统一部署中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播音业务除了在实践方面进行探索以外，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通过总结经验、加强学习，变得更加深入、系统、正规、完善。

1952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北京、天津、上海、甘肃等地的播音组长、播音员、台长和编辑共73人参加了会议。这次座谈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形势下召开的第一次播音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对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会议指出，播音工作常常影响广播工作的全部效果，因此会议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而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要求每一个播音员都应是人民的喉舌，要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气魄，他要使自己广播的一言一句都深深地打动人心”^[9]。这次座谈会是播音工作建设的良好开端，它对播音工作的重要性、对播音员的要求、播音员学习的内容方法，以及工作制度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对播音员的学习起到了促进和指导作用。

195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播音员指导委员会，负责播音员的播音、培训和考核，领导播音业务工作。齐越担任艺术指导，成员有夏青、林田、潘捷、李兵等。委员会下设对内播音组，组长徐恒，副组长马尔芳、吴景玉；对外播音组，组长姚琪，副组长费寄平。1954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向同行介绍苏联播音的经验，并且翻译了一些苏联播音员写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也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徐恒执笔的《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夏青执笔的《克服报道新闻的八股腔》、李兵执笔的《播社论的体会》、张洛执笔的《把现实中的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齐越执笔的《播音员和实况转播》，这5篇文章是最早总结播音工作经验的文章。这些文章总结了几种主要新闻体裁的播音以及播音组工作管理和培训播音员的方法。

1955年3月，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地播处的主持下，“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继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全国性的播音会议，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的重视和关怀。这是一次内容十分丰富的业务学习会，会上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并和代表们当场试播、讨论。同时，会议请到了很多专家、学者、演员做专题报告，内容涉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演员修养、台词、练声、朗诵、语音学、嗓音锻炼和保护等等。会上，梅益和左荧发表了重要讲话。梅益谈到了播音创作的方向、播音工作的态度，以及创作手段、情感、技巧和修养等多方面的问题。左荧的发言《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内容涉及播音工作的重要性、播音与其他艺术的区别以及播音创作中的不良倾向等，并把过去提的播音三要素发展成为播音四要素：播给谁听——对象、播些什么——内容、为什么播讲——目的、怎样播讲——方法，四要素构成了播音创作最核心的理念，使参会同志深受启发、受益匪浅。会议以后，全国各地播音员的业务学习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这个阶段，播音创作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大量借鉴了斯坦尼斯拉夫理论体系，在全国组织播音员勤学苦练，学台词、练声、朗诵，学习保护嗓子的相关常识，努力训练播音技巧，同时学习时政、文化知识，提高播音员的艺术修养。1956年，齐越和崔玉陵节译了苏联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所撰写的《朗诵艺术》，连载于《广播爱好者》，内容包括呼吸方式、发声吐字、重音停顿、语调、节奏、手势和创作想象、内心视像、内在语以及创作交流等，虽然较为简单，但是其语言表达艺术的理论框架比较全面，为播音基础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以黄皮书《苏联播音经验汇编》、白皮书《播音业务》、蓝皮书《全国播音经验汇辑》为代表，这3本书分别总结了国外（苏联）、中央台和地方台（主要是省台）的播音经验，是对当时播音经验的一次总结和推广，也为播音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大家也明显感觉到了我国与苏联的播音还存在较大的差别。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国力强盛，人民生活稳定安逸、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苏联的播音在强调态度立场的同时，非常注意口语化和生活化，其娓娓道来的讲述感与我国自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偏喊话式的播音有很大不同。播音创作方式是整个社会状态的真实反映，五十年代，我们在废墟之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背景、经济条件、人民素质、整体心态都与苏联有着很大的不同，苏联式的“口语化”“接近化”一直没有在播音创作中体现，这是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这一时期，由于宣传任务明确、宣传重点突出、报道形式多样，广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准确、更加生动、更加贴近生活实际，更加为宣传内容服务，再加上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入，播音员的业务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新闻报道中播出了新中国大量生产建设的消息，如《鞍山无缝钢管厂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厂动工兴建》《跑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等，内容丰富、清晰庄重、深入人心。通讯播音感情真挚、刚柔并济，出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影响广泛的经典作品。在巩固新闻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力争办好文艺广播，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关心和指导人民的日常生活。总体来讲，广播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满足着广大听众对广播日益增长的需求。1950年，齐越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科科长，后播音科又改为播音组，齐越任组长，成员包括费寄平、夏青、李兵、徐恒、葛兰等，1952年，播音组又吸收了一部分青年学生充实到播音队伍中，其中有林如、王欢、刘炜等。播音员们同其贴切生动的播音和精品节目一起逐渐深入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带动下，各地方电台的播音工作也有了显著进步，出现了一批各具风格的优秀播音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刘露、恒山、章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陈醇，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关山，辽宁电台的路虹，四川电台的阮培兰等都在听众中有一定影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这其中除齐越来自解放区以外，其他均为50年代培养出来的新播音员。

1949年到1956年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播音创作大发展的阶段，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工作中存在教条主义、党八股，对苏联的经验与做法也出现了不顾我国实际国情照抄照搬的情况。不过总的来看，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也为中国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二、1957年～1966年的播音创作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广播宣传事业既有快速的发展，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既有好的经验值得推广，也有失误需要反思。尽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几经曲折，播音工作还是在摸索中一步步前进，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十年是播音业务大提高、播音队伍大成长的十年。

（一）保证节目质量，力求百花齐放

1956年5月28日，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向中共中央汇报广播事业发展规划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广播工作作了指示。在指示中刘少奇重点提到，要加强对广播事业的领导，广播宣传要密切联系人民的思想、生活、需要，应该关心所有听众关心的问题，特别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1956年7月25日至8月16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刘少奇对广播工作的指示精神，讨论了广播宣传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领导体制和发展广播事业的方针等问题，着重研究了如何改进广播宣传工作，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会议强调要熟悉和掌握广播特点，发挥声音、速度和群众性的优点。关于如何办好新闻性节目和文艺性节目，会议提出了以下几点^[10]：

第一，改进新闻报道，做到又多又快又短又好。好就是真实、生动、有兴趣和有立场。只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听众，才能有效地教育听众。新闻报道要全面，不能报喜不报忧；当然也要有立场，要有利于人民和无产阶级；还要有自己的评论，最好采取述评的形式。

第二，扩大节目取材范围，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更多地关心和指导人民的生活。要从政治上关心人民，同时也要从生活上关心人民。要使节目办得更多样些、更丰富些，还要改进文风，少唱八股，让广播语言更接近生活。

第三，在广播中展开批评。在广播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纠正缺点和错误，以教育人民和做好工作。

第四，根据广播特点对待“百家争鸣”，在广播中展开自由讨论。

第五，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办好文艺广播。在播音风格上，也要“百花齐放”，要有不同的风格，不要只有一派。

第六，要让听众听到更多的节目，就是要有更多的具有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并用新技术制作的节目。

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调整了广播事业的建设方针，在中国广播发展的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尽管这一阶段的宣传工作在全国整体意识形态和宣传论调的作用下，出现了浮夸、失真的现象，有偏差和错误，但是由于全国广播工作者不断反思和总结，并全力贯彻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的指导精神和既定方针，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事业得以同时发展。1957年以后，地方广播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建了一批中等城市电台：1957年，全国有广播电台61座，到1962年初，全国地方广播电台发展到145座。^[11]广播电视在宣传重点工程建设、克服三年经济困难、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及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进行社会教育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12月，中央广播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广播事业发展的硬件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1961年，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党组会、编委会上，就广播电视宣传的改进和提高节目质量等问题多次提出意见和建议。他希望：“中央电台从1961年起，要努力创造更多的名牌节目，广播节目要增加花色品种，增强知识性。播音员也不能老是一个腔调，必须根据不同的题材采取不同的播法，播音应当亲切，风格应当多样化。”^[12]由于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广播节目类型越来越丰富，节目质量也越来越高，各类节目受到全国听众的广泛欢迎。在节目形态不断丰富的同时，播音创作语言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新闻节目依旧是广播电台的主体节目，同时国际新闻报道也得到了加强，《新闻和报纸摘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国际时事》等节目得到了听众的喜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音风格上延续了延安陕北时期的方式，力求做到规范、清晰、流畅，其播出的新闻和较长篇幅的政论文章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经典评论作品《九评》，成为评论播音的高峰。新闻宣传报道节目中，还成功宣传了一批先进典型，关于雷锋、大庆、大寨等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先进人物的浪潮，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通讯这种播音创作样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节目当中，而将新闻性与情感性有机结合起来，则成为播音员业务学习和探索的重要方向。

除此之外，教育性、文艺性、服务性节目的分量也有所加重，如天气预报、报时、节目预告等节目坚持办了下来。在“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台专门开办了为农民服务的科技节目与文艺节目，播音创作中开始体现出服务意识。同时，针对特殊收听群体的节目也开始出现：1956年9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学龄前儿童创办的《小喇叭》节目开播，节目针对学前儿童的理解能力和兴趣爱好，采用丰富、形象、生动的内容和形式，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在播音创作上，《小喇叭》牢牢把握住了收听对象的特点，突出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感，取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恢复和兴办了一批知识性、趣味性和欣赏性的节目，5月份开办了《阅读和欣赏》节目，向听众介绍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有关的文学知识，以提高听众的阅读和欣赏能力。这一时期，播音员在播音创作上开始更加注重文学性、艺术性的尝试和探索。1961年，北京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我国首次举行世界性的体育比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转播了九场比赛的实况，张之带领宋世雄对比赛进行了解说，打开了体育播音解说创作的大门。“196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有四套节目，两套对国内广播的综合节目，一套文艺节目，一套对台湾的广播节目。同时，对外广播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到1966年底，我国对外的广播语言增加到33种，并且建立了向各语言节目统一提供国内国际专稿的独立的发稿部门。”^[13]

在节目质量越来越高的同时，各地播音部门也制定了严格健全的工作制度，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学习，播音员在驾驭各种节目的过程中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创作能力逐渐增强，播音质量明显提高。60年代初又有一批年轻的播音员，如方明、铁城、雅坤、徐曼、虹云、赵培、曹山等脱颖而出，逐渐崭露头角。

（二）指导思想偏差，出现失实现象

1957年到1966年之间，国内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但每一次运动之后，“左”倾错误都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不断加剧。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则。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宣传工作中也充斥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宣传论调。在整风运动中，新闻媒体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了“引蛇出洞”、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在“大跃进”中又推波助澜、大放卫星，鼓吹“共产主义穷过渡”，很多不实的生产建设消息也通过广播宣传出去，助长了“浮夸风”，给国家与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经过“大跃进”的狂热之后，党和政府主管宣传的领导和新闻界的同志一起对新闻工作进行了反思，重新提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60年冬天以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工作有了一定的改进，知识性、趣味性得到了加强。当时，新闻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试图在实践中拓展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生动活泼的工作道路，但这些探索最终都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淹没在阶级斗争的大潮中。

应该说那时候的播音创作在内容把握上有偏颇之处，欠准确，也有失真的情况，尤其是在一些宣传报道的分寸把握上不够恰切，出现了偏差，在宣传效果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当宣传中推波助澜的一部分。出现这种问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播音创作也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三）创办播音专业，构建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广播事业由革命战争时期的地区性规模扩展为全国性规模，需要补充大量技术干部。195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开办了广播技术训练班，开始正规培训中级技术人员。“训练班共举办了6期，培训技术人员969人。中央广播事业局在1956年至1958年期间，还举办过播音、电视、收音机安装等短训班，培训了130多人。”^[14]大家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播音员的培养并不是从高中生里选拔一些人经过两三个月的培训就能达到播出的各方面要求的，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作。1958年，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创办；1959年9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各类专门人才的综合性高等学校。1960年秋，广播学院开办了播音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成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的前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三代播音骨干铁城、虹云、钟瑞、雅坤、金锋、赵培、徐曼等，中央电视台的李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教师祁芃都是这个训练班的学生，结业后去到各地方台的学生，也都成了当地电台的业务主力。6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马尔方和天津台播音组的徐恒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牵头筹建播音专业，1962年申请设立新闻系中文播音专业，1963年5月获得批准；同年8月该专业开始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学制为3年，学历大专。当时播音工作属于保密工作，除了嗓音条件好、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学生的政治条件，即家庭出身和政治素养。尽管在播音专业建立之初，由于教育目的主要是满足广播电台、电视台对播音人才的急需，培训类型、培训层次较多，难以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但播音人才的培养实现了从“‘培训型’到‘学历型’，‘应急型’到‘计划型’的转变”^[15]，这对将来的播音教育发展意义重大。由于各台要求火速输送学生，1963级的学生第四学期进行了七周加急播音实践训练就分配到各台去了；1964年和1965年，学校虽然都进行了招生，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以及参与各种运动的影响，学生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学习的内容也不是很充分。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播音专业招生被迫中断。

另一方面，对播音理论的研究继续深入展开，大家总结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的播音经验，继续学习苏联播音的风格特色，积极开展业务研究、交流，为播音理论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1962年，齐越在上海电台播音组座谈会上发言，他在讲话中谈到了播音工作的三个环节：播前、播出、播后；播音创作的三个出发点：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出发、从党的宣传员身份出发、从播音员的具体条件出发；播音员分析和掌握稿件的三要素：是什么、为什么、对谁讲；播音技巧的三张王牌：重音、停顿、语气等重要的创作技巧及业务问题，他的这次发言成为了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以此为标志，广大播音工作者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探索。“1963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中文播音专业，教学需要进行教材建设，在借鉴姊妹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开设了‘发声教学’‘基本表达’（时称‘语言逻辑’）等课程，印发了有关教材和资料。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播音理论的主体已经比较明确，一些基础理论如播音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创作的目的、用气发声以及感情、停顿、重音、节奏等内外部技巧等都得到了阐述，播音理论体系开始建立一定的格局和基本观点间架，播音研究由此开始走向体系化。”^[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