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知共识的思考

关于认知共识的思考^[1]——语言传播杂记之十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最具特征的是有声语言传播,文字语言传播是其次要或辅助手段。进入网络文化以后,仍然以此特征与报纸、书刊相区别。在这方面,我们的规律性认识还有许多尚未涉及的问题。

当有声语言传播过程进入了“信息共享”的范围之后,若就此止步甚至故步自封,恐怕难免进入“快餐文化”的囹圄而不能解脱。说到底,这只告诉了人们“说了什么”,至于“为什么说”,便被悬置起来。

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语境的作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对象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孔子说“辞达而已矣”,绝不是只让人了解“说什么”,照苏东坡的解释,“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答谢民师书》)只有这样理解,才是“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本意。了然于手,诉诸文字,进入了稳定性和持久性;而了然于口,按索绪尔的说法,具有了“当下性和直接性”。二者各有优长,各有局限,但需要“足志”、“足言”却是缺一不可的。

“说什么”之后,应该解决“为什么说”的深层含意,而不应一说了之。这就应该进入比信息共享更高一层的“认知共识”范围了。 “认知共识”,主要是指我们语言传播中,必然包容理性的内涵,并要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走向、取向上,进行体认、理解、沟通和同构。不一定在每个细微末节上如此,可以求大同而存小异。

“为什么说”,不是对具体语言内容的简单诠释,而是指宏观认知上的理性重合,即传者的理念与受者的理念的融通。这样,传者的目的才可能实现,受者的期待才可能满足。

继“为什么说”之后,还要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当代关于传播模式的讨论、应用中,有一种糊涂观念,往往把“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全盘否定,而代之以将来才会出现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混淆了“传播模式”与“话语方式”。 “我播你听”的模式并未发生质变,但由于在“怎么说”的问题上呈现了多样化,特别是“谈话”类节目的增多,便误认为是传播模式发生了变化。其实,个体向群体、少数人向多数人、传媒向大众,这种格局会长期存在,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转圈子、绕弯子。语言传播的核心问题,一定要集中到“怎么说”上来,才会对传播有利、有益。

“怎么说”,实质上是对有声语言传播者、有声语言发出者的一种高标准的要求。有声语言要在传播中“及于受众”,就是要“入于耳、及于脑、达于心”。听者所接收的,不仅是感官的刺激,还是思维的能力和感情的活力。同样一句话,词语序列是固定的,由于“怎么说”的差异,给人的印象和认知可能大相径庭。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至今在“怎么说”的认识上还停留在“遣词造句”的文字语言规则上,大大忽略了语音的意义和语流的表达规律。

语音的意义是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与认识程度逐步加深的,语流的表达规律是同人们对语言的把握与对语流的驾驭紧密相连的。卓别林说,一个“是”字有50种说法,而“不是”竟可以有500种说法,正说明了有声语言表达的多义性、多向性、多层性、多识性,以为“怎么想就怎么说”,那是否定了“说”的功能,夸大了“想”的威力。 “词不达意”、“口是心非”、“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正说明了“想”与“说”的不一定同一,也就强调了“说”的相对独立性。何况还有语境、对象的诸种变化呢!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曾指出:“一个博学的学者,须把那专门的智识消化了,并且和他的人生观察联系起来,才能够用平易简明的语句把这专门智识贡献出来。”就是说,首先要消化那智识,并且融入对人生的感悟,然后要让人明白,表达时“平易简明”。广大受众需要在信息共享中深化认知,但不能不考虑认知水平即接受能力。如何根据受众的认知水平进行有声语言传播,是十分重要的。太深奥了,太隐晦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太浅白了,太啰唆了,也进不了认知领域。传者自身对智识的消化,是为了贡献出来,让人接受,而不是为了显示,让人迷惘。

当前,我们很多人只满足于“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谈论什么特征、规律、个性和风格,而忽略了为受众创造理解、认知、思维、想象的空间,传者只为维护自己的主宰地位而冥思苦想,为树立自身的风格特征而上下求索,至于受众的生理、心理需要,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民族语言的人文精神,中国特色的融会贯通,特别是有声语言的文化蕴含,似乎不甚了了,如此,距“认知共识”恐怕还较遥远。

为了达到“认知共识”,让我们加深自身修养,讲求表达规律,主动关怀“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的境界,充分发挥有声语言创作的社会功能吧!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