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当翻译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当翻译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为接受日本投降仪式当翻译

聂长林

投入《反攻》迎接胜利

1945年初，我和孙景勋按照白振铎的通知，来到重庆市郊嘉陵江左岸的猫儿石李家坪37号。这里是“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和《反攻》编辑部所在地。“东总”和《反攻》社原来在重庆市内领事巷，1941年被日本飞机炸毁，就搬到了这里。从此，“猫儿石”就成了“东总”和《反攻》社的代称。

我到重庆时，一起生活的共12人:高崇民、王桂珊夫妇和两个孩子，刘砥方、绿川英子夫妇和一个孩子，白振铎、孙景勋和我，还有一个通讯员和一个炊事员。高凯原来也住在这里，我和孙景勋来后只好把她挤到远郊的东北儿童救济院去。我们12人同吃一锅饭，像一个家庭一样。刚开始时，彼此都互称“先生”。后来，刘砥方提出学习延安的敬老精神，称高崇民为“高崇老”或“崇老”，我们彼此之间就直呼其名。(www.guayunfan.com)我们在生活上，也学习延安的“供给制”，大家都没有工资。我们的生活是够艰苦的，吃的“平价米”是一种极粗糙的米。所谓平价，就是战时为了平抑暴涨的物价，由国民党政府以法令规定的价格。商人们为谋求暴利，就用一种由竹片制成、形状像磨而名为砻的东西，去掉稻谷的外壳而成淡棕色的糙米。一天，因为开会，阎宝老（航）和陈先老（舟）等领导人都到“猫儿石”出席。当天的午饭上见了肉。那一顿我吃七碗饭。阎宝老等感慨地说:“足见大家平日的生活是多么苦了!”

延安的“供给制”还供给服装，我们却没有这个力量。过去离开“东总”的人为了轻装上路，都把多余的衣服留下来，大家就靠这些旧衣服做些接济。当时在流浪青年当中，流行着穿“空前绝后的袜子”“脚踏实地的鞋子”和“四通八达的衬衫”。这些话说明白了，就是袜子前后都破了，鞋底磨漏了，衬衫到处是窟窿。一次，高崇老看我的裤子已经补得不能再补了，就叫他的夫人王桂珊把他穿的裤子拿给我。我的身长比他高十几厘米，我拿着王桂珊拿来的裤子比了比，说“太短了”。高崇老说:“你把卷着的裤脚放开就不短了。”原来他穿的也是别人留下的旧裤子，因为过长，就把裤脚卷起几重。

《今日东北》杂志

我们平日的工作，没有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忙起来就夜以继日。有时为了工作必须到市内跑，就向王桂珊要一些来往渡江的船钱。在市内用午饭，就到陈先舟、阎宝航家叨扰一顿。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或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其他领导同志，每去延安归来，必带些延安的小米或大枣送到《反攻》社来。高崇民说:在延安，小米是细粮，只有少数领导人和病号才能吃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觉得自己的艰苦生活，似乎同自己向往的延安发生了某种联系，不由得产生一种自豪感。

我们的房东李觉鸣先生是和高崇老同时期留学日本的大会计师。我们住的地方所以叫李家坪，可能就是因为是他李家的地界。我们的旁边，就是李觉鸣的别墅，名为“穹庐”。李先生经常与他的姨太太住在别墅里。别墅前小溪旁一片竹林，是我们夏天晚饭后常去乘凉的地方。李先生也常出来和我们聊天。

一天，李先生吟了他新近作成的一首七言绝句，向高崇老请和。李先生的诗是:

为避兵火寄穹庐，此身渐与朝市疏。

若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

高崇老边复诵李觉鸣的诗，边夸说:“好诗，好诗!我不揣冒昧，奉和一首。”随口念道:

羡君高卧有穹庐，我作穹庐梦亦疏。

国难当前无所事，小楼羞对古人书。

高崇老的这首诗，鲜明地反映了与李觉鸣两人不同的人生观，也是我们那个充满战斗性的大家庭式集体生活的写照。

应募翻译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政府最急不可耐的事，就是赶紧从日本侵略军手中直接收复失地。要从日本侵略军的手中直接收复失地，要同日本人直接接触，就需要懂日语的人为之中介。这样，日语人才的行情一下子就上涨了，国民党的几乎所有部门都全面出击，招募日语翻译。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我们:为了针锋相对地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要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尽快把干部派回东北，开展反对内战的群众工作。国民党政府招募日语翻译，正好为我们制造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我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应募。他们录用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我说我什么员都不是。他们拿出了表格，要我在有关栏内填上姓名、年龄等项，贴上照片，即可成为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领到临时党证或团证即可。我问“介绍人”怎么填，他们说可以空着，由他们帮助填。似乎是只要你会日文，肯于应募，所谓“党员”“团员”这个先决条件就可以通融了。我什么员也不愿意当，就以没有照片为托词把表格退了回去。

不久，驻在湖北省的第六战区司令部要求它驻重庆办事处招募数名日文翻译。该办事处的处长韩卓如就请高崇民帮助物色对象。韩卓如与高崇民为至交，政治上也是共同从事民主运动的同志，彼此无话不谈。高崇民答应了只是短期帮忙，然后尽快回东北。就是这样，我和孙景勋、金沛霖、姜洪波四人应聘于第六战区司令部。

在我们离开重庆之前，韩卓如处长把第六战区司令部主要人物的政治情况，对我们做了概略的介绍。司令长官孙蔚如是个老好人，原为杨虎城将军的亲信，从西安事变以后，采取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因此，在他面前不要谈论政治问题，也不要透露和高崇民的关系。副司令长官郭忏是蒋介石的嫡系，参谋处处长康璞是国民党复兴社系的人，外事处长姚悟千是军统局戴笠的骨干。对这些人，更不可暴露与高崇民的关系。秘书长连瑞琦、高级参议严信民、机要秘书姚警尘都是高崇民的老朋友，什么都可以谈，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们帮助解决。

我和孙景勋、金沛霖三人都是在日本侵略者为自己培养“帮凶”的学校伪满建国大学受过训练的，这次却以参与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官员的身份出现在日本侵略军面前的。想到这一点，不禁哑然失笑。

既然是去参与接受日军投降的工作，就绝不能让一向骄横傲慢的日本侵略者看到我们衣衫褴褛的样子。高崇民要王桂珊把从前离开“东总”的同志留下的衣服拿出来。啊，原来都是高级的毛料西装。我选了一套送到寄卖行。当时，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接收大员们也急于去沦陷区赴任，要添置衣服，高级毛料西装成为抢手货，价格高，出手快。寄卖行以出乎我们想象的高价收购了，足够我和孙景勋两人从头换到脚。

过三峡

日本投降之后，流落在四川和重庆的从全国各个沦陷区来的人们，谁都急着要回故乡。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准备去敌占区接收的官员们，更急于赴任。因此，船票钱一下子就暴涨起来。原来并非载客的各种船只，也都简单地改装一下权充客运。好在我们是受聘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可以拿着军事机关的出差护照，不费一文地乘坐差船（被政府临时征用的轮船）。我们坐的是当时重庆最大的轮船公司民生轮船公司的客货轮“民万”号。这是我自从离开“建大”开始流亡生活之后，第一次既没有在敌占区时那样提心吊胆，也没有在蜀道上那种低声下气地求告，而是昂首阔步理直气壮地踏进船上的舱室。

8月末9月初，正是长江水位最高，流速最快的时期。我们抵达奉节（古羹州）时，因瞿塘峡内的水位和流速均超过警戒限度，不能通过，船不得不在奉节停泊，等待水位下降。这倒给了我凭吊白帝城的良机。

几天之后，长江水位回落，警报解除，继续开航。进入峡口之后，两岸峭壁陡立，恰似长江以雷霆万钧之势，劈开巫山山脉，一路奔流向前，冲出一条深深的大峡谷，船在谷底航行。仰望绝壁之上，郁郁葱葱。这才体会出杜甫的“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那种意境。

瞿塘峡之下是巫峡。巫峡十二峰中以神女峰最为人所乐道，从远处看，宛如亭亭玉立的少女。可惜我们通过时，只体验到“巫山巫峡气萧森”的境况，云雾缭绕之中，未能望到神女的芳姿。

用日语斥日酋

我们所乘轮船过巫峡之后，就在巴东停靠了。巴东有第六战区司令部的办事处。在同司令部联系之后，司令部的连瑞琦秘书长告诉我们:司令部即将经巴东向汉口转移，要我们在巴东等待司令部的到来。

三天之后，司令部由恩施到巴东，我们便同司令部一起乘船向汉口进发，所乘的客货混合“民万”号，换成了民生公司最好的客轮“民本”号。上船之后，连瑞琦秘书长把我们介绍给外事处长姚悟千，告诉我们，我们归属于外事处的建制。姚悟千请同船的美军顾问团的美籍日本人藤井上士对我们的日语程度进行了测验，要我们每个人用日文写了一篇自传。他看过之后，同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以了解口语能力。座谈会的末尾，姚悟千也来参加。藤井向姚悟千一一介绍了我们的日语程度。我在“建大”时虽然没有认真学习英语，但藤井说的“misterNiegoodspeak”还能听懂。姚悟千听到我们都通过测验之后，立即带我们去见司令长官孙蔚如和副司令长官郭忏。姚悟千在两位司令长官面前，很为找到我们几个确实懂日语的翻译而自我炫耀一番。我当时还不明白，就这么一件平平常常的事，为什么还要大大地渲染一番?以后才知道，原来向汉口派先遣人员时招募了两名日语翻译，都是不会日语的冒牌货。

船到宜昌就下了锚。原来在宜昌以下，日军在江里布下了很多水雷，必须有日军船只领航，才能前进。从此，船就跟在一艘日军的领航小艇之后，走走停停。9月17日傍晚，船终于靠上汉口江汉关码头下锚了。码头上顿时响起了沸腾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和鞭炮声。我恨不得一步跨上码头，亲眼看看这个历史性的场面，亲自体验一下在成为战俘的法西斯分子面前扬眉吐气的滋味!这时，副官来传达姚处长的指示:“你们几位的衣着不太整齐，在欢迎的日军面前不太合适，请你们几位不要随大队下船，暂时在舱室里等一下。”

日本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1945年9月9日上午10时）

岸上欢庆的声音逐渐平息下来，我们满以为会得到“现在可以登岸”的通知。等了许久却根本没有人理我们。上岸一看，连一个司令部的人影都不见了。打听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在哪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所幸遇到一个交通警察，他告诉我们六战区司令部设在尚智中学。我们坐上三轮车赶到市区边缘的尚智中学。而外事处在郊外的“杨森别墅”。好不容易摸到“杨森别墅”，夜已很深，又累又饿。

第二天一大早，副官慌慌张张地催我起床去见处长。处长说:“今天驻华中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来拜会孙长官，要你立即到司令部去。”我说:“我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有吃饭。”处长厉声命令副官:“还站着干什么，快去给聂翻译官把早餐拿到这里来啊！”我在处长办公室简单吃过早饭。处长又问我是否还有别的衣服?我说“就是这一身”。我仍然穿着那身离开重庆前才买的土布短裤和短袖衫。处长命令袁副官:“把你的上衣脱下来给聂翻译官试试!”袁副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顺从地把上衣脱给我。我试穿了一下，“肥点!”袁副官比我年龄大，有些发福。处长高兴地要袁副官把裤子、武装带都脱下来给我，又命令另外那个副官，拿来新的胸符，填上我的名字，说:“我已经请示过两位司令长官，你的军阶就定为中校。”我随姚悟千处长到了司令部，连瑞琦秘书长已经等在会客室门口，立即把我们引进孙蔚如司令长官接见冈部直三郎的房间。看样子，不仅冈部等了好一会儿，孙长官以及陪见的副长官等也早已入座了。我们进来之后，副官们才去招呼冈部等进见。

冈部直三郎等几个人进门之前，摘下了军刀放在门外。冈部入座之后，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个军礼，陈述了四点意见:①8月15日听到日本天皇陛下宣读的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之后，立即停止了一切作战行动。②根据蒋介石委员长只向贵国政府指定的军队投降的命令，拒绝了驻地附近的共产党军队要我们向他们投降的命令，拒绝了驻地附近的共产党军队要我们向他们投降的通告，就地维持地方治安。③世间传说日军把重武器沉入长江，这是谣传，绝无此事。④在日军解除武装之后，为了维护部队内的秩序，允许排长以上军官保留手枪和战刀。

冈部所带的翻译，一口地道的中国普通话，我很少听到过日本人能够讲出如此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听了他的翻译，我不禁有些紧张，我深知我的日语水平无论如何也不如他的中国话那么好。当翻译，我是第一次，又是这样急急火火地毫无准备地上阵。与那个日本翻译一比，岂不大失体面?所幸孙蔚如的答复，只有一句:“中国将按照国际惯例和人道主义原则处理俘虏问题。”谢天谢地，总算顺利地圆了第一场。

冈部等人退出之后，等候在大客厅里的将校们一拥而入，把我团团围住，“日本人还趾高气扬吗?”“日本人真的服罪吗?”在我要离开司令部时，连瑞琦秘书长告诉我:午后将举行受降仪式，要我在午饭之后到司令部来等候。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么有历史意义的盛大仪式上担任关键性的任务。这个仪式将有哪些程序，谁将在仪式上讲话，讲些什么内容，翻译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秘书长和外事处长都没有讲。我想:举行这样重大的仪式，事前不会不进行准备，我这个不可或缺的唯一的翻译应该预知其事，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怎么也想不出答案来。

吃罢午饭，本想好好睡一觉，以补昨晚的不足，但怎么也睡不着。午休之后，随姚处长一同到司令部。准备参加仪式的主官们都等候在大客厅。孙蔚如长官把我叫到他跟前，要我乘他的车同到举行仪式的会场去。上车之后，孙蔚如把他将在仪式上讲的内容告诉我，要我考虑一下。天哪，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说呢?好在孙长官又是只说一句话:“本官遵照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执行本受降仪式。”

从司令部所在的尚智中学到举行仪式的会场中山公园距离不远，坐汽车真是比一瞬间长不了许多。在这有限的时间之内，怎样把这个有几重定语的、由33个字构成的中间没有逗点的一句话，也译成没有逗点的一句日语，也是不太轻松的。我只能警惕自己千万不要紧张。

仪式在中山公园一进门的一个大厅里举行。大厅的门上悬着一块“正义堂”的匾额，这倒是很适合于今天举行这个仪式。不知道这匾额是原有的还是临时挂上去的。大厅里横摆着一条长案，中国方面的将领和美国军事顾问们在面对正门的一面入座，仪式就开始了。

冈部直三郎及其随行人员，没带军刀，脱帽走了进来，以立正的姿势站在长案前。孙蔚如站起来讲了他准备的那句话。我把那句话译成日语后，冈部等人便坐下来，在案上已经放好的降书上签了字，然后毕恭毕敬地低头退出，仪式的全过程就结束了。估计最多也不超过10分钟。

看到冈部几个人垂头丧气的样子，一股特别解气的情绪激荡在我的胸中。日本侵略者到中国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当然是训练他们驱使的奴隶。曾几何时，我今天却站在胜利者的立场，用他们教会我的语言，把训斥他们的正义之词翻译给他们。

当天，正是1945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的14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已经整整1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在降书上签了字。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列强打交道中破天荒的第一次，是扬眉吐气的大喜的日子，是无论怎样进行庆祝都不会过分的。可是，当天在汉口、武昌和汉阳，这个孙中山先生举起过反对封建王朝的义旗的重镇，却连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感受不到。我反复思考，也无法理解这种不可思议的平静。接收人员为什么不发动群众组织庆祝活动呢?市民们为什么不自发地进行庆祝？

当时，在有些报刊里，“五子登科”成为流行一时的通用词语。“五子”是指“位子”、“票子”（或金子）、“房子”、“车子”和“小老婆子”。就是说，有了“接收大员”官衔（位子）之后，其余四“子”便会接踵而至。我们在巴东乘船来汉口时，只有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几辆吉普车，没见到一部小轿车。到了汉口之后没有几天，几乎所有握有实权的主官们都有了自己的专车，接来家属之后，都住进了租界内的小洋房。因为这些小洋房在抗战时期无不为日伪官员所占用，都当做“逆产”被没收了。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随着法币和伪币的兑换率人为地升值，无形之中也跟着沾了光。在1944年初，我们在亳州用汪伪政权发行的联银券兑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时，1元联银券可兑换20元法币。1945年9月，我们到汉口时，兑换率却逆转为1元法币可抵200元联银券。这是由国民党政府以法令决定的。这样，我们的工资一下子就猛增了千百倍。当时，在广大的新收复区流行着一句谚语:“官发复员财，民遭胜利灾。”

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追捕的流亡生活，到武汉参加日本侵略者投降仪式为止，算是正式胜利结束了。在受降仪式之后，我曾被任命为日文《正义日报》（原日租界日侨所办报纸改版）总编辑。为了转载新华社的消息和评论，同周燕荪社长（副长官郭忏的亲信）发生分歧而辞职。报社的日系报人组织的日侨时事座谈会，内容当然也涉及中国的政治情况和内战危机等，我曾出席几次。这些可能触动了国民党特务的神经。就在我们请长假准备离开时，特务们却绑架了与我们同行的刘砥方和绿川英子的四岁男孩。直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的当天夜晚，才把孩子放回来。我们便在第二天搭船到上海，搭乘国民党运兵船赴秦皇岛，回到东北，彻底结束了这段流亡加亡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