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理论的发展

社会控制的思想源远流长。以我国为例，古代思想家们都非常重视对社会的控制，并形成了不少社会控制的思想。例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礼治”和“仁治”。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严刑峻法”、“以法治国”。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天道观为基点，以构建和维持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社会控制体系为归宿，提出了“德主刑辅”、“独尊儒术”的社会控制思想。朱熹以“理一分殊”论、三纲五常说作为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准则，认为人们恪守这些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王守仁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是行为的中枢和指导，要想控制人们的行为，首先要控制人们的思想。顾炎武认为，社会规范的失调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最大妖孽，应通过正人心、厚风俗、倡廉耻、行孝悌等途径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等等。^[7]

但社会控制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Ross）1901年在其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最早提出的，罗斯是社会控制理论的奠基人和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社会控制》中，罗斯指出，社会控制是一种由某种社会组织实施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社会统治系统。他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三个组成部分。人性的这些“自然秩序”使人类社会能处于自然秩序的状态，人人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约束，自行调节个人的行为，避免出现因人与人的争夺、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但是，在罗斯看来，仅靠个人所具有的某些自然情感维系的“自然秩序”，即“没有人工设计和作用的秩序”是远不完善的。^[8]所以，罗斯认为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即社会对个人或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他认为，社会控制作为一种优于自然秩序的“人工秩序”，是通过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象、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多种手段来实施的，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罗斯说：“社会机器经常阻止和改变个体的活动，这种阻止或改变的运行越是平衡，越是说明社会秩序完备。所以，成功的协作意味着高级的社会秩序。”^[9]

罗斯对社会控制的论述具有深远的影响。罗斯之后，社会控制的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笔者主要从四个视角进行归纳整理。

其一，社会学视角的社会控制研究。在社会控制的研究中，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纵观社会学的发展，有关社会控制的问题一直是受到关注的关键问题。马丁·因尼斯在《解读社会控制》一书中将社会控制理论划分为符号互动学派、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社会控制五大流派。^[10]

社会学对社会控制的前期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对社会主体行动的控制，后期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对社会主体结构和过程的控制。例如，符号互动学派及相关理论进一步整合了社会控制理论，主要观点有：民主社会下的控制理论；社会相互作用对于自我控制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社会控制对于遏制越轨行为所发生的作用。功能主义者如帕森斯把社会冲突看作是社会病态的表现，看作社会功能的失调和社会越轨者的自我表达。社会控制只不过是对社会越轨行为的组织化反应。

与功能主义的观点相反，冲突学派认为社会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常态甚至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过程。社会冲突不仅有消极作用，还有积极作用，社会控制就是对社会冲突的双重作用的控制，其目标一是要最大限度规避社会冲突的消极作用（负向控制），另一方面是力求最大限度发挥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正向控制）。马克思对社会冲突根源的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冲突根源的分析，凸显了政府对社会冲突控制的极端重要性。基于马克思的政府控制思想，曼海姆把社会控制定义为“政府用之对个人和社区施加压力说服和施加影响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也是‘下层人’通过一定的民主制度来控制‘上层人’的机制”。^[11]可见，曼海姆强调的在民主制度下合理的社会控制方式是把自上而下的控制和自下而上的控制有效结合起来。

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批评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府垄断权力的观点，发展出一种“集体自我控制”的观点。福柯还含蓄地表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社会控制的形式不断更新。科恩是社会控制研究中的关键人物，他是沟通后结构主义和后社会控制理论之间的桥梁。他清晰地解答了“对社区控制”是如何取代“社区控制”的。后社会控制理论尽量避免使用社会控制这个词，而用一些新词如“安全节点管理”和“精确计算的裁判”等等代替社会控制。

“综上所述，过去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社会控制这个主题的著作，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角度分别对社会控制进行了研究。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且最重要的是，概念得到了提炼和逐渐狭义化。第二个是它变得更为复杂。后来的每一个关于社会控制过程的系统理念阐述，都既有对早先各种理论元素的继承和扬弃。”^[12]

其二，法学视角的社会控制研究。20世纪中期，美国法学家们开始将社会控制理论用于法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西方社会学法学研究的新局面。1942年，美国法学家庞德（R.Pound）发表了《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随后又出版了《法律的任务》。后来，这两部著作合订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出版。该书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重要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法学家。

庞德从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阐述了法律与文明的关系，提出法社会控制理论。他指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文明史的一段很长时间内，道德和宗教曾充当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处于次要地位。但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其他手段都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法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就是“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13]利益的矛盾冲突是社会控制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社会控制的最后目的是希望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法律的任务与价值在于协调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因此，利益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对象，也是法律关注的核心所在。庞德的研究，阐明了法律的本质和任务这两个基本问题，创立了社会学法学的新理论，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控制论视角的社会控制研究。1948年，美国学者维纳（N.Wiener）的《控制论》的出版，标志着控制论的正式问世。1950年，他又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专门探讨了社会控制问题。维纳对社会控制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通讯”展开的，他认为，社会通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通讯不同于其他动物通讯，社会通讯的范围决定着社会的大小，社会的稳定取决于社会通讯管道的完整和完善。^[14]控制论问世后，更多的学者开始用控制论分析和理解社会。20世纪70年代，荷兰学者汉肯（A.F.G.Hanken）在《控制论与社会》中运用控制论分析社会，从个体微观的角度研究社会控制。1978年荷兰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控制论和系统论大会的主题是“控制论与社会”。会议论文集《社会控制论》说明学界对社会控制的认识又提升到新的高度：一是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既是社会控制的客体又是它的主体；二是社会控制论是高于系统论和行为理论的一种新理论；三是社会控制数量化的趋势。^[15]

其四，社会哲学视角的社会控制研究。把社会控制提升为哲学问题其实就是把社会冲突与社会控制看作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冲突的解决至少是缓解。哲学对社会冲突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社会主体的角度，另一是从社会客体的角度。同样，哲学对社会控制的认识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社会控制的主体就是指谁在控制社会冲突，不但包括个人、群体、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主体，而且包括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系统。社会控制的客体就是指社会控制的对象，它不但包括社会越轨者及其行为，而且还包括社会环境、潜在越轨者甚至是正常行为者。

杨桂华认为，从社会哲学的层面上看，社会控制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功能，而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控制的层次性，不同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控制功能。“自为控制是社会自觉结构的功能，自在控制是社会自发结构的功能。社会的自觉结构以社会的自发结构为基础，同样的自为控制也必须以自在控制为基础。”^[16]何怀远等指出，从控制主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的自为控制可分为主体性社会控制与制度性社会控制两种形式。“前者的社会控制主体是社会的主体性存在，即社会中的人；后者的社会控制主体是社会的制度化存在，它是‘人’这一主体被隐含或‘不在场’条件下的社会控制，人将控制机制中的‘目的’通过规范性的制度予以体现和保证。”^[17]鲍宗豪等认为，“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反对将逻辑演绎与社会存在对立，避免将社会控制作抽象物与社会实际运行规律相割裂。”^[18]从社会哲学的高度审视社会控制问题，这就把社会控制理论研究推向了更为宏观的研究领域，拓宽了这一理论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