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治安管理的瓶颈及原因分析

当前， 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 发展黄金期、 实力上升期， 同时又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 刑事案件高发、 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人财物大流动、 互联网大发展、 全球化大提速， 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 城乡结构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 社会形态快速急剧转型， 工业化社会、 市场化社会、 城市化社会、 信息社会、 公民社会等新的社会形态接踵而来， 引发或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往往又集中体现或反映在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领域， 对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 公民信息管理薄弱， 导致可防性案（事） 件发生难以预见和预防

受过去惯用的人口管理模式限制， 公民信息管理仅仅还停留在户口迁移变动、 违法犯罪劣迹档卡的建立的原始操作层面， 普遍存在常住人口“只知其人， 不知其行”， 流动人口“来者无影， 去者无迹” 现象。 公民信息还没有真正实施分类、 动态管理， 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 资源达不到共享地步。

（二） 公安行政管理虚设， 导致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大局能力不强

一是行政管理模式落后， 手段单一， 导致公安行政管理职能被驾空。 公安机关履行对重点单位、 特种行业、 公共场所、 道路交通、危险物品、 消防安全等实施治安行政管理， 目的就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行业部门单位依法履行“管好自己的人， 看好自己的门， 守好自己的物” 的义务。 但目前我国公安行政管理普遍还是沿用过去的审批、 检查、 清查、 处罚等单方面强制管理模式， 手段简陋单一，有点“单相思” 的味道。 被管理单位往往持应付的心态， 不会主动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是职责不明， 环节脱钩， 出现许多管理层面失控的问题。 受利益驱动， 有利可图的管理部门争权审批， 无利可图的管理责任就踢皮球。 比如， 网吧、 歌厅等娱乐场所主管和审批在文化部门， 公安部门对这些部门的治安管理难以落到实处。 三是管理与服务的矛盾难以调和， 导致许多管理部门漏管。 实施治安行政管理与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 而出现矛盾时往往是管理让步。 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 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管理水平太低， 管理模式陈旧、 管理手段单一。 四是科技创建平安社会（以下简称创安） 整体效能不高， 导致行政管理成本过高，效益过低。 过去的单位和社会面的监控都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各部门、 单位各自为政， 没有整体大局理念， 从设计到实施突出个性化、 局部化特点， 相互对接性不强， 因而， 效益不高。

（三） 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不够灵活， 导致工作效率不高

一是内部机构的设置不科学。 各地的社会治安形势， 突出治安问题等都存在差异性， 因此， 专业部门的设置应当因地制宜， 不能搞模板机制。 二是考核杠杆机制不科学。 用一个标准考核全省， 就会出现可处罚可不处罚的都处罚了， 甚至有些完全可以不处罚的都全部处罚了的情况。 必然出现“100-1=0” 的结果。 三是政治待警不公平。 目前立功受奖绝大多数是破了大案的， 有点像吃了七个包子饱了， 但就感觉只是第七个包子管用一样。 从而导致部门过热过冷，基层单位闭门造车， 最终将会出现破案就靠打“死老虎” 的情况。

（四） 工作管理机制不畅， 导致群众根基不牢

一是“三主” 认识不清， 思想观念难以破解。 即主体、 主责、主力军认识不到位， 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主责是人民政府， 主力军是公安机关。 无论是人、 事、 物的管理都离不开群众， 走群众路线， 依靠人民群众才是公安工作发展的硬道理； 所有的社会事务管理都必须置于党委、 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 只有人民政府承担主责，工作机制才能顺畅； 公安机关作为一支维护社会稳定的武装行政力量， 只有在坚持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之下， 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才能够发挥主力军作用， 充分履行公安机关四大政治责任。 二是主责不明， 工作难以落实到位。 主责不明即没有将公安机关的一些非警务活动职能延伸到政府部门、 社区或村、 组， 致使公安机关的一些职能难以落到实处。 主要包括基础信息采集、 防控措施落实、人口场所日常管理等非警务活动， 因为公安机关有限的警力， 既要处理日常繁杂的案件纠纷， 同时还要充实基层基础工作， 所以， 只有依靠基层组织， 向社会和政府“借力”， 才能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管理和服务职能。 三是主力军发挥作用不够， 工作难以出成效。 面对当前复杂的治安形势和人民矛盾凸显特殊时期， 作为主力军的公安机关既要面对繁重的维稳任务， 又要应对刑事案件高发的态势， 还要不断强化基础工作、 密切警民关系， 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加上民警有限的精力， 有些工作措施难以落实到位， 大多数工作只能疲于应付， 创新力度不大， 工作难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