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互动规则的重要作用

非正式的互动规则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生活的环境既包括正式社会制度，也包含非正式的社会制度，而人际关系就属于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在中国这样注重人情的社会中，关系的确起到很多的作用，甚至会成为与正式制度同样重要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尤其是在正式制度不起作用或正式制度还不存在的情况下，关系的重要作用更加明显，公共服务购买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中，正式制度还存在着缺位、机制建设还存在不完善，关系就上升到重要的地位。而这也正是构成这种策略性关系建构的主要特征。在案例中，助残社会组织除了都是与区残联关系密切的组织外，很多社会组织的法人代表与政府官员关系很好，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合作的产生。

如JD镇的夕阳红俱乐部原法人代表ZNR，在现任残联理事长还在JD镇街道任职的时候，就由于工作关系，成为SJ选定的夕阳红俱乐部创立时的首任法人代表，SJ调任至区残联领导岗位后，ZNR又紧随其后进入区残联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夕阳红俱乐部从2010年区残联组织公益项目招投标开始就成为中标单位，参与残联的助残公益项目，而从组织服务领域上看夕阳红主要从事的是老年人服务工作，并不拥有残疾人服务的专长。另外残联理事长SJ，在访谈中还提到：

我们2011年有16个项目是招投标的，就是向全市发布招标公告，现在我们网站上就有这个招投标的logo。我们每年都这样做，让整个上海市的社会组织来投标。今年有两个项目是浦东的。当时我们流标的街镇还跟我不开心呢，说我胳膊肘往外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优秀的社会组织要能够吸引进来[5]。

从这段讲述中，我们不难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甚至社会组织自身也会把关系作为一个资本，就像案例中招投标失败的残联体系内社会组织认为，自己就应该比外区的社会组织有优先权。可见无论是政府一方，还是社会组织一方，关系都在其中起非常重要作用，以至于有些学者还提出，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社会组织的恶性竞争，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育。而这里的恶性竞争有很大一部分是特指体制内或与体制关系好的社会组织会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而反之，一些草根的社会组织其成长环境就会更加恶劣。

另外，同样从SJ的调任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甚至可以类比到国内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服务改革上，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而在这些探索和尝试中，主政的官员是最主要的革新者和探索者，但往往也会出现随着官员的离任导致这种探索结束的现象。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中关系作用下导致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