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社会组织公益服务能力评估研究

中国文化社会组织公益服务能力评估研究_中国文化社会组织发展报告

如何客观、正确地评价中国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找出文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要素和短板，并提出中国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这是实践中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通过对当前中国典型的文化基金会、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多项投入与产出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对文化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进行研究与评估分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社会组织”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迫切需要更加丰富、更加充实的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来加以满足。文化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新生力量。

一、文化社会组织公益服务的研究现状

文化社会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三方（除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外的文化机构，它向社会提供各种文化服务、促进文化交流。这类组织虽然属于非营利组织，但是它的正常运行依然需要资金，而这些资金是通过为其倡导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产生的，而且文化社会组织又遵循着“公益”的约束，既要运行在法律轨道之上，又要强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社会组织具有志愿性、独立性、公共性等特点。但是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度发展的今天，单纯依靠政府补助和社会捐赠已经难以使其顺利运作，多数文化社会组织正在寻求新的“造血式”的生存方式。包博闻等（2014）在对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能力的探索中发现，由于组织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诸如财务危机、目标人群过分狭窄、家长式作风以及业余主义等问题，这些都对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能力造成了影响。还有学者针对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进行了研究，发现“自2007年至2013年，在54.4万个社会团体和民非单位中，文化社会组织的增长率分别为12.54%、7.24%、8.06%、7.78%、13.82%和8.93%”[1]。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国的文化社会组织的服务绩效评价机制目前还不够完备，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绩效评价都存在着主体缺位的问题，在绩效的评价依据、内容以及方法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在实践中，政府对文化事业的专项政策补贴并没有对文化社会组织直接的补贴办法，这也是文化社会组织在进行公益服务时遭遇瓶颈的原因之一。在马恒超（2014）对上海市的文化类政府补贴政策研究中，就提到了文化社会组织在应用此类政策从事文化公益服务过程中的窘境，通过对2007年至2012年的上海静安区社会组织的评估，指出在48家获得规范性建设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中，其中属于文化社会组织仅2家，占总量的4.2%；[2]而从政策来看，《上海市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扶持资金补贴办法》，资金扶持主要面向营利性民营文化艺术院团，对文化社会团体的倾向并不明确，不利于其开展公益服务活动。

总体来看，目前研究文献对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指标化评估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但在不同程度上都给本章指标体系构建给予了可借鉴之处。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评估还存在着广泛的探索空间。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由于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的需要，以及力求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完整地反映各个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并要兼顾年度报告中提供的统计指标，在此主要以“公益服务投入”和“公益服务产出”两个总指标，下面基于可操作、可得性等原则分别对文化基金会与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投入与产出评估指标体系进行构建。

1.科学合理原则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首先要依据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要符合基本的科学性、合理性；其次本指标体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最后，本指标体系的建立力求为文化社会组织的管理丰富理论内涵，扩大理论外延。

2.可操作原则

指标体系要具体化、明确化、指标数据来源可得、可操作。一方面，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能力的测度是可行性的，是可以科学处理的过程，并能重复验证；另一方面，可测度的指标的数据来源是可得的、可观测的，并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能够顺利实现研究的目的。

3.可比性原则

评估指标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能够进行相互可比。所谓的可比性，主要是指不同的文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可比性。该原则要求不同的文化社会组织都要按照统一的评估方法和程序进行，以便于进行比较。可比性原则通常可以采用横向可比与纵向可比两个层面。横向可比是指同一时段不同文化社会组织可以实现比较，而纵向可比则是指不同时段的某一文化社会组织实现时间跨度的比较。

（二）文化基金会公益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2004年国务院批准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通过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得到了法律的保障，按照募款性质，基金会可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可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其中与基金不同的是，基金会是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文化艺术基金会应致力于促进文化艺术发展，这是和艺术基金追求增值保值的经济效益目标是有区别的。

现将文化类基金会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分解为“公益服务投入”与“公益服务产出”两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1-1。

（三）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根据2000年出台的《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法》（文人发〔2000〕60号），“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文化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可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三类”。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文化名城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表11-1 文化基金会公益服务综合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在2014年全国政协文艺组的小组会议上，政协委员冉丽提出“加大对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扶持力度”的提案，主要源于2009年成立的北京书法院，不能进行经营活动，每次做活动都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功能的发挥[3]。可见，文化社会组织自我造血能力不足，整合社会资源能力不足，成为影响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影响它们从事公益文化服务的关键。

以下，同样对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分解为“公益服务投入”与“公益服务产出”两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1-2。

表11-2 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服务综合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三、实证评估

下面通过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法进行综合排名。分别对文化类基金会与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评估。

（一）文化基金会

1.公益投入的排名

在此选取了23家全国性的文化基金会，包括2005年到2013年各年度共159个样本。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指标变量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等。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在所有的公因子中，选取对上述9个指标变量的贡献率最大的公因子，即9个指标变量在该公因子上的载荷的总和最大，前三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和达到61.97%，从而说明这三个主因子基本包含这九大指标信息。下面重点对前三大主因子进行分析。具体数据结果见表11-3。

表11-3 特征根与方差贡献表

为了得到意义明确的因子含义，我们将因子载荷阵进行方差最大法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11-4。

表11-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从因子载荷阵可以看出：因子1与“净资产合计期末数（元）”“资产总计期末数（元）”“收入合计本年累计数（元）”相关性强；因子2与“志愿者数”“高管人数”相关性强，说明文化基金会中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这样的主观因素也是比较重要的；因子3则与“专职工作人员数”和“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元）”相关性强，同时却与“原始基金数额”呈强负相关性，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原始基金越少，专职工作人员和支付给员工的现金反而越多。因此，我们命名因子1为“资金因子”，是公益投入的资本要素；命名因子2为“奉献因子”，说明公益投入的社会责任精神；命名因子3为“员工因子”，说明公益投入中员工方面的投入。从这三方面分析，对文化类基金会的公益投入水平会是较好的研究路径。

根据前述的三个主因子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评分模型：

Y1=0.948X1+0.925X2+0.693X3+0.003X4+0.111X5—0.053X6+0.205X7+0.339X8+0.307X9

Y2=—0.087X1—0.117X2+0.356X3+0.741X4+0.729X5+0.343X6+0.139X7+0.177X8+0.511X9

Y3=—0.065X1+0.081X2+0.113X3—0.298X4+0.163X5+0.059X6+0.761X7—0.621X8+0.557X9

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出公益投入的综合得分Y，即Y=0.30052Y1+0.17765Y2+0.141553Y3，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结果并排序，如表11-5所示。

表11-5 综合排名

（续表）

（续表）

注：本排名数据提取自2012年各文化基金会年度报告，负数代表低于平均值。

2.公益产出的分析

在所有的公因子中，选取对上述11个指标变量的贡献率最大的公因子，即11个指标变量在该公因子上的载荷的总和最大，作为第一主因子，次之作为第二主因子，依次类推。由于第一次筛选时部分资料不够详尽，因此扣除了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的年检报告结果，故而缩减为8个变量。同时，由于前三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已达到69.975%，说明这三个主因子基本包含了这8个指标的信息。因此文中就前三个主因子进行分析。具体数据结果见表11-6，第四个特征根相比下降较快，因此我们选取三个公共因子。

表11-6 特征根与方差贡献表

为了得到意义明确的因子含义，我们将因子载荷阵进行方差最大法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11-7。

表11-7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从因子载荷阵可以看出：因子1与“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支出”“本年度总支出”以及“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相关性强；因子2与“2012年检结论”“2009年检结论”以及“社会等级评估情况”相关性强；因子3则与“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比例”相关性强。有趣的是，举办刊物状况与三个因子的旋转成分为负数，可见该变量并没有对公益产出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因此，我们命名因子1为“经济影响因子”，是公益产出的经济要素；命名因子2为“社会影响因子”，说明公益产出的社会评价要素；命名因子3为“绩效因子”，表明公益支出与收入比对公益产出评价的影响也较大。从这三方面分析，将会是文化基金会的公益产出比较直观的研究切口。

接下来我们可以得出排名情况。根据前述的三个主因子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评分模型：

Y1=0.983X1+0.980X2+0.974X3—0.086X4+0.200X5+0.376X6—0.072X7—0.070X8

Y2=0.121X1+0.135X2+0.085X3+0.712X4+0.693X5+0.550X6—0.213X7—0.143X8

Y3=—0.001X1+0.007X2+0.015X3—0.276X4+0.353X5+0.106X6—0.701X7+0.654X8

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出公益投入的综合得分Y，即Y=0.41374Y1+0.15657Y2+0.12944Y3，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结果并排序，如表11-8所示。

表11-8 综合排名

注：本排名数据提取自2012年各文化基金会年度报告，负数代表低于平均值。

（二）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

1.公益投入的排名

这里选取了11家全国性的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了2007年和2010年不同年度共17个样本。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在所有的公因子中，选取对前述9个指标变量的贡献率最大的公因子，即9个指标变量在该公因子上的载荷的总和最大，作为第一主因子，次之作为第二主因子，依次类推。由于前三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已达到79.680%，说明这三个主因子基本包含了这9个指标的信息。从表11- 9可以看出，提取的三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9.680%，第四个特征根相比下降较快，因此我们选取三个公共因子。

表11-9 特征根与方差贡献表

为了得到意义明确的因子含义，我们将因子载荷阵进行方差最大法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11-10。

表11-10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续表）

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因子1与“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元）”“收入合计本年累计数（元）”“专职工作人员数”相关性强，与“专职工作人员平均工资”相关性较强；因子2与“开办资金（万元）”“资产总计期末数（元）”“净资产合计期末数（元）”相关性强；因子3则与“高管人数”相关性强，与“专职工作人员平均月工资（元）”“志愿者人数”相关性较强。这次排名结果与文化类基金会的影响因子有所不同，因子1占的影响最大，我们命名因子1为“人力因子”，是公益投入的人力资源要素；命名因子2为“资金因子”，说明公益投入的经济要素；命名因子3为“奉献因子”，表明公益投入的主观奉献因素。这是影响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投入水平的关键要素。

根据前述的三个主因子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评分模型：

Y1=0.954X1+0.952X2+0.879X3—0.088X4+0.142X5—0.290X6+0.127X7+0.500X8—0.247X9

Y2=—0.123X1—0.082X2—0.010X3+0.971X4+0.939X5+0.867X6—0.284X7+0.230X8+0.080X9

Y3=—0.098X1—0.064X2+0.132X3+0.016X4+0.142X5—0.363X6+0.867X7+0.532X8+0.432X9，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方差贡

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出公益投入的综合得分Y，即Y=0.37287Y1+0.

27845Y2+0.14547Y3，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结果并排序，见表11-11。

表11-11 综合排名

注：本排名数据样本提取自2010年各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报告，负数代表低于平均值。

2.公益产出的分析

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在所有的公因子中，选取对前述5个指标变量的贡献率最大的公因子，即5个指标变量在该公因子上的载荷的总和最大，作为第一主因子，次之作为第二主因子，依次类推。由于前三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已达到84.422%，说明这三个主因子基本包含了这5个指标的信息，因此我们选取了三个公共因子，见表11-12。

表11-12 特征根与方差贡献表

为了得到意义明确的因子含义，我们将因子载荷阵进行方差最大法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11-13。

表11-1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从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因子1与“社会组织评估结论”“年检结论”相关性强；因子2与“公益活动支出（元）”“公益活动举办次数”相关性强；因子3则与“创办刊物情况”相关性强。这次排名结果则把“创办刊物情况”列入在内，与基金会不同，综合来看，我们命名因子1为“社会影响因子”，是公益产出的社会要素；命名因子2为“经济影响因子”，说明公益产出的经济要素；命名因子3为“宣传因子”，主要是指公益产出的对外宣传推广因素。这三大要素都会对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公益产出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前述的三个主因子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评分模型：

Y1=0.938X1+0.910X2—0.104X3+0.361X4+0.107X5

Y2=0.032X1+0.086X2+0.880X3+0.719X4+0.035X5

Y3=—0.098X1—0.064X2+0.132X3+0.016X4+0.142X5

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得出公益投入的综合得分Y，即Y=0.39688Y1+0.23717Y2+0.21017Y3，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结果并排序，具体见表11-14。

表11-14 综合排名

四、实证结论

综上所述，从总体来看，在文化基金会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的公益投入和产出综合得分均名列榜首，其公益服务综合能力最高；其次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公益服务综合能力也较高，体现了其对公益服务的关注。此外，从公益产出指标来看，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与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公益产出值是比较高的。不过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公益产出位列倒数，公益服务综合能力尚待提高。

在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历道证券博物馆、改革传播影视中心、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当代音乐艺术院和东方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公益投入方面位居前列，而反过来看，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改革传播影视中心、历道证券博物馆、现代工笔画院、当代音乐艺术院占据了公益产出的前五名。同时也可以看到，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改革传播影视中心和历道证券博物馆的公益服务综合能力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从影响因子排名看，文化基金会对资金的投入比对人员的投入要求更高，而文化民办非企业单位则反之。此外，单项影响因子对许多文化社会组织的综合排名并不构成影响。可见，中国文化社会组织的公益综合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可能还有其他方面，评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1] 蔡秀云，赵春生.非营利组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4（41）.

[2] 马恒超.浅析文化类非营利组织的政府补贴政策——以上海市为例[J].文艺生活，2014 （1）.

[3] 王金跃.“为这份发言稿我准备了两年”[J].北京晚报，201401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