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合机制的适应性调整

经济改革的“外部性”引起了政权对于稳定问题的警觉，没有什么能够比“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在改革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口号更能够说明稳定问题在中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性了。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来增强其冲突治理能力。然而，在我国既有的发展模式下，发展经济与维护稳定间存在明显张力，这抑制了其他整合机制的发育，并最终削弱了政权将社会冲突充分制度化的能力。本章和下章拟从不同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冲突治理实践进行探析。依据冯仕政的概括，对于这一议题通常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偏向中观和微观的抗争控制视角，主要关注国家控制社会冲突（包括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应对）的具体作为，尤以对镇压和警治（policing）的研究最为发达。另一种偏向宏观的比较历史视角，主要关注国家应对社会冲突的基本方略及相应而来的国家建构。^[1]

本章探讨的主要议题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阶层战略的调整、社团^[2]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下章侧重探讨信访制度的改革、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司法体制的优化。显然，这两章内容难以用宏观或微观的分法来区分，它们的区别更多是功能上的。信访、调解和司法是直接实施冲突管理的制度，而阶层战略、社团管理和社会保障属于政治整合或国家建构的范畴，但它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社会冲突的内容、形式与规模。为了有所区分，本书姑且用“冲突管理制度”来指称那些直接处置冲突的制度，用“冲突治理制度”来指称那些广义上起着冲突防范、控制、化解等功能的制度。本书并不试图对这些制度作出全景式的描述，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本书所做的只限于探究现代化方式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如何改变国家冲突治理战略的。

值得提及的是，冲突治理制度包含，但不限于上述制度。从广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很多制度安排都起着程度不一的冲突治理功能，本书所关注的这些制度有四个特点：一、制度安排的主要功能是冲突治理；二、特定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显著改变；三、社会冲突是推动其改变的最重要（但并不唯一）原因之一；四、制度是政权理性设计和建构的结果，而非历史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内在制度，或者尽管最初属于内在制度，但后来为政权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换言之，这些制度安排体现了政权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