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性调整

人类活动须遵循生态学适应性要求，无论是为人的自由生存发展或作为种群的兴盛繁衍，还是从微观的赢利要求、宏观的经济增长等方向考虑，目标都不外乎生存下来并实现稳态解(x*)极大化。面对N约束、经济危机等问题，人们会加以干预和作出适应性调整。但因对规律认识不足或立场等原因，干预或调整往往有其局限，问题便难以得到根本解决。19世纪现代经济才开始总体显现饱和效应约束问题，经济行为仍主要沿袭资本主义成长期(自由竞争阶段)的模式，呈现的是较纯粹的“资本有机构成”增长，与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频发的景象。马克思敏锐地指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并基于当时情况，简练地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作出解释。有机构成提高是资本积累的结果，但会被规律所决定的危机打断，且存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代谢竞争、经济转型等复杂影响，从而掩盖规律并引发争议。但只要是“资本的统治”，规律的条件还存在，就必然发生作用。

5．3．1市场自组织功能的自发调整:危机“重启”与代谢竞争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属于经济系统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一种SO涨落，由此维持有序结构。Harman(2007)［76］解读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时说，“如果投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也必然快于劳动力(即利润的源泉)所创造的价值的增长。简言之，即资本投资的增长快于利润源泉的增长。其结果必将对利润与投资的比率(即利润率)产生一个向下的压力”。如果N足以容纳新增产能，有机构成提高则主要呈现为劳动生产率提升，不会有利润率压力，甚至常伴随劳动力工资(人力资本)增长，即V提高;当存在N约束时，资本投资增长就缺乏市场的有效支撑，则必然在总体上产生利润率压力。规律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压力，并非必然在现象上单向持续趋降，因为危机“……但却为它开辟了一个新前景。通过将某些资本家逐出商界，使其他资本家恢复利润”(Harman，2007)［76］。就这样，规律转化成资本间的生存竞争，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大淘汰，从而腾出N空间，约束弱化(如图5-1所示)。危机中劳动者要承受失业、工资下降等代价，生产资料价格也会下降，当新的景气循环到来则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都会得到提高(包括价与量，总体C增长为主)，直到N约束再现。若比较每轮循环的“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理由认为必然增长，这也影响了对规律的观察。

如果仅有危机“重启”，规律仍应在现象上有更明显呈现，其实，还存在经常性的抵消机制，即资本之间的代谢竞争问题。哈曼(2007)［76］批判各种置疑观点时，基本都提及新技术普遍化后超额利润消失，平均利润下降。孟捷、冯金华(2015)［207］基于暗默知识在工业生产中的大量存在，分析了部门内企业以各自产品性价比为前提的市场份额竞争即代谢竞争，提出“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由此解释企业间利润实现能力的相对持久的差异。当市场规模(N)滞后于xK发展，难以为过多K提供足够的利润空间，则竞争会加剧。无论是由于技术创新、传承暗默知识还是由于一些自然性、制度性等因素，部分企业更具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利润实现能力上，相对持久的差异更是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即生存空间的关键。一些弱势企业，可能在竞争中被代谢淘汰，或部分资本被闲置。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部门内，产业间也存在类似代谢变迁。观察、统计利润时，一般是以生存下来的优胜者为对象，往往未考虑被“出清”资本，故此“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并不一定必然表现为现象(经验数据)上的利润下降，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以隐性形式存在。因此，对于规律的理解，不能简单等同于具体企业甚至宏观统计的利润情况，数据未必一定能够充分反映真相。

哈曼(2007)［76］基于危机的辩证作用提出“马克思的规律应叫作‘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它的抵消趋势的规律’”，其实，该表述还应推及代谢竞争等经常性范畴，都属市场SO功能内在的发自调整机制。代谢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但资本闲置无疑是种浪费(或说一种隐性的制度成本)，当然这会降低kd增速，从而延迟危机(集中浪费)。但无论何种形式的浪费，都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适应性相对不足、So宏观低效率的体现。

5．3．2不改变根本制度的适应性调整:经济干预与经济转型

这种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本质是经济系统对资本过度积累的一种内生抑制机制，其本身是引致经济增速下降，从而让财富或资本积累速度下降至与N变动情况相适应。由于技术变迁尤其宏观发明的间断性，决定N增长在一些阶段会近乎停滞，也就决定了相应的经济萧条。然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现实的经济运行不会接受这种客观性约束，而是会竭力改变这种格局。

凯恩斯的总供求均衡基本表达为C+S=C+I，储蓄S转化为投资I是关键。饱和效应彻底动摇了萨伊定律，S不能充分转化为I，就是由于N约束、缺少足够的有效投资机会或空间，否则逐利的资本必会去寻求。于是，避免萧条便需将富余S转化为C，但富余S主要为少数富人拥有，提升其C的弹性有限，大众虽有潜在消费需求却受制于收入不足。于是以信用等手段刺激消费应运而生，即消费主义。债务终归要偿还，而So决定劳动者大众不具备相应偿债能力，寅吃卯粮最终会加剧问题，让经济萧条变成由债务问题引致的更动荡的灾变，暴发经济、金融危机。在货币化条件下，信用扩张、杠杆率系统性攀涨虽暂时产生类似N“扩容”的效果，但支付链条更趋脆弱，加大灾变风险。这正如马克思指出，信用不是危机的根源，但它会强化和促进危机的发展。

不能抑制kd持续增长的各种干预手段，都只能暂缓问题。面对N约束，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是隔靴搔痒，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必然造成滞胀;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更是饮鸩止渴，减税等对资本的激励仅初期有昙花一现效果却会带来更大麻烦。这时均衡表达式为C+S+T=C+I+G，各类财政政策都不过是S-I的缺口变成G-T的财政负债压力，长期发展会导致财政危机。奥康纳对此有深刻分析，但在某种意义上将危机在经济上的必然性转化成了围绕政府预算各方博弈的结果(王元璋、游泳，2006)［77］。财政危机是一种危机形式，并非根本成因——无论围绕政府预算博弈结果如何，结局无实质差别——除非改变基本分配格局。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认为，调整储蓄率的根本是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快触及问题的实质(杨继国，2001)［38］。Piketty(2014)［22］的办法是累进地课以重税。税收调节很重要，但再分配只能是从属性的，否则供给端和现实性上可能出问题。缓解、调和或辅助手段是必要的，但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变革So以抑制kd和做大N。

即使根本So不变，经济系统也会有一些适应性调整或变迁，推动经济进化。过剩资本会努力寻求出路，这成为经济转型、产业转移等现象的重要动因，并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或延缓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呈现。斯威齐(1977)［224］讨论剩余吸收与利用问题时，指出资本主义解决该问题一般采取三种方法，即向外围国家扩张、金融投机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产业尤其制造业在国际、地区间的转移，既有开拓市场原因，往往也是为了廉价劳动力，从而缓解利润率压力。虚拟经济大发展，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需要，还因存在大量过剩资本。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物质生产领域所需劳动力趋降，这就必须解决富余劳动力问题，否则消费能力萎缩、倒逼出生产过剩，在此背景下服务业崛起并强势发展。经济转型属功能结构优化即φ(T)改进，可带来N增长，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甚至已占主体(造成产业空心化则过犹不及)。并且，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韩毓海，2014)［225］。就这样，实体经济虽是基础性的，却已不再是经济危机问题的中心。当代经济危机的形式相应变化，很少首先以生产过剩形式呈现，而往往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形式，进而祸及实体经济等领域。更重要的是，经济转型改变着资本的运用方式——许多服务业主要是变动V(人力资本)而非C——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的逻辑!然而，即使有了这一系列变化，资本过度积累、消费耗散不足的基本格局依然未变，基于N约束解释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一直成立——但不能限于马克思的解释而要与时俱进。

就这样，规律及抵消机制、干预等复杂交混，从而衍生出周期性危机、长短期萧条等等经济现象，实际的利润率也表现出多种动态，因此经验描述有可能结论各异(Harman，2007［76］; Piketty，2014［22］)，但规律本身一直是客观存在并发挥着作用。Piketty(2014)［22］提供的经验证据是扎实的，但他对规律的理解有问题，“把资本价值增殖复归点上的确定结果等同于出发点上的一种趋势性规律”(宁殿霞，2015)［81］，机械地以为规律代表在历史中利润率总体趋向下降，不了解规律的“重启”作用、SO涨落本质，更没有考虑经济进化带来N约束的释放，因而对利润率趋降规律是否存在得出错误结论。

综上可见，经济系统的适应性调整，不能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即kd持续增长)这一根本问题，经济增长最终要靠N增长，要靠经济进化与制度的进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