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合的逻辑与特征

（一）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政治整合机制

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到的一个宝贵本领是建党的技术，整个国家都以执政党为核心建立起来，最终形成了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整合机制，^[115]最能凸出这一点的是党政关系的设置。有研究将这一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6年是党化国家形成时期；1966—1976年为全能体制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是党和国家相互嵌入的独特结构。^[116]党政关系设置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党管干部和对口管理制度。

党管干部被视为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措施，指各级党委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监督和管理。具体包括：党负责制定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推荐和管理重要干部；指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干部人事工作进行宏观管理和检查监督。^[117]从1984年开始，我国实行各级党组织按照下管一级原则确定干部管理范围的制度。中共中央负责管理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同时，还管理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省级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组（党委）管理地厅级、司局级干部；地（市、州、盟）委管理县级干部。

对口管理则要追溯到1953年。当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该《决定》明文规定今后政府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决定或批准以后，方能执行。195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向中央报告，各级法院必须绝对置于党委的领导下，不仅在方针政策上，而且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人民法院党组必须经常主动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118]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此外，各个小组还要与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实行对口领导，如政法小组与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对应；财经小组与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工交办公室对应；外事小组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应；文教小组与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对应。中共中央通过党的系统（中共中央各小组、中共中央各职能部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党组）直接指挥国务院各职能部门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试图改革对口管理制度。1987年党的十三大专门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包括七项内容，第一项就是党政分开，提出“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119]。政治风波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些制度安排逐渐恢复，如重新设立了与政府对口的党委功能部门；在政府机构中恢复了党组制度；加强党的各级政法委员会制度等。^[120]其后，我国频繁进行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基本没有触及上述两方面内容，甚至有学者注意到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强化。例如，在下管一级干部管理制度实施的同时，中央组织部门有意识地对地方官员选拔任用的程序和制度进行了规范，防止地方人事任命造成地方庇护体制和对地方领导的个人忠诚。^[121]

（二）以政治整合为中心的总体性整合机制

“总体性整合”是孙立平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概念旨在说明，除了政治整合之外的其他整合机制失去了形成秩序的能力和空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三领域高度融合乃至重叠的总体性社会。^[122]在总体性社会中，政治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他方面失去了独立性，而成为政治生活的附庸。经济活动不仅要服务于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而且更要将协助政治活动生产社会秩序的目标放在首位；文化活动则不仅要为人生提供意义，而且更要协助政治活动进行社会整合。这种情况表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为中心融合为一体，王南湜将这一现象称为“领域合一”，并认为领域合一不仅仅是功能上的，而且必然是结构上的。结构上的领域合一表现为政治组织对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的渗透，甚至政治组织同时就是经济组织、文化组织，或者反过来看，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同时具有政治组织的性质，并从属于政治组织。^[123]总体性整合的基本载体是单位。

总体性整合或领域合一伴生的一个结果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浑然一体，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其实，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并非出自社会主义革命。在漫长的帝制时期，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私人领域不可侵犯”的观念，从逻辑上来说，帝制时期只存在已经为皇权所渗透的领域和尚未被皇权渗透的领域，只不过帝制的专制能力大大地滞后于其专制野心，其结果是尚未被皇权所渗透的领域广泛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有效的国家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之前没能为皇权所渗透的领域，从而使得“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由理念转变为一种社会现实。由于私人领域始终没能获得合法地位，因此不论是晚清皇权、国民党、日伪政权还是新政权，都能够毫不费劲地深入到这些“私人领域”，只不过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手法不同，渗透的效果相差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