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的局限性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的提出承认了意识形态对政策分析的作用，强调了不同的分析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得出不同的分析结论。这不仅揭开了理性政策分析的客观性面纱，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讨政策分析的性质，有利于推动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发展。然而，正如理性政策分析是政策分析的一种视角，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也只是政策分析的一种视角而已，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首先，意识形态毕竟属于主观范畴，如果过分强调意识形态，那么就有可能使政策分析偏离客观事实。如果偏离客观事实太远，就会削弱政策分析的效果。譬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突发时实施预算平衡政策，尽管预算平衡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但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预算平衡政策显然不能够拉动需求（只有赤字政策才能够拉动需求），使经济走出萧条状态。预算平衡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延长而不是缩短了大萧条。

其次，相互竞争或对立的意识形态迫使政策分析者去分析各种政策方案的实际优缺点，相反，如果在意识形态上趋于一致，虽然可以很快地得出分析结论，但是隐含的政策错误的风险就比较大。在越南战争中，决策者与政策分析家在意识形态上是高度一致的，即遏制社会主义越南的发展。^[21]尽管美国国内有反战示威，但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使得决策者无暇顾及这些反对意见，反而是竭尽全力说服美国国民政府具有取胜的把握。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一致的决策却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美国军队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政府内外交困。

最后，意识形态会阻碍公共政策的创新。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代表某个阶级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实际是代表该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该阶级或集团会固守其意识形态而反对其他的价值或信仰；二是意识形态的长期存在会使人们形成思维定式，这些思维定式是很难超越的。在政策分析中，政策分析者总是沿着某种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比较容易，但是要他们超越已有的意识形态则是比较困难的，由此阻碍公共政策的创新。这点在中国《物权法》的出台过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物权法》起草工作开始于1998年，直到2007年才正式通过，制定过程十分波折。其原因既有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又有法律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物权法》还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物权法》反映的是“私权神圣”的法律精神，是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这点与我国坚持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冲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强调公共财产优先受保障的神圣地位。一直以来，私有财产权在法律地位上受到歧视。我国对私有财产的详细法律规定只是放在婚姻法和继承法里。人们所说的私有财产，只是婚姻法或者继承法中规定的那些少量的衣物、存款、书籍等，人们也只有在婚姻破裂、财产继承的时候，才涉及私有财产的法律问题。《物权法》立法中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法律的出台，正因为如此，当《物权法》通过后，有学者指出，《物权法》是我国在法律中第一次公开使用“物权”的概念，这是对原有法律思维与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

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一般而言，有三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政府中的通才与政策分析家共事，或者改善他们之间的沟通，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政策分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政策分析中意识形态问题的出现与他们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有关系。政府中的通才与政策分析家在看待问题上往往有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视角和方法并没有对与错之分。因此，通过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形成相互谦让的关系，就可以对政策分析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充分讨论，这将有助于解决政策分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第二种方法是政策分析家要有意识扩展自己的分析视角，千万不能够将自己的分析仅仅局限于某种视角。要做到这点，政策分析家要具有“理论的自我反思意识”，即政策分析家要对已有的理论进行反思，不断地扩充理论视角。有意识地短期内离开政策分析领域去学习其他不同学科或领域的理论与知识，对于政策分析家扩展理论分析视角将很有必要。

第三种方法是要承认政策分析的多元主义。如果认为政策分析是分析家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这种政策分析将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政策分析家往往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要减少政策分析的意识形态色彩，就必须承认政策分析的多元性，吸纳社会各方面的人员参与政策分析，包括政府人员、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各阶层或团体的代表、普通公众等。这些人通常是根据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提出自己的政策见解，各种不同观点的充分交流，使得最终出台的政策能够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仅仅体现政策分析家或者某个特定团体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