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自近代自然权利观念提出以来，权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公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活跃的人物。公民作为权利的主体，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所欲为”，在一定程度上，权利成为绝对化的东西，任何政治言辞都可以在权利的话语下得以绝对化。

美国作为受传统自然法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尽管其一直未承认社会权的法律地位，但许多美国学者依然对公民的权利问题进行了反思。如美国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中，对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大量社会事实进行了阐释，明确了权利话语的绝对性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孑然而立的权利承担者的形象。

当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仍在为如何限制权力，保障权利而困惑时，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权利问题。福利国家的困境，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涉，权利间的相互对峙，以自我为中心对公共事务冷漠的放纵心态，都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公民的权利问题，以挽救国家和我们更为珍视的权利。

在探讨公民权利的时候，许多学者主张权利不能作为等价物与义务联系起来，公民权利是一种非经济、无条件的地位。而许多学者则对此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困境，福利国家的难以为继就在于人们太多地强调了权利的获得，而对社会义务没有足够的强调。此处的义务指的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在与他人及国家发生关系时所履行的义务。马歇尔作为公民社会权利最早的倡导者，在阐释其公民资格理论时就强调，“如果在捍卫权利时诉诸公民资格，那么就不能忽视公民资格相应的义务。这并不是要求个人牺牲他的自由或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每一项命令，但它确实要求个人应该在一种真实的、强烈的、对共同体福利的责任感的激励下行事”^[39]。此时公民资格所包含的义务主要指纳税的义务、工作的义务、接受教育的义务和促进社会福利的义务，这些义务主要指的是一系列法定义务。

在马歇尔之后，学者们进一步将公民资格理论中的权利与义务联系起来。就这一问题雅诺斯基在其《公民与文明社会》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很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雅诺斯基提出了有限交换与总体交换两个概念，有限交换指权利与义务是一一对应关系，总体交换指的是权利与义务并非一一对应，但在长时间范围内是大体平衡的。在有关公民资格理论中的权利与义务问题上，不同政治理论对其的解释是不同的。“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主义，公民自由权利以契约形式（有限交换）与仅仅最必需的义务相联系，社会民主或广泛民主理论立足于群体和个人的平等参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总体交换和有限交换两种方式保持平衡；社群主义立足于强有力的社区等级制，社区义务通过长期关系（总体交换）与权利相联系而且优先着眼于捍卫社区福利。”^[40]

此外，公民共和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解决有关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平衡关系问题。威尔·金里卡在阐释其公民资格理论时则将“公民品德”（也称“公民责任”）看作是公民资格的应有内容，并将公民品德作为维系民主政体持续繁荣的重要保证来看待。德里克·希特认为公民共和主义复兴的最迫切的理由就是，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们没有偿付他们该付的费用，他们是“搭便车者”。“自由主义类型的公民资格理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与对共同体的忠诚和义务之间，必须有某种平衡，不论这种平衡多么粗略。没有它，公民美德就将为自私自利所淹没。”^[41]

这一部分对有关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关系的讨论，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权利话语的有限性，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以社会权建构福利国家存在一定的限度。单纯地讲绝对化的权利，必然导致整个权利体系成为“绝对化的幻想”，作为社会的一员，在寻求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首先做一名义务的承担者。在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公民既是权利的拥有者，要求国家对其基本权利予以保障，同时，公民也应成为积极自足的主体为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以保证国家义务的实现。公民所承担的义务以保证国家能够履行相应的义务为限，国家的公权力是受到公民权利的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