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然与社会的平衡

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论评价奉行的是“双重标准”，从而造成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解释知识问题上的不对称性。布鲁尔所说的对称性就是，不仅要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失败，而且还要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成功。正如拉图尔所说：“布鲁尔所说‘对称’原则，就是要求我们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不仅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也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败。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成功的科学是用自然原因解释的，而失败科学的解释则诉求于社会原因。”^〔296〕

但同时，拉图尔也发现了对称原则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拉图尔在《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然而，这种对称原则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297〕

图6-1　拉图尔与布鲁尔的对称性思想

根据这样一种理解，拉图尔设计了一个评价对称原则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个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极是用社会解释一切，另一极是用自然解释一切，在两极中间是各种温和的折中主义者。“所谓激进的那些人，就是认为科学知识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所构成的那些人；一个进步主义者则声称，科学知识偏向于由社会关系构成的，但渗透着自然因素。在自然与社会的两强激烈相争的另一极，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声称，科学之所以变成真正的科学，仅仅是因为科学家最终消除了社会建构的任何痕迹；而一个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尽管科学摆脱了社会但依然存在某些社会因素渗透在科学之中并影响科学的发展。在这场争论的中立立场上，就是那些首鼠两端的学者，他们将某些自然因素和某些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游离于自然与社会的两极。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争论所依据的尺度（yard-stick）。如果一个人从左边走向右边，那么他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右边走向左边，那么这个人就是私密的实在论者。”^〔298〕

根据这种方案，拉图尔设计了自己的对称原则——用相同的自然/社会原因解释来解释真理和错误。“我们可以一方面描绘出它的社会网图（sociogram），另一方面描绘出它的技术网图（technogram）。在这两个系统中，你从其中一个系统中获得的任何一条信息同时也是另一个系统的信息。……一个盟友系统里的每一个修正都能在另一个系统里看到。技术网图上的每一个变更都在社会网图里造成对一种局限的克服，反之亦然。”^〔299〕因此，“给我事物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人能够做什么。这就是技术专家告诉我们的。给我人类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物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社会学的真谛。把人和物最大化都是错误的。对于物而言，我们所寻找的不是人类的事物，也不是非人类的事物。而是在人中之物和物中之人中寻找一个不断的转换，一种交易，一种交流。人和物之间是互相转换的。事物不过是人类视野之中的物；人也不过是从物的角度看到的人。二者是可以转换的。”^〔300〕

拉图尔用相同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来解释真理和错误的对称性，较之布鲁尔用单纯的社会原因解释真理和错误的对称性，确实富有新意。这是因为，拉图尔不仅坚持了像布鲁尔那样用相同的原因对称地解释真理和错误，而且还超越了布鲁尔在原因类型上的不对称性，即在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之间保持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