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现代国家不仅包含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还包括蕴含共同利益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赋予共同目标新的意义，因为政治制度是道德一致性与共同利益在行为上的表现，政治制度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三大基本特点：“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以构成国家的每个人拥有政治平等的政治解放为历史和逻辑前提；以现代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建构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并获得发展保障的国家制度体系为基本的组织框架；以公民权的保障为机制，将社会的全体成员聚合为具有共同纽带的共同体。”[3]只有以社会、国家和公民权保障为中心，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同制度层次，并形成一套稳定和有效的制度体系，进而有效地产生稳定而持续的国家认同，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构建以制度性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因 素。

从制度性认同蕴含的层次看，现代国家认同主要包含两类属性与分层的认同形式，具有双元结构[4]：一类是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即指公民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是公民文化—心理归属的国家/民族认同；另一类是赞同性的国家认同，即指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同意、赞同、支持，也即公民在将自己视为公民—民族成员的基础上，基于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5]，这两类认同分别依托于不同的制度层次与制度形式。现实中这两类认同常会产生紧张关系，因为，“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6]。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认同需要塑造上述两类公民身份与公民行为，两者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交叉与融合造就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形态。

第一，宪法体系主导国家生活塑造一种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正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对所有的公民都保持开放状态，使得宪法体系为公民提供政治—法律上的开放性身份，因为，“在多元社会中，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系列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7]。宪法渗透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塑造了形式上与实质上的现代国家。通过宪法体系确认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民与共同体的新的文化—心理身份，塑造了一种现代意义上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同时，运行于宪法体系下的一套法律体系也在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使得公民认同指向一套国家制度体系，依托于宪法体系生成两类不同身份的国家认同，使得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

第二，政治制度满足公共需求促成一种赞成性的国家认同。除了宪法塑造混合型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化的过程能否满足公共需求，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国家认同的实践效果，“制度的精进与否遂成为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8]。因为，制度不仅塑造公民的政治行为，它也确认与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进而生成赞成性的国家认同。这是现代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础，相比归属性的国家认同，赞成性的国家认同比较容易实现，它已经成功突破民族的心理界限与地域的地理界限，在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中塑造了一种共同的与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它基于普遍化的政治制度化过程，将传统的其他特殊性的治理方式转换成一种现代的与平等的国家行为。

第三，国家福利的一体化建设塑造一种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对于国家而言，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决定基础层面的国家认同，而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心理认同，不仅取决于国家制度的满足情况，还需要公民对国家形成结构性的依赖与支持关系，而现代国家福利的一体化建设构建了这种持续性的结构化关系。“一个全面覆盖而富有成效的国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将极大地提升公民日常生活的质量和抗击社会风险的能力，从而强化公民对国家的依赖与信任，推动公民对国家的认同。”[9]因为，从现实来看，建立一体化的国家福利体系能够实现公民的心理安全与文化需要方面的满 足。

上述以政治—法律的公民身份形成的赞成性的国家认同、以文化—心理的公民身份生成的归属性的国家认同两种类型，贯穿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两种认同在国家治理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种制度性认同。因而，对于像中国这一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构建一体化的、稳定的与系统的制度性认同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向和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