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8世纪云南经济重大发展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略论18世纪云南经济重大发展的原因_木芹学术文选

18世纪云南人口600多万，加上未编户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在700万以上。全省耕地面积900余万亩，加上未丈量的少数民族的耕地面积，当在1000万亩以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几乎每县都有所发展，玉米和马铃薯在半山区、山区普遍种植，于是云南农业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水平。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就把煮盐业推上去了，当时食盐年生产量达3500多万斤，这是空前的。至于矿冶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仅铜一项，年产量一般都在800余万斤，最高时达1200多万斤，使当时的云南经济更加活跃起来，至于畜牧、手工两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再就是交通、市场、货币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首先是由农业、冶金、盐业的发展所致。而交通、市场、货币的发展变化保障了前者的发展。总而言之，18世纪的云南经济发生了全面的重大的发展变化[1]。

18世纪云南经济的突出变化，绝非偶然。概括地说，一方面这是云南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封建地主经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在中原华夏民族中发展起来，又经过了汉、唐鼎盛时期，而云南的封建地主经济直到元代才确立起来，经明一代，为它的成熟铺平了道路，再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基本达到与内地同步。另一个方面，当时云南人的思想观念有了变化，视野也大为拓展。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序曰：“书成，客有观者曰：‘蛙不知井外，蜉蝣朝夕外。虽有望者不能见垣外，强夸父之足夺离妻之明，展三万六千之期，不能穷六合之山川，子何言之广也！’曰：‘以五尺游八方则不足，以方寸游八方则有余，天犹可游，而况地乎！不见夫测天者晦、朔、弦、望、剥、蚀、躔，次不爽毫发，较之地更难也。夫山一本而万殊也，水万殊而一本也。探本寻支，穷源竟委，虽问天下山水可也，滇犹一隅耳。’”明清多有滇人中试，走出云南一隅，知中国之大，天地之宽。而读书万卷，不出门也知天下事，并懂得“山一本万殊，水万殊一本”的道理，于是敢去问津天下之山水，寻之穷源，这是在精神上超越了云南，比之身离滇境更重要，影响更深远。由于自上而下的“加意作养，建设书院，延师教育”，加之士心的踊跃鼓舞，致使云南“敦重人伦，厚励风俗，慎终追远，向化从风，孝治光昭，风俗更归仁厚”[2]。

一、自耕农的求富欲

平定三藩后，在云南将屯田、逆产变价给耕种者，即“纳价免租，与民田一例办当差”，而军队各协营则将无主荒田按实有父兄子弟余丁之兵，每名酌给10亩或20亩。这样一来，云南自耕农的数量空前增加，而他们的求富欲是非常强烈的，如司马迁所言：“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益求富益货也。”[3](www.guayunfan.com)有这样一件事。道光初年，邓川人吴联元不仅种树很多，而且善于种树，所以时人称他为“种植老人”。他先在城北买了一块方圆一里多的砂砾场。有人问他，“沙砾硗确堆积如丘，君其何用之？”老人说：“吾正取此无用之物而用之耳。若其有用，惟有力者能攘得之，又焉得入吾侪之手乎！”于是他“爬剔砾石，负戴移垒”，日夜不息。但工程几半，资斧已尽，又不能佣赁，只有拼力而为。这样度过了一年多，自身衣食不继，只好向人借粮，时人皆怜悯他，多少还是接济给他，稍得果腹。老人更加勤作，又历经一年辛苦，砾丘大减，露出沙土。种上树荆杞藤萝为藩篱，没有多久，篱落成荫。老人无子，就同老妻及兄子结庐其中而居。“日树橘柚雪梨，林禽嘉果之属以时。又杂植桃李枣杏榛栗种子其间。方二年，桃李结实，囊之入市，少得易米鲜，归而集佣作，益植热带异常之种，若加榧、细茶，皆加温度培壤为之。三年而枣杏更熟，遂得小康，又三年，嘉果皆成，市诸外境，乃富皆比万户侯矣。”吴联元初植篱，每到仲冬用沙土压荆杞末梢，使其枝叶蔓延五尺，十年达十丈；原初园三十亩，遂步扩张达里许；种果树，成行成列，相距五尺；嘉果未盛时，种贱种，到了枝叶茂盛拥挤时，砍掉贱的作为柴火。总之，种植得法，经营致道。他“物色嘉种也，裹十日之粮，涉千里之路，不吝重值，必得之担负以归而后快。苟弗得则函示家人，续运资粮以继之。其勇于进取如此，故能开辟名园，富甲乡邑也”[4]。也在这期间，大姚人季再思种植楮柘各数万棵，五年后成了林，他约同杨旭东、颜发荣、柳镜昌等集资采树造出红白两种纸张行销邻近各地。可见在求富欲的激励之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5]。这似乎是说清代云南的情况，其实是两千多年前内地出现的情况再现于云南。这不足为怪，是内地与边疆发展不平衡所致。

二、以农为本

督府大吏“讲求水利，而以农桑本务倡客百姓为先”。如张允随提出筋力勤健，妇子协力，耕牛肥壮，农器完锐，籽种精良，相土植宜，灌溉深透，耕耨以时，粪壅宽余，场圃洁治等十个方面，“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酌量州、县土田之多寡，村落之远近，即于上农之内，选择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于井里之中晨夕聚处之际，勤者勤之益勤，惰者勉之无惰，遂末者引之以务本，游手者教之以学稼，不许干预他事”[6]。至于州、县进行及时检察，即“在春耕夏种秋收之日，牧令政务虽繁而一岁之中，要当竭此数旬之心力以勤农事。如每岁二三月间，东作方兴，州、县亲行履亩一次，则耕犁之勤惰可得大概矣；四五月间，插莳方殷，再行履亩一次，则栽种之勤惰可得大概矣；九十月间穑事告成，再行履亩一次，则农功之勤惰可得其全矣。勤者奖赏之，惰者诫饬之，老农教导无效者则另选以代之。如州、县奉行不力，督抚司道府为之稽察而申儆之”[7]。“于每岁秋成之后，州县查其所管乡村，如果地辟民勤，谷丰物阜，则为之备具花红酒醴，设席公所，进而觞之，并用鼓乐导之以出，使耕凿之俦，见农民之细，而长吏亲为优礼，其观感兴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也。至于花红酒醴，需费无多，准各州、县将所用银两详报，督抚核实，于藩库备公项下支给报销。”[8]

三、鼓励垦荒，保护垦种者的利益

全省各府州县，凡有未垦土地，如成段成丘者的，仍须照例报垦升科，而山头地角，畸零弃土，“令地方官出示，明白晓谕，听该地民夷用力开垦，免其升科，严禁豪强首争之弊……虽普天无不赋之土，然滇省夷疆，原有免丈之例。此等零星弃土，不成丘段，收获不过升斗，科粮不上分厘，与其为草宅，似应听其开垦，稍资口食”[9]。

四、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权

如乾隆六年（1741年），镇雄州发生了这样的事，姚文魁、姚文秀、陈玉良、刘传国、范之玉等人，佃种镇雄陇串九田40亩，地39亩。后陇串九身故，其子陇其昌贫困，于乾隆三年把田地卖给了晋元正。而姚文魁等图谋占夺，到按察司衙门控告。查明是捏控，于是杖责结案。时有姚文元者唆令各佃户携男女老少共65人赴四川永宁县捏称失业难民谋占夷产。“姚文元等于秋禾成熟之时，暗令伊伙党潜回镇雄，私将业主田内稻谷收割，卖银运永”[10]。查镇雄一州原系土府，并无汉人祖业，即有外来流民，根据“雍正五年改流归滇，凡夷目田地，俱免其变价，准令照旧招佃收租纳粮”[11]。姚文魁等企图“骗占夷产，以佃欺主”[12]而百计争控。最后将逃佃姚文魁等押回云南，加以治罪，保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

五、发展矿业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矿业的发展，采矿大盛启动了商业的活跃。因此就是最边远极闭塞的阿佤山地区也受到了冲击。阿佤山北接耿马宣抚司，西界木邦，东至孟定府。当时首领蚌筑，号“葫芦王”。有世代相传之铁印，上有“法笼湫诸木隆”的缅文，其意为“大山箐之长”。当地山多田少，刀耕火种，兵器有刀、矛、弓弩。蚌筑的弟兄叔侄蚌坎、幸猛、莽闷等为小头目。蚌筑多次请耿马土舍罕世带其头目晋见，只因没有适当的礼物可献，所以未能如愿。

自明代起该地方已开采茂隆银矿，惟时好时差很不稳定。直到乾隆十年六月开获堂矿，厂地兴旺起来。银厂厂民吴尚贤等讨论决定给葫芦王上“山水租银”，蚌筑不敢自己收受而提出愿意按照内地“厂利抽课”例报解，以此作为贡献。自乾隆十年七月初一日至十月底得银3709.98两，开造抽课细册，由耿马世屏率领头目召猛、召汉、莽看以及厂民吴尚贤、通事杨公亮等于乾隆十一年正月解课到省城。禀中称：“葫芦国蚌筑禀：窃蚌筑生长外域，未睹天日。蒙圣天子洪恩浩荡，被万邦，夷方境土岁岁丰登。早欲投诚，奈无物可献。有天生茂隆一厂坐落深山。历被开采未能旺盛。今中华人吴尚贤赴厂开采矿砂大旺。厂地人民各守天朝法度，路不拾遗，夷心欣慕。与商民酌议，央请耿马土舍罕世屏率领头目解课银三千七百九两九分八厘，献厂投诚，稍尽微忠，以报皇恩。伏乞转达收纳，夷方得受光天化日之荣。”时，滇督张允随按雍正八年孟连土司刀派鼎请纳募乃厂课，减半收银例，将这项厂课减半抽收，再把所解课另一半赏给酋长[13]。

但根据“纳厂输课，故出该酋长贡献方物之心，然远夷拱服，只取募化之纳，何计贡献之有无”。又按定例“内地民人潜越出外开矿者，递回原籍，照例治罪，专讯各官以及该管上司均予处分”。乾隆命张允随速行查明具奏。

张允随认为：云南民鲜恒产，末利罕有，而地多矿产，不仅本省民人多赖开矿谋生，就是江西、湖广、川、陕、贵州等各省许多民人亦到云南开采。夷地亦有矿硐，他们却不谙架罩煎炼，独能烧炭，种植菜蔬，豢养牲畜，与厂民交换，得享其利。打开矿的多是汉人。哪里有旺盛之厂就闻风云集。时在云南采矿的何止数十万人，他们“食力谋生，安静无事。铜则上供京铸，银则抽课充饷，其有裨于国计民生者甚大。至夷方之厂，如兴隆厂坐落耿马，募乃厂坐落孟连，俱系内地民人前往开采。缘滇南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彼此相需，出入贸易由来已久。如棉花为民用所必需，而滇地素不产棉，迤东则取给于川省，迤西则取给于木邦。木邦土性宜棉，而地广人少，皆系沿边内地民人受雇前往，代为种植，至收成时客商贩回内地售卖，岁以为常。又苏木、象牙、翠羽、木棉等物则贩自缅甸，云连则购自力些。又各井盐斤，仅敷两迤民食，其永昌所属之陇川、遮放、干崖、南甸、盏达、潞江、芒市、猛卯等各土司（地）因距遥远，脚价昂贵，多赴缅甸之（老）官屯地方买海盐。以上各项，民人往来夷方络绎不绝，其贸易获利者，皆即还故土，或遇赀本耗尽，欲归无计，即觅矿谋生。凡此皆关滇民生计，至开滇至今，历来如此，非始自今日。今茂隆厂民吴尚贤等，虽于上年得获旺矿，而出外之岁月及经由汛口，俱无从究诘。该酋长禀内，特指吴尚贤以着厂旺之由，其余打矿开及走厂贸易之人，询知解课夷目通事，据称约有二三万人，俱系内地各省民人。缘该厂与兴隆募乃二厂相距颇近，厂民去彼就此，往来甚易，并非近日始行潜越”。假若禁止开矿，势必把“商贾一概禁绝而后可。然亿万人民生计攸关，未便惩噎废食；况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纵加严禁，亦必百计偷越。……如民人私越交趾，定例非不严明，然交趾境内都、波象、波违登场，内地民人聚集开采者不下十余万人……滇省矿厂一事，实属民生衣食之源，历任督抚诸臣因内外各厂，自明至今，厂民从无不靖，所以因地制宜，听其开采”[14]。

由于张允随的力争，乾隆皇帝同意，准照孟连输客减半报纳之例，将所收课银之半解纳，以一半赏该酋长。张允随差人将该赏酋长银1679两，发还厂民减半课银3359两分别散给当赏赐者。乾隆十二年正月，蚌筑令吴尚贤具禀，称：“蒙皇帝恩准纳贡，又蒙将厂课赏回大半。天恩浩荡，结难忘。蚌筑率同合圈舍目，向天谢恩。”[15]由于因地制宜，促进矿业的发展。

六、发展舟楫之利

云南“天高路远，行旅货物，驼运维难，物价腾贵，偶遇歉收，外省米粮不能挽运济”。所以，张允随于雍正九年底提出：“随山浚川，直达江川，即可通行各省。”并经调查，自滇至川水路共1360余里，其中可行船的400余里，稍作修浚则可行船的约200余里，尚有750余里，有“大石阻塞，险滩急溜，尽可开修烧凿，惟昭通府属之阿泥格十余里为牛栏、金沙两江界限，崖叠水高二十余丈，难以开凿，且水势高下不等，恐用力疏通，不足以备蓄泄”[16]。

自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工起，至十三年四月初三日，所有各滩工程全部告竣，于二月二十八日开船装运铜斤，至四月十五日共运铜322000余斤[17]。

乾隆十三年朱批：“卿督率有方，成千古未成之巨工，甚可嘉也。”又八月二十九日上谕：“金沙江亘古未经浚导，今平险为夷，通流直达。不独铜运攸资，兼且缓急有备，于边地民生深有利益。工巨役重，成千古之大功，不可不为文纪事，垂之久远。”[18]此役，参与文武佐杂54员，夫役8885682工，其工价、盘费、官役养廉、工食、船只、器具、食米、赏恤等项共银193446两，将水运铜所节省运脚银价52670余两抵补外，再过6年所节省运脚即可以全部抵补原数。达到了兴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的目的，还带动了云南交通事业的发展。

七、增仓储以安定民心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云南土著民人350687人；大丁573045丁，小丁344140丁，大小人丁共917185人。存仓捐纳捐输积贮社仓：米18878.12石，谷974072.62石，小麦614.29石，荞18776.32石，稗170.68石，豆16.5石，大麦1485.58石，青稞575.63石，七项共1014589.74石。“俱系实贮在仓，并无亏缺。……滇南僻在天末，汉土杂居，国家久道化成，休养百年，新疆四辟，重译来王，兼以地产五金，矿徒云集，计其生齿，当不下数百万，第蛮夷性多疑畏，例不编丁，厂丁逐货贸迁，户籍难定，只有土著汉民实数可稽。至通省米谷……加意积贮，历年经理，储蓄已逾百万之数”[19]。

仓中有粮，遇灾不慌，民心安定，大有利于生产。

八、移　民

18世纪许多汉人亦迁入云南山区或边境居住，如江浚沅《稽查所属夷地事宜》说：“万历内地人民贸易往来纷如梭织，而楚、粤、蜀、黔之携眷世居其地租垦营生者几十之三四。”又说：“客民经商，投向夷地，薭家而往者，渐次已繁，更有本属单子之身，挟赀潜入，至于联为婚姻，因凭藉夷妇，往来村寨。”汉人中有“艺业生理”的工匠，有“挟资贸易”的商人，有“垦种以资生”“佃种佣工”的农民，他们或“依村筑室、自成聚落”，或“斫树烧山，散在僻远”，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了山区经济文化，也将民族关系推向前进。如元江府、普洱府，雍正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旧设元江协（顺治十七年设），属临元镇节制，汛地辽阔，额设兵一千名，实不能兼顾，虽后添设普威一营（康熙十六年设），兵丁一千四百名，然自普洱以外，镇沅、威远、恩乐等处俱经改流，创设府、州、县制，地广兵单难以分布，即使添兵仍归临元镇节制，亦属鞭长莫及，万难控驭……添设一镇，分中、左、右三营，共设兵三千二百名，元江、镇沅、普（洱）、威（远）、车（里）、茶（山）等处，俱令统辖，分汛防守。”经过100多年后，已经是“疆域控制二千三百里之遥，而关隘、汛塘，声气联络，其生齿统计一十八万人之众，而茶山、盐井税课充盈”[20]。当然不再是雍正间“并不编丁”的情况了。又道光《元江府志》卷3户口条说：原来夷户，没有编丁。道光四年，迤南道查造保甲册中，“土著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二户，土著屯民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九户，客籍二百三十八户”。同书卷9说：清初改土归流，由临元镇分拨营兵驻守，“并江左、黔、楚、川、陕各有贸易客民家于斯焉，于是人烟稠密，田地渐开，户习诗书，士敦礼让，日蒸月化，骎骎具有华风”。又言：“居平川的多新平、峨、石屏，江、楚籍贯，男女均说汉语。”而他郎厅的汉民，则由黔、川、粤、建水、石屏、新兴诸地流寓入籍，“耕读贸易，习以为常”。该志梁星源序也说：“计初辟至今，百数十年来，风俗人情，居然中土，而其朴质醇良，似犹过之。”又道光《威远厅志》卷3言：“汉人有因商贸而入籍的，有因谪戍而来入籍的，其子弟读书事半功倍，夷人渐摩华风，亦知诵读，有入庠序者。”这就使云南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如广南、开化二府，雍正间都是夷户，没有编丁[21]。《威宁厅志》卷3载《云南督抚稽查流民奏》：“兹据开化府知府魏襄、广南府知府施道生禀称：‘开化所辖安平、文山、广宁等属，因多旭地，川、楚、黔、粤男妇流民迁居垦种，以资生计，其来已久，自道光三年清查，除客户艺业生理挟资主人由客长约束，其余耕种流民多有家室，即归各里乡约附入保甲。’”当时开化所属安平、文山等处，客户流民共达24000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等处，客户流民22000余户。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6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1]详见拙文《十八世纪云南经济评述》，《思想战线》1989年西南民族研究专辑。

[2]《张允随奏稿》，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三年九月初三日。

[3]《史记·货殖列传》。

[4]杨琼：《滇中琐记·种树老人》。

[5]《史记·货殖列传》。

[6]《张允随奏稿》，乾隆二年闰九月十九日。

[7]《张允随奏稿·为请定考课奖励劝补助之规以俾农政事》，乾隆二年闰九月十九日。

[8]《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

[9]《张允随奏稿·请听滇民垦辟弃土以资民食》，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二日。

[10]《张允随奏稿·为奏明事》，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

[11]同上。

[12]同上。

[13]《张允随奏稿·请旨事》，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14]《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15]《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二年。

[16]《张允随奏稿·开浚通川河道事》，雍正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17]《张允随奏稿》，乾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18]《张允随奏稿》，乾隆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19]《张允随奏稿·为钦奉上谕事》，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20]道光《普洱府志·郑绍谦序》。

[21]雍正《云南通志·赋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