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济思想散论_刘家贵学术文选

孔子经济思想散论_刘家贵学术文选

孔子经济思想是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辈学者对孔子经济思想已作过许多研究，现就管见所及对其中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论，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

一、放任思想

经济放任主张是孔子最为卓异的经济观点之一。前辈学者对此已做过不少探讨，但也有学者对孔子具有经济放任思想持否定态度，因而这是一个应该继续讨论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孔子确有经济放任思想，但又不应将它简单地等同于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

孔子用以表述其经济放任思想的重要概念是“无为”。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而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以下只注篇名）“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1]在孔子看来，君主治理国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为”，“无为”是合乎“天道”即自然秩序的。从经济上说，“无为”就是国家对民众的经济活动采取放任态度。可见孔子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不赞成的。他抬出历史上的圣君舜帝来为自己的经济放任主张护法，也就是婉转地批评当时各国君主干预经济的做法。但是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治”，道家老子的“无为而治”否定了统治者的任何主观能动作用，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有点类似西方经济学家早年所谓“最懒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观点。而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种“德治”，即不是用强制力而是用统治者的道德人格力量去感染教育人民，使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孔子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为政》）刘宝楠《论语正义》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无为而为之者也。……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又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邢籨疏：“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观化而行之。”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提出“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的问题时，孔子发挥上述德治思想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如果说孔子对德治的作用力未免夸大，在实际中未必行得通，那么，把这种德治延伸到政府的经济行为，则孔子这一对经济活动不要过多干预限制的主张是行得通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生产和小商品生产活动要求拥有必要的自主权，频繁的国家干预只会破坏这种小生产的正常秩序。(www.guayunfan.com)寻绎孔子的文意，孔子这种经济放任思想实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主张统治者要顺应人民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而不能去干扰和阻挠这种活动；其二是要尊重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

关于第一层次的含义，孔子提出了“因民”的重要概念，“因”就是顺应之义。在回答要怎样做才可以从政的问题时，孔子回答：“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2]五美之中的“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属于经济方面的内容。孔子对“惠而不费”的解释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尧曰》）邢疏：“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渔盐，中原利其五谷。人群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邢疏对于民利的理解有过于拘泥之嫌，但他把“因民之所利”解释为“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则是完全正确的。可见孔子主张政府对人民广泛的求利活动要采取顺应的放任态度，而不必多事，这样人民可以得到实惠而政府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换言之，孔子并不赞成为干预经济而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他主张建立一个廉价政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主张“废山泽之禁”和撤销一切有碍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的关卡。他指责鲁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即“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3]。后两项指责同孔子的经济放任思想有关。“废六关”，《孔子家语》作“置六关”。王肃注云“文仲置之以税行者，故为不仁”。《家语》虽系伪书，但王肃必有所本，故此处“废”当作“置”，这已为古今学者所公认。[4]鲁国本无六关之设，臧文仲始设关收税，不利于商品自由流通，又让家人编织草席贩卖，这是与民争利，两者均有悖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经济放任主张，故受到孔子的猛烈抨击。

关于第二层含义，《论语·阳货》中有一段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话的文意浅显明白，无须赘述。关键是怎样理解孔子所说的“天”。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既非有人格意志的至上神即宗教之天，亦非道德义理之天，而是物质自然之天，是说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和秩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秩序思想。它向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延伸，必然会导致对人类经济活动、客观规律的承认，而这正是经济放任思想的前提。法国重农派正是遵循这样的认识逻辑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确认孔子具有经济放任思想的事实。这一思想是孔子思想中民主和进步的成分。在政治上偏于保守的孔子，在经济思想领域却如此开明进步，这正如法国重农学派鼻祖魁奈在政治上是保皇派而在经济思想方面是开创新学派的天才一样，是充满矛盾的现象。

有的学者将孔子这种经济放任思想完全等同于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例如陈焕章说：“普遍的平等，普遍的机会和经济自由，是孔子最重要的学说。”[5]侯家驹先生说：“国人多以近代流行的自由经济思想，是西方传来，殊不知正是我国儒家经济思想的特征，……自由经济思想是我国固有文化，若是以为它是外来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排斥之，实乃数典忘祖。”[6]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首先，孔子是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依附关系的维护者，他不可能主张一切人平等的普遍平等和普遍机会的观点；其次，家族和国家至上的群体主义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孔子放任思想的出发点是国家，是为统治者设计的一项政策，这同西方个人至上的文化传统，把个性自由和个性独立作为核心的自由放任思想有很大差异。[7]

二、适度经济思想

适度经济思想是指人们的生产、分配、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都要保持适当的“度”，既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冷，反对过分和不及两个极端。在大多数场合，孔子是用“中庸”“中行”或“中”等来表达其适度概念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子路》）；“刑罚不中[8]，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礼所以制中也”[9]；“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钱穆《论语新解》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过犹不及”（《先进》）；等等。所有这些表述都说明孔子推崇一种适度的行为方式，认为走极端是有害的。孔子所说的这种适度原则适用于广泛的人类行为，也包括统治者即政府的行为，他说：“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郑注：“两端，过与不及。……所谓执者，度之也，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与不及。”这就是说，统治者要用适度原则来治理人民。政府经济行为要适度。各种徭役的征发，要做到“事举其中”[10]，“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11]反对滥征力役，劳民伤财。社会财富的分配要适度。“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12]反对贫富过于悬殊，两极分化。消费行为也要适度。孔子虽然说过“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述而》），“礼与其奢宁俭”（《八俏》）一类的话，似乎他主张消费要从俭，其实不然，过奢与过俭都是孔子所反对的，例如他批评管仲奢侈违礼，臧文仲山节藻（房屋雕梁画栋），但对晏婴的过于节俭也不以为然，说他祭祖的猪腿小得连盘子都盖不过来，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未免有失身份。[13]正因为这样，只当过三个月大司寇的孔子在去职后一直坚持以车代步，不管什么情况也决不出卖他的车子，“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也”（《先进》）。子贡想要省去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告朔之饩羊”，孔子也认为这不能省，说：“赐！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这就说明在消费方面孔子绝不是一般地提倡崇俭黜奢，而是主张奢俭有度，做到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孔子未提出过适度生产规模的问题。因为在孔子的时代生产力还很落后，商品货币经济也不发达，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过快过热的问题，也就不会引起思想家的注意。

孔子适度经济的思想虽然只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规定，缺乏具体的分析论述，但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是很有价值和启发性的。

三、义利思想

强调义利之辨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来自孔子。义利是关于求利活动与这种活动所应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相统一的一个经济范畴。为了使各种相互冲突的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能健康有序的进行，人们必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即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就是“义”。义者，宜也。符合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

在讨论孔子的义利思想之前，有必要辩明“子罕言利”（《子罕》）的问题。孔子不大愿意多谈利，一部《论语》仅有六个地方谈到“利”字，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不能由此论定孔子不重视物质经济利益。物质财富的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利用稀缺资源生产物质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即处理好不同社会集团、不同层次的关系，使经济活动能顺利进行。当问题涉及第一方面时，孔子始终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主张国家要“足食、足兵”，要使老百姓富裕，民、食、丧、祭最为孔子所重视。[14]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忽视社会财富的扩充[15]，在孔子心目中民信高于民食[16]，是没有根据的。当涉及第二方面的问题时，情况要复杂些。但孔子也是根据自己关于义利关系的认识，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并非一般地反对求利活动。

孔子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以义制利，取之有道，认为应该“见利思义”（《宪问》）或“见得思义”（《季氏》），在追求索取物质经济利益时要遵从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如只有侵害他人利益才能取得这种利益，则应放弃这种求利活动。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贪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原作得，据文意改）之，不去也”（《里仁》），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孔子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是“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这里的“可求”或“不可求”，当然可以包括客观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的伦理价值观念允许不允许，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这是因为在政治昌明的时代，社会存在着健全的伦理道德规范，它能保证每个人通过正当途径，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智，消除贫穷，取得财富，改变自己的处境。如果在这种环境下仍然陷于贫贱，那就是精神和能力的贫困，这既是不幸也是耻辱。在政治黑暗、国家混乱的时代，社会上是非颠倒，伦理规范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的富贵，多半是“不义而富贵”，故也是一种耻辱。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放”字学者以为有放纵和依效两解。[17]似以作“放纵”解为宜。这是说没有必要的伦理道德规范，那只能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不满，使社会矛盾激化，这种见解至今仍是正确而深刻的。

义既然是一种内在的行为道德规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实行就只有诉诸个人的人格道德力量，因而对待义利的态度将因人而异。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求利活动中自觉遵守这种行为道德规范的。因此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是指具有道德修养，能实行道德自律的人，小人是指没有道德观念，不能实行道德自律的人。故君子于每项求利活动都要辨其是非，看其当行不当行，小人则唯利是图，一切以利害为转移。又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也是认为只有君子才能作到贫穷而不怨望，还能固守节操，至于小人就很难了，贫穷就会为非作歹。古今都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君子小人并不具有道德褒贬的含义，而是指人物等级身份地位，君子指在上位的统治者，小人指在下位的民众。[18]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于理难通，也于实际相悖。孔子多次斥责当权者僭越犯法，不仁不义，他无论如何不可能认为统治者就一定会“喻于义”，他自然也不会认为民众都是唯利是图的人。孔子实行“有教无类”，主张对人民应先富后教。如果民众都只知唯利是图，还教什么呢？要之，在上位者不必是君子，在下位者亦不必是小人，全看各人的内心存养，道德品质之优劣而定。

孔子是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仅仅诉诸人们的道德自律并不能保证人们理顺义利关系，减少或杜绝见利忘义的现象。他于是进一步论述了礼、义、利的关系，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9]。礼是义的外化即制度化，是制度化了的行为准则，具有外在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有关的经济行为准则必须借助规章制度才能得到贯彻，这就是“礼以行义”。只要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时能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各种彼此歧异的求利活动就能得到协调，使之顺利有序地进行，社会物质财富就能增加，人们将因此得利，人民的需要就能满足，此之谓“义以生利，利以平民”。

礼既然具有外在的强制性，“礼以行义”就是用规章制度对人们的求利活动有所规范和约束，这同孔子上述“因民”“无为”的放任主张似乎存在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任何放任都不是绝对的自由放任，西方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必须共同遵守的竞争规则，何况孔子的放任思想还不完全等同于自由放任思想。因此义利思想不是对放任思想的否定，而是一种补充。

不难发现孔子义利思想对现实的积极意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商品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创造才能和潜力的同时也唤醒了一些人身上潜伏着的劣根性。一些人见利忘义，把唯利是图作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大发横财的行为准则，贪污腐败、坑蒙拐骗，甚至图财害命的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商品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丑恶现象虽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难以避免，但终究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破坏因素，必须坚决克服。在培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过程中，孔子见利思义，取之有道的思想仍然具有吸收借鉴的价值。

但同时也不可忽视，我国历史上的义利思想包括孔子的义利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后儒将孔子见利思义发展为轻利重义、贵义贱利的偏颇思想以后，危害作用更大。这种思想束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个人求富欲望的舒展。对个人来说，也容易成为掩盖自己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例如子贡是孔子很杰出的弟子，从政和经商两方面都很成功，“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只因为他同时又经商，货殖求富，故受到穷愁潦倒而亡在草泽中的原宪的讥讽，说他“学道而不能行”[20]。这是义利思想的消极面。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表明，肯定个人谋求物质财富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社会经济生机勃勃地发展的前提，人们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活动中必然会对旧的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有所突破。也就是说，有悖于某些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求利行为不一定就是不合理的，恰恰可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

四、富民思想

富民思想在孔子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更成为儒家一个传统的经济思想。孔子多次直接提出了富民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21]这就是孔子提出的有名的庶、富、教三部曲。孔子对富民问题十分重视，认为是“政之急者”，应放在首位。孔子也主张富国，提出国家应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即“足食”，但认为富民同富国相比，前者更重要，并正确地分析了富国同富民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藏富于民”的观点：“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孔子的学生有若答鲁哀公问的一段话。有若在谈话中分析了民富与君富即国富的关系，主张国家应“藏”富于民。有若的观点也反映了孔子的观点，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找到孔子类似的话。《说苑·政理》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凯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也说过大体相似的话：“一个国王之所以被视为强大过人，与其说是在于他钱柜里存着大量财富，还不如说是在于他有许多既富裕而又心悦诚服的臣民。”[22]这也是一种藏富于民的思想，但比孔子晚了两千多年。

中外思想家都把富民看作是富国的基础，这是不奇怪的。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富民就是培植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富裕了才有能力购置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实现扩大再生产，才有可能提高和发展自身的体力和智力，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产力。

孔子不仅提出了富民的主张，而且对实现富民的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欲达富民之目的，统治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减轻人民的税负和徭役。“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23]；“薄赋敛，则民富矣”[24]；“施取其厚……敛从其薄”[25]；等等。这种主张是藏富于民这一思想合乎逻辑的结论。“薄赋敛”是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上适当向人民倾斜，国家少拿一点，让人民能支配较多的剩余产品。“省力役’是让人民有较多的自主支配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也是轻税的一个方面。这肯定是有利于民富的。现代经济发展经验也证明，轻税有利于企业和家庭积累财富，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孔子深知重税的危害，提出了“苛政猛于虎”[26]的著名警句。统治者的贪婪就意味着人民的贫穷。他痛斥那些贪冒无厌、搜括民财的当权者。季康子想加重军赋，派冉求来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斥责季康子“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27]。“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呜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可见孔子对这种行为是何等愤怒。而对那些能轻徭薄赋，对人民较为宽厚的当权者，孔子则予以肯定和赞扬，他把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统治者尊崇为圣人（《雍也》）。称许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宽厚慈惠），其使民也义（役使人民适宜合于法度）”（《公治长》）。后两句赞语完全着眼于子产能实行轻徭薄敛的富民政策。子产死，孔子伤心痛哭说：“古之遗爱也。”第二，统治者应做到“节用而爱人”（《学而》）。统治阶级之所以对人民横征暴敛，伊于胡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生活上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如能“节用而爱人”，则庶几有助于缓和剥削，减轻对人民的榨取。历史上的明君贤相大多在个人消费方面有所节制，生活较为俭朴，因而也往往能实行轻徭薄赋。故统治者能否节用而爱人实在与富民关系甚大。第三，统治者在征发徭役时应做到“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颜渊》）。“使民以时”是指徭役的征发应避开农忙时间，在农闲时进行，以免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这是孔子提出的维护农业生产正常秩序的重要观点。“使民如承大祭”是说役使人民要严肃慎重，只有必不可少的力役才能征发，不可妄发滥征，也含有照顾农时的含义。第三项是第二项必然的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最根本的富民措施应该是改革过时的生产关系，调整剥削方式，以此调动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后的法家商鞅、韩非正是这么做的。孔子对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这使他对富民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未能触及变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一关键，有舍本逐末之嫌。但它却具有针砭现实，匡时救弊的鲜明色彩。

孔子一再呼吁富民是因为当时各国统治者实际上是在瘠民、贫民。他们大兴土木、滥发力役、挥霍无度、贪得无厌，其横征暴敛已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危及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有人概括当时的情况是“事充政重”[28]，统治者“视民如仇，用之日新”[29]。“君子于役，不知其期”[30]，“王事靡盐，不能艺稷黍”[31]。晋平公时，已有“铜之宫数里”，又征发力役修建“羋（斯）祁之宫”，因为“作事不时，怨仇动于民”，民间谣传连石头都开口说话了。[32]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举国上下修了数年才修成，弄得“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33]。宋平公时筑台，因“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34]。各国统治阶级“蓄聚积实，如饿豺狼”[35]，以至于国君的仓库里蓄积的财富因年久而腐朽生虫，老百姓却冻饿而死，“道相望”[36]。作为这种现实的对立面，就有了上述孔子的富民思想。因而这种富民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具有保护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五、孔子经济思想历史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

任何经济思想都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以往思想观点的结果。孔子自谦地称自己“述而不作”，但这绝不是以往的思想材料的简单转述与整理，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损益和改造制作。

孔子的放任思想很明显地受到老子“无为而治”观点的影响。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同时，早在孔子之前已有“因民”的说法。例如晋公子重耳曾有“因民而顺之”[37]的说法，晋平公时士文伯也说善政要做到三条：“一曰择人，二日因民，三曰从时。”[38]这些观点成为孔子放任思想的渊源，并借用久受崇敬的舜帝的亡灵赋予这种思想以最高的权威。

孔子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即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一定的“度”的思想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论语·尧曰》篇载有尧禅位于舜时的一段训诫：“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这段话虽载于《论语》，但无疑是从远古传承下来，孔子又用以教育学生的。在《易经》中可以看到许多“中正”“中道”“中行”的说法。例如《易经上》有“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易经下》有“得中道也”“中以为实”“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等等。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凡事保持适度的重要性：“苦节不可贞”（《卦辞》），节是节制，贞是长久。谓过分节制不可能长久。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易经上》提出“裒（掊，取）多益寡，称物平施”的主张，即在贫、富、多、寡之间维持必要的度。春秋初年，鲁大夫臧哀伯提出了“俭而有度”[39]的说法。这是一种适度消费的观点。孔子无疑受到过这些早期适度观点的启发，并将其发展为适度经济思想，用以分析消费，分配和政府经济行为，是他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义利思想在《易经》中已有简单的表述：“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行义”（《易经上》）。到了春秋时期义利关系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热门话题。例如周襄王时大夫富辰说：“义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40]晋大夫赵衰说：“德义，利之本也。”[41]晋大夫邳郑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42]晋大夫里克说：“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43]楚大夫申叔时说：“义以建利。”[44]孔子的义利思想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反映。孔子将政治家们的只言片语发展成较为系统的观点，对义利关系作了集中的论述，并提出了“礼以行义”的新观点。对礼、义、利的关系作了初步分析。

富民思想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思想的一个很久远的传统。早在西周初年裕民惠民已成为统治者争取民心的一个口号，如《周书·康诰》说“乃由裕民”；《洛诰》说“彼（被）裕我民”；《无逸》说“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惠鲜（斯，此也）鳏寡”；《大克鼎》说“惠于万民”。人们很早就已注意到农时对于富民的重要性：“食哉惟时！”（《夏书·尧典》），这是说足食之道在于不违农时。对于富上和富下的关系，亦即富国还是富民的关系，《易经下》已有涉及：“损下益上，其道上行”（金景芳等解释这句话说，损下益上的结果并非下损而上益，而是下损上亦损。损之道自下向上行[45]），“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肯定了益下即富民的重要和好处。春秋以前，富民还仅仅是一种原则的表述，到了春秋时期，富民的内容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保护农时、减省力役、减轻税赋、黜免国债、救济穷人等具体的政策和手段。周卿士单襄公说：“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农时。”（《国语·周语中》）管仲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楚大夫申叔时说：“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顺时而动，不妨碍生产，则物产有成）。”[46]晋文公刚即位就颁布了“弃责（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轻其关税，消除沿路的盗贼），通商宽农，懋穑劝分（劝分，劝有分无），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性，通生，生活也）”[47]全面的富民政策。晋悼公的政策中还包括了“时用民，欲无犯时（不因私欲而侵占农时）”[48]的内容。这些观点和政策很自然地成为孔子经济思想的来源。

孔子经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观点甚至成为封建社会的长期教条。现以《孟子》和《管子》中的经济思想为例来说明这种影响。

孟子也有经济放任主张，他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赵岐注：‘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行其空虚无事之处。’）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以下只注篇名）他反对商业上的垄断，把垄断商人称为“左右望而罔（网）市利”的“贱丈夫”（《公孙丑下》）。他多次提出，“关市讥而不征”（《梁惠王下》），“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公孙丑上》）。这与孔子的经济放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把孔子以义制利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贵义贱利的极端主张。他说：“何必曰利，亦（只）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梁惠王上》）。又说：“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又次之。”“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上》）辟草莱、任土地、聚货财这些都是发展经济的举措，但在孟子眼中都不如仁义重要，这就把事情搞颠倒了。虽然不能由此认定孟子反对谋求物质利益的活动，他这些话是在特定环境，针对特定对象讲的，但无论如何这样把义利对立起来，在认识上是过于偏颇了。

孟子在继承孔子富民思想的同时并有所丰富发展。他说：“易其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下》）“不违民时，谷不可胜食也。”（《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这些和孔子的富民思想并无什么不同。但他提出了“深耕易耨”（《梁惠王上》）即提高生产率的问题，主张国君“制民之产”，使农民有“恒产”，并设计了具体的富民计划：“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尽心上》）这是对孔子的丰富和发展。

孔子经济思想也影响到法家，我们从《管子》经济思想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管子》是齐法家的著作，但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其中“无为”即经济放任思想同时也受到老子的影响，适度思想和富民思想则明显地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管子》关于经济放任主张的言论很多，如“无为之道因，因也者，无益无损也”（《管子·心术上》，下引只注篇名）；“上无事，则民自试（用）”（《形势》）。所谓无为、无事，具体说就是要做到：“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善者势利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这就是说，在上者不必多事扰民，人民自己知道利之所在，会自觉趋避，把一切弄好。

《管子》中的适度经济思想可谓浓重丰富，几乎涉及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兹略举数端。“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法法》）；在财富分配方面：“贫富有度……贫富无度则失”（《五辅》）；“富者重富，贫者重贫，失准之数”（《揆度》）。在消费方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立政》）；“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八观》）；“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乘马》）；“上短下长（谓上下不知量），无度而用则危本”（《侈靡》）。在政府的经济行为方面：“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权修》）；“用力不可以苦……用力苦则民劳”（《版法》）；“上无量，民乃妄”（《牧民》）；等等。同孔子相比内容上更丰富，概念上也更为明确。

同孟子一样，《管子》的富民思想对孔子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牧民》）。实现富民的途径有：其一，轻税赋。“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小匡》）其二，保护农时。“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霸形》）其三，实行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六项富民政策。其四，发展生产。“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牧民》）其五，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田备然后民可足也”（《禁藏》），“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禁藏》）。四、五两项是《管子》作者的新发展。

孔子经济思想传到国外，对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派别——法国重农学派产生了影响。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推崇中国文化，熟悉孔子思想，以至于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但对道家老子的学说则表示非议。魁奈在回答法国皇太子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即答称“无为”。“无为”一词，魁奈显然是取自孔子而非取自他所不喜欢的老子。重农学派首先提出了自由放任、自由流通的经济自由放任思想，这也是受到孔子“无为”和“为政以德”等观念的启发。据说魁奈最重要的著作《经济表》最初的校样上有这样的题辞：“农民穷困则政府穷困，政府穷困则国君穷困。”[49]题辞所反映的思想同孔门“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出一辙。一些中外学者指出，儒家孔子的经济思想是重农学派自由放任思想的来源。如英国学者赫德森说，魁奈所说的国王在完成与自然秩序相适应的立法后，应当“什么也不做，让法律来统治”的观点，“就是中国理想君主的无为”。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恰与中国的无为论完全相同”，连魁奈放任论中的不彻底性，或者说那些字面上的矛盾，也“和中国古代传来的无为说，差不同完全同趣而一归”。台湾学者侯家驹也说“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50]。上述学者的每个具体论断，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他们肯定了孔子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的重要影响则是正确的。

【注释】

[1]《礼记·哀公问》。

[2]《孔子家语·五仪解》。

[3]《左传·文公二年》。

[4]参看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洪亮吉《左传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等。

[5]陈焕章：《孔子及其儒学家派的经济学说》。

[6]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9页。

[7]参看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8]刘宝楠：《论语正义》对“中”的解释是“不轻不重之谓也”。

[9]《礼记·仲尼燕居》。

[10]《左传·哀公十一年》。

[11]《国语·鲁语下》。

[12]《礼记·坊记》。

[13]《孔子家语·贤君》。

[14]参看《论语》中《颜渊》《子路》《尧曰》等篇。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参看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

[16]《论语·颜渊》郑注注。

[17]见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89页。

[18]古人持此看法者以董仲舒为代表，见《汉书·杨恽传》引董仲舒语。今人可举侯家驹氏，见侯氏《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第47页。

[19]《左传·成公二年》。

[20]《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1]《孔子家语·贤君》。

[22]［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23]《孔子家语·贤君》。

[24]刘向：《说苑·政理》。

[25]《左传·哀公十一年》。

[26]《礼记·檀弓下》。

[27]《左传·照公二十年》。

[28]《左传·哀公十一年》。

[29]《左传·哀公元年》。

[30]《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诗经·唐风·鸨羽》。

[31]同上。

[32]《左传·昭公八年》。

[33]《国语·楚语上》。

[34]《左传·襄公十七年》。

[35]《国语·楚语下》。

[36]同上。

[37]《国语·晋语二》。

[38]《左传·昭公七年》。

[39]《左传·桓公二年》。

[40]《国语·周语中》。

[41]《左传·僖公二七年》。

[42]《国语·晋语一》。

[43]《国语·晋语二》。

[44]《左传·成公十六年》。

[45]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46]《国语·晋语四》。

[47]《左传·成公十六年》。

[48]同上。

[4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卷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65页。

[50]关于孔子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的影响，参考了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