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经济周期

第二十二章　略论经济周期

以上各章旨在探索任一时期决定就业量的各种因素,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可以解释经济周期(Trade Cycle)^[1]现象。

以任何一个经济周期实例详加考察,都必然发现其异常复杂。要想完全解释它,则以上分析中的每个因素都有用处;特别是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状态和资本边际效率三者的变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尤为明显。但我认为经济周期之所以可以称为周期,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律性,主要是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上产生的。虽然当资本边际效率变动时,经济体系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因素也随之而变,因此情况更趋复杂和严重,但我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化。要阐述这个论点,需要对事实进行深入考察,篇幅可能需要一本书,而不是一章所能胜任的。以下短短几节只是根据以前理论指出一条研究的路径而已。

一

所谓周期性循环运动(Cyclical Movement)是指当经济体系向上前进时,促使其向上前进的各种力量初期会逐渐增大,相互加强,继而则逐渐不支,到某一点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向下的力量,后者也是初期逐渐扩大,互相加强,达到发展的最大值;然后逐渐衰退,最后又让位于相反的向上力量。但是,我们所谓的周期性循环运动,并不仅仅是指,向上或向下趋势一经开始,不会在同一方向上一直继续下去,最后物极必反;我们还指,向上与向下运动在时间先后和期限长短两点上都有相当明显的规律性。

要充分解释经济周期,则还有一个特征不容忽略——那就是危机(Crisis)现象。换言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从向上趋势变为向下趋势时会转变得非常突然和剧烈;但从向下趋势变为向上趋势时却一般并没有尖锐的转折点(Sharp Turning-point)。

如果投资量变化而消费倾向不变,那么就业量必然发生变化。但决定投资量的因素异常复杂,硬说投资本身的一切变化或资本边际效率的一切变化都有周期性也太不近情理。变化的特例之一就是由农业变化引起的经济周期,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的另一节中讨论。虽然如此,我还认为在19世纪的环境中,就工业上典型的经济周期而言,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确实有周期性。理由本身并不生疏,也常被人用来解释经济周期。此处只是把这些理由和以上理论联系起来。

二

我们最好从经济繁荣(Boom)之后的“危机”来临说起。上面说过,资本边际效率^[2]不仅关系到现有资本品的多少及其当前生产成本的大小,也要看现在人们对于资本品的未来收益作何预期而定。如果是持久性资产,则在决定新投资的多少时,对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影响很大也在意料之中。但预期的基础非常脆弱,其证据也时常变幻且不可靠,因此预期常有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向来对于“危机”的解释都侧重在利率上涨方面;利率之所以上涨,是因为商业和投机两方面对于货币的需求增加。这个因素,虽然有时可使事态严重化,偶尔也引起恐慌,但是我认为,一个典型的(常常是最普通的)危机的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Sudden Collapse)。

繁荣后期的特征是一般人对资本品的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因此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或利率上涨,也都不足以遏制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都各自茫然不知其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也不是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合理的估计,而是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的将来会有什么变动。因此,在过度乐观(Over-optimistic)和过度购买(Over-bought)的市场上,当失望来临时往往凶猛而强烈。^[3]不仅如此,资本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时,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也随之变得黯淡和灰心,于是流动性偏好大增,利率上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时,常常连带着利率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降低得非常厉害;但是事态的重心仍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看好的资本品。至于流动性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以外,要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会增加。

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衰退(Slump)非常难以对付。以后降低利率对经济复苏(Recovery)会大有帮助,而且也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但对于当下(For the Moment)而言,资本边际效率可能崩溃到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利率无论如何降低都不足以使经济复苏的程度。假使仅仅降低利率已经是有效的补救办法了,那就不必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复苏,而且复苏之道多少已在货币当局直接掌控之中。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要使资本边际效率复苏并不容易,而且决定资本边际效率的是商业世界中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俗地讲,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Economy of 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中,信心最难操纵,最不容易恢复。银行家与工商界一向重视经济衰退的这一方面,实在是对的;而经济学家倒反而不重视,因为后者过分相信“纯货币的”(Purely Monetary)补救办法。

这就到了我的论点。要解释经济周期中的时间因素,要解释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开始复苏,必须先探究在什么力量控制下资本边际效率才会复苏。理由在于:一是从特定的持久性资产寿命与特定时代中(Given Epoch)人口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二是从过剩存货的贮藏费(Carrying-costs)中产生的。它们使得向下运动的期限有一定的长度,不是这次是1年,下次是10年,而是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总在3～5年变动。

现在再回到危机发生时的情况。只要经济繁荣还在维持着,那么许多新投资的当前收益总不算太坏。幻灭感(Disillusion)的产生或是由于人们对于未来收益的可靠性突然发生怀疑;或是由于新产的持久品(Durable Goods)数量一直增加而使当前收益有下降的迹象。假使人们认为当前生产成本要比以后高,就又多了一个资本边际效率要下降的理由。怀疑一经开始,传播会非常迅速,因此在经济衰退之初也许有许多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是负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使用、腐蚀或折旧等原因,资本品又显得稀少起来,于是边际效率又提高。这段时间的长短也许是一个时代(Epoch)资本品平均寿命的函数,而且这一函数关系很稳定。如果时代的特征改变,那么标准的时间间隔也随之而变。例如从人口渐增时期进入人口渐减时期,则衰退时期将延长。由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为什么衰退时期的长短和持久性资产的寿命,以及某时代人口的正常增长率,二者之间有具体关系。

第二个稳定的时间因素在于过剩存货的贮藏费。因为有贮藏费,所以必须把过剩存货在某一时期内吸收完毕,这个时期既不太短也不很长。危机发生后,新投资骤然停止,也许半制成品有许多过剩存货要堆积下来。这些存货的贮藏费很少会小于每年10%,因此其价格必须下降使产量缩减,以便在3～5年把存货吸收完毕。吸收存货等于负投资,在此吸收过程中就业量更受打击,要等吸收完毕以后,就业量才会有显著改善。还有在向下时期产量将缩小,运营资本必然跟着减少,这又是一项负投资,而且可能很大;衰退一经开始,这一项就强化了下坡的趋势。在一个典型的经济衰退中,最初期的存货投资也许增加,可以帮助抵消运营资本方面的负投资;而下一阶段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存货和运营资本两方面都有负投资;最低点过去以后,存货方面大概还是负投资,但运营资本方面已有重置投资,二者会互相抵消一部分;最后等到经济复苏已经进行了相当时期,则二者同时都利于投资。要有这样一种背景才可以考察:当持久品投资量变动时,到底额外产生些什么结果。设持久品方面投资减退,以致发动了一个循环性变动,则在这个循环尚未完成其一部分进程以前,这种投资很难复苏。^[4]

不幸得很,如果资本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那么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前者引起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剧烈下降,对证券投资产生积极兴趣的人,尤其是那些用借款从事投资的人,当然因证券市价的下落而有沮丧之感。这些人在决定其消费量时,恐怕受收入的大小影响小,受其投资价值涨落的影响大。现在美国公众的“证券意识”(Stock-minded)很强,证券市价上涨,几乎是消费倾向好转的必要条件。这种环境当然会强化资本边际效率降低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但迄今为止注意到这一点的人还很少。

复苏一经开始,其力量如何生长和加强当然不难理解。但在经济衰退期间,一时固定资本及原料存货都嫌过剩,运营资本又在缩减,所以资本边际效率表可能会到很低的程度,以至于在实际可能范围以内无论利率如何降低,新投资量还是差强人意。就当今的情况而言,市场的组织形态是这样的,而市场所受的影响又是那样的,所以,市场上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可能有很大变动,决不是变动利率就能够抵消的。不仅如此,资本边际效率降低时的证券市场也趋向下游,于是在我们最需要消费倾向扩大之时,消费倾向反而缩减。在自由放任情况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的剧烈变动;但是,我们又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这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能放心地把决定当前投资量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The Duty of Ordering the Current Volume of Investment cannot Safely be Left in Private Hands.)。

三

以上分析似乎和一种看法相同:有人以为经济繁荣的特征就是投资过度,要避免以后发生经济衰退,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避免这种投资过度。我们固然不能用低利率来防止经济衰退,但是我们可以用高利率来避免经济过度繁荣。根据以上分析,这种看法也不无理由。

但从以上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误解了我的分析,而且,照我的想法,还犯了严重错误。投资过度(Over-investment)一词,实在含义不明,既可指预期收益一定不能实现的投资,或在失业严重时无法从事的投资;又可指每一种资本品都已非常丰富,即使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也没有任何新投资可以在该投资品寿命中,使收益超过重置成本。严格说来,只有后一种状态才可称为投资过度。这里意思是指投资如果再增加,就完全是浪费资源。^[5]但即使采取这种解释,即使这种投资过度是经济繁荣期间的正常特征之一,补救措施也不应是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也许要阻挠某些有用的投资,还会降低消费倾向;而应是采取严厉步骤,例如重新分配收入或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

但是据我分析,只有采取前一种解释,才能说经济繁荣的特征是投资过度。我认为在典型情况下,并不是资本已经丰富到再多一些社会全体就无法加以合理运用的程度,而是从事投资时的环境既不稳定,又不能持久,因而投资时所作的预期根本不能实现。

当然在繁荣时期,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有人会眼花缭乱,于是有某些资本资产的确生产得过多,其中有一部分不论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都是浪费资源。这种情况即使不在繁荣时期,有时也会发生。这可以说是投资方向错误(Misdirected Investment)。然而在此之上,繁荣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许多投资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实在只能产生2%的收益,但在人们预期之中以为可以产生6%的收益,于是就贸然根据这种错误预期而下手。一旦真相大白,代之而起的是过度悲观的错误(Error of Pessimism),于是有许多投资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其实可以产生2%的收益,但在人们预期之中以为不仅不能生息,而且还要赔本,结果是新投资崩溃,产生失业状况,于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原来可以产生2%收益的投资,现在真的就不能生息还要赔本了。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是闹着房荒(Shortage of Houses),但现有房子却又没有人住得起。

要挽救经济繁荣的手段不是提高利率,而是降低利率,^[6]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矫正经济周期的正确方法不是取消繁荣(Abolishing Booms)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衰退(Semi-slump)状态;而是消除衰退(Abolishing Slumps),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Quasi-boom.)状态。

经济繁荣之后必然继之以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由利率及预期状态二者拼凑起来的。如果预期完全准确,则利率已经太高,与充分就业不相容;但如果预期不准,虽然利率高但事实上不发生阻挠作用。冷静地看,利率已经太高,但过度的乐观还能战胜利率,这种境界就是经济繁荣。

除了战时,我很怀疑在最近的经验中,究竟有没有过一个经济繁荣强烈到引起了充分就业的程度。美国在1928～1929年,就业量固然很满意,但除了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工人集团以外,我看不出有劳动力不足的迹象;“瓶颈”固然有几个,但总产量还可以扩充。有两种情况:一是住宅的标准和数量已经高到某种程度,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每个人已各得其所,而房屋在其寿命中所产生的收益也仅仅刚超过其重置成本,并不能产生利息;二是运输、公用事业及农业改良等方面的投资已经达到某一点,如果再要增加,则其未来收益甚至不足以补偿其重置成本。假如投资过度是这种解释,那么美国在1929年还没有投资过度;说当时美国有这种投资过度反倒是荒谬的。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以往5年内,新投资总量的确绝对大,如果冷静观察(Coolly Considered),那么再要增加投资,其未来收益必然急剧下降。如有先见之明(Correct Foresight),则资本边际效率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Low Figure),因此,除非压低长期利率至极低水平,或避免方向错误被人过分热衷的投资,否则“繁荣”再继续下去,基础就不健全了。当时事实刚好相反:超过的利率已经足以遏制新投资,只有在投机冲动下,过分热衷的嫌疑特别大的那些方面,投资还在继续进行;如果把利率提高到足以克服这种投机冲动,那么就又把一切合理的新投资都遏制住了。在大量新投资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以后,还想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来挽救由此所产生的情况,那就愚蠢和笨拙得简直和要给人治病却把病人治死一样不相上下。

像英国和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假定消费倾向和现在一样,如果类似充分就业的状态能够延续一段岁月,则新投资量很可能会大到最后实现充分投资(Full Investment)的程度。所谓充分投资是指不论哪一类持久品再增加,根据合理计算的收益总和不会超过其重置成本。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在相当短(Comparatively Soon)的时期内(例如25年或更短)就可以达到。请不要因为我曾说过,这种意义上的充分投资状态在过去昙花一现都不曾有过,就以为我否认有这种可能性。

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假设在当代经济繁荣时期的确曾暂时达到充分投资或投资过度(依照上述定义)的程度,我们还是不能把提高利率作为合适的补救办法。假如真有这种情况,那么把病因归于消费不足的那些人就要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了。真正的补救办法是用各种方法,例如收入的重新分配等来增加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维持某种特定的就业水平。

四

有好几派学说从各种不同观点出发,都认为当代社会之所以有就业不足的长期趋势,是因为消费不足,换句话说,是因为社会习惯以及财富分配使得消费倾向不免太低;这里不妨对这种学说做简要的评论。

在现有情况下(或至少是在不久以前的情况下),投资是没有计划和控制的,主要受资本边际效率以及长期利率的支配。前者决定于私人判断,这种判断要么茫无所知,要么是从事投机,因此资本边际效率变幻多端;后者则有基于惯例的最低水平而不能(或很少)再低。在这种情形之下,用这种学说作为实际施政的指南无疑是对的;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把平均就业量提高到更满意的水平。假使事实上不大可能增加投资量,则除了增加消费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较高就业水平。

就实际政策而言,我和这些学派不同之处只有一点:我觉得他们不免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在现在这个时候增加投资实际上对社会还有许多好处。就理论而言,他们可批评之处在于忽视了增加产量的方法不止一个,而有两个。即使我们决定最好让资本慢慢增加,集中力量来增加消费,我们也应当扩大视野,把其他方法仔细考虑以后再作决定。我自己认为,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缺性,对社会有极大好处。然而这只是一个实际判断,不是理论上非如此不可。

我也承认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控制投资量,让资本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无论用什么方法来操纵投资,恐怕充分就业还是很难维持,因此,两种对策可以同时并用:增加投资的同时提高消费。投资一旦增加,则即使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消费也必然提高,以与此投资增加相符合;所谓提高消费不是仅仅指这一层意思,而是还要提高一层。

用整数举一个例子。设现在的平均产量比充分就业情况下所可能有的产量要低15%,又设现在的平均产量中有10%代表净投资,90%为消费,再设在目前消费倾向之下若要达到充分就业,则净投资必须增加50%,于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产量由100增加为115,消费由90增加为100,净投资由10增加为15。所谓双管齐下是指我们也许可以修改消费倾向,使得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消费由90增加为103,净投资由10增加为12。

五

还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既不在增加消费,也不在增加投资,而在减少求职人数。换句话说,把现有就业量重新分配一下,就业量或产量则不增。

我觉得这种计划与增加消费计划相比还嫌过早。将来也许会有一天每人都会权衡增加闲暇(Leisure)或增加收入的利弊得失;但就目前情况而言,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增加收入,不选择增加闲暇。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可以强迫这些人多享受一些清闲。

六

真有点奇怪,居然有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经济周期最好是提高利率以防患于未然,这样在初期就把经济繁荣遏制住了。唯一可为这种政策辩护的是罗伯森的学说;他实际上假定充分就业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我们至多只能希望达到一个就业水平,比现在要稳定许多,平均起来比现在稍为高些。

假使在投资计划或消费倾向方面,想不出太多办法,又假定现有状态大体上会继续下去,那么采取一种银行政策使利率高到足以遏制最过火的乐观主义者,使得经济繁荣在萌芽时期就遭到铲除,这样是否反而好些倒值得商讨。经济衰退时期,因为预期不能实现可能引起许多损失与浪费,如果先遏制,那么也许有用投资(Useful Investment)的平均水平反而要高一些。根据他自己的假定,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很难断言;因为这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数据资料并不够充分。这种看法也许忽略了一点:即使投资方向事后证明为完全错误,但由此引起的消费增加对社会还是有利的。所以即使是这种投资也比毫无投资好。还有,假使遇到美国1929年那样的经济繁荣,手中所有武器又只是当时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所有的那几种,则即使让最开明的货币当局来调控也会感到棘手;其权限中所有的办法,无论用哪一项结果都差不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看法都是危险而不必要的宿命论(Defeatist)。至少它默认现存经济体系中的缺点而不努力设法补救。

只要就业水平显著超过(例如)前10年的平均水平,便即刻提高利率来加以抑制,这是一种严酷的做法。但为此种看法辩护的人除了以上所举的罗伯森外,还大都头脑不清,出言无据。例如有人以为在繁荣时期,投资会超过储蓄;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抑制投资,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储蓄,所以可恢复均衡。这种说法假定储蓄与投资可以不相等,在没有对这两个名词下特殊定义以前,这种说法没有意义。又有人说,投资增加时,储蓄固然也随之而增加,但这种储蓄增加是要不得和不公平的,因为物价也往往随之而上涨。照此说法则现有产量及就业量作任何向上的改变都值得商榷。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不在投资的增加,而是因为在短时期内生产上有报酬递减现象,或当产量增加时成本单位(用货币计量)有上涨趋势,所以,供给价格常随产量的增加而上涨。如果短时期供给价格为常数,则物价当然不涨,但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随之而增加,储蓄增加是由于产量的增加,物价上涨只是产量增加的副产品而已;而且即使储蓄不增加,但消费倾向加大时物价还是要上涨。没有人有合法的既得权利可以压低产量以便低价购买;物价的低只是因为产出低。

又有人说,假使因为货币数量增加而引致(Engineered)利率降低,所以投资增加,那么这种投资增加是要不得的。然而先前的利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非保留不可,新货币也不能强迫人去接受。利率既然下降,交易量既然增大,那么流动性偏好自然也要增加。所以要通过增发新货币才能满足;持有这种新货币的人也是自愿存钱(Hold Money),而不愿低利贷出(Lend it)。更有人说,经济繁荣的特征就是资本消费(大概是指负的净投资),换句话说,就是过度的消费倾向。除非是把经济周期现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逃避现象混为一谈,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要医治投资的不足,降低利率还是要比提高利率更合理些。总之,我对这些思想完全不能理解——除非是加一个暗中假定,即总产量不能改变。但一个理论假定产量不能变更,当然不大能用来解释经济周期。

七

早期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尤其是杰文斯(Jevons),想从农业气象的变化而不从工业现象中找出经济周期的解释。从以上理论来看,这条路径来研究这个问题倒是非常合理。即使现在,农产品存量的多少还是某一年与其他年份之间投资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杰文斯写作的年代,这个原因的重要性大概一定超过其他一切因素;尤其是他所搜集的统计资料,大部分比其写作时期更早。杰文斯以为经济周期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作物收获量不确定。这种说法可转述如下:设某年五谷丰登,则本年的农产品转移到以后几年用的储备粮也常常增加。这些超额储备(Carry-over)增加量的售价是农民当年的收入,农民也把它视为收入。但社会其他各阶层的支出却并不因此超额储备的增大而减少,因此这种增加量的售价出自购买者的储蓄。换句话说,农作物储蓄量的增加是本年投资量的增加。即使物价下降幅度很大,这种说法仍能成立。同理,设某年歉收,则将动用储备粮作本年度的消费,于是有一部分的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的所得。换句话说,储备粮的减少是本年投资的减少。如果其他方面的投资不变,则在两年之间,一年储备粮增加很多而另一年减少很多,这两年的总投资量可以相差极大。在以农立国的国家,储备粮增减这一个原因与其他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的原因相比,都有压倒的优势。因此如果向上转折点常为丰年,向下转折点常为歉岁,自然也不足为奇。至于是否有气象上的原因使得丰年与歉岁成为有规则性的循环,当然是另一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近期又有若干学说,以为有利于工商业者的倒不是丰年,而是歉岁。理由是如果五谷歉收,则或者工人们肯接受较低的实际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会重新分配而利于消费。不必说,我以上所说,用农作物丰歉现象来解释经济周期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

但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原因的重要性大为降低。理由有二:第一,农产物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要比以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市场以后,世界各国的丰歉可以互抵,因此全世界农作物产量变动的百分比,比一国产出变动的百分比要小许多。但在以往,各国大都依靠本国农作物产量的供给,因此除了战争以外,农产品积存量的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的最大原因了。

即使现在要决定投资量的大小,也还得密切注意农矿产原料的积存量有什么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以后之所以一时不能复苏,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由过多减至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繁荣崩溃以后,一时的存货累积起来,崩溃速率比较一般;燃眉之急当然要解,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以后复兴速度也因此而迟缓。有时存货必须先减少得相当彻底,然后经济才有复苏的迹象。如果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则在其他方面作某种数量的投资,或许就已经能够产生向上的复苏运动;但如果负投资仍继续发生,则这样的投资量也许就显得很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New Deal)初期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大量举债支出时,各种货物——尤其是农产品——存货都很大。“新政”的一部分就在于用缩减生产等方法竭力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至正常水平是一个必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但在减少过程中其他方面发债支出的功效也大为削减;必须把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复苏才能踏上康庄大道。

美国最近的经验又可说明一点: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存货数量的变动可以在经济周期的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总是预测数月以后的消费量,从而调整其今天的生产规模;但计算时总不免稍有错误,一般大概是估计过高,一旦发现错误,则在短时期内生产量又低于消费量,让过多存货逐渐吸收完毕。这种在步伐上一时抢前、一时落后的现象对投资量的影响,在统计完备的美国完全能够在统计资料上清晰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