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式二次叙述

二次叙述需要重新加以构筑的，首先是文本中的情节。情节是一个伞形总称，覆盖着许多组成因素，其中有四个因素组成两对最重要的构成环链:时间－因果，逻辑－道义。笔者的这个理解，与巴尔特在《S/Z》中讨论的五种“符码序列”观点有些接近，而巴尔特之所以把情节素称“符码”(codes)，可能是认为读者的解读情节素(motifs)的方式，类似对文本进行解释所需的符码。叙述文本对这四个方面会提供多少不等的材料，但永远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环节，也不可能按照“事件原来状态”的方式提供。需要二次叙述再建、重建、创建的，正是这些环节。

假定有理想状态的叙述文本，其情节链应当列成如此形态:

时间上线性排列，每个行为所占据的事件，以及行为之间的序列，处于“自然状态”;因果环链与时间环链相一致，也就是“前因后果”顺序分明，连贯而中间无空缺无跳跃;逻辑上所有的线索有个令人满意的收结，因而道义上正邪分明，善恶有报，各得其所。

如果面对的叙述文本，其时间－因果链，逻辑－道义链，步步有序，一丝不乱，这样文本只需要照单全收的“对应式”理解。什么样的叙述能满足这些条件呢?恐怕没有:甚至儿童听的床头故事，或属于“民族幼年期”的传说故事，也不会完全不需要二次叙述的再建。当一个孩子成长为“文化的人”，或是一个民族文化成熟了，逐渐学会复杂的重建，叙述文本就会在这四个环链上越来越严重地变形。

因此，“还原式”二次叙述，即按文化规约找出叙述的“可理解性”，是最常见的要求。乔纳森·卡勒1975年的《结构主义诗学》一书提出“自然化”(naturalization)这个概念，有的中译又作“归化”。^[6]卡勒此说泛指全部二次叙述活动，笔者下文会谈到，相当多的叙述文本无法“归化为自然而然”，此词至少容易引起误会;1996年德国叙述学家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的著作《建立一种“自然的”叙述学》，进一步提出“自然化”的标准是口述故事传达，叙述文本一旦能被读者归化到像口头讲述那样“自然”，文本的各种紊乱已经理顺，就取得了可理解性。弗鲁德尼克此说让二次叙述又一次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理查森等一批学者对此激烈反对，针锋相对提出“非自然”叙述学。^[7]他们认为很多叙述完全无法归化到像口头讲述那样“自然”，也就是说“理不顺”。

本书在“还原”二字上打上引号，正如弗鲁德尼克在“自然”二字上打上引号:因为没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文本形态，二次叙述无法把文本还原，或是“归化”到一个事件的原始形态。二次叙述能做的，只是把叙述理顺到“可理解”的状态，而“可理解”的标准，则是人们整理日常经验的诸种(不一定非常自觉的)认知规则，所谓“还原”是还原到“似真”，即整理到与理解日常经验相似的方式，这就是本书提出的二次叙述“常识”原则:二次叙述不是“归化”到弗鲁德尼克的“口述自然性”上，而是“归化”到常识上。

“还原性”二次叙述，在以下三个环链上，重新构筑文本叙述性:

时间上，把文本中弄乱的事件序列，按先后“顺序”理解。例如侦探小说犯罪电影，总是先说尸体，再追查杀人的过程，二次叙述就必须弄懂某一段是倒叙还是预叙。时序颠倒严重的叙述，尤其是“谜题电影”(puzzle film)，如《燃烧的平原》(The Burning Plain)、《穆赫兰道》(The Mulholland Drive)等等，时序相当混乱，但依然有可以理顺的潜力。只要文本留下了足够标记，二次叙述总能做出“还原式”处理。

因果链上，弄明白某一段故事被省略了，总可以补出;电影剪辑，和小说省略一样，必须跳过某些场面(例如起床后接着就走进办公室)，以加快情节展开的速度。被省略的镜头，在二次叙述中得到填平补全(理解他去办公室的行程被省略了)。虚构叙述的另一个最基本的改造，是“叙述者代言”。作品设置了叙述者这个假定的声音源(例如由格列佛说出小人国故事)，听故事的儿童，不会意识到故事的委托“叙述”是值得怀疑的，相反，会觉得故事更可信;成人接收者会觉得可疑，但是一旦故事吸引人，就会搁置对此种取代正当性的怀疑。

道义伦理是二次叙述中最困难的部分，“还原式”的二次叙述只是在文本没有明白说出其道义原则时，从整个文本加以推断。例如某人有好报，生活事业取得成功，显然是对他的道德品质的奖励。叙述文本不需要明说，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直接说这是“好人好报”，二次叙述会对此进行“还原”，以得出文本本有的道德价值观。不过，一旦叙述违反了道德原则，马上就会显出接收者道德能力的重要:接收者会感到“难以接受”这个叙述文本。好莱坞的“大团圆”结局公式，维持了几乎一个世纪无法改变，因为重视家庭的观众，无法二次叙述违反此道德公式的文本。

“还原”式二次叙述增强文本固有的叙述性，也就是说，二次叙述与一次叙述在因果与道德上基本合一，二次叙述的过程是在一次叙述的期待之中的，只是完成一次叙述有意留下待二次叙述补充或纠正的空当，故意扭曲的时序，或有意不说清的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