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化，二次叙述化

一次叙述化，简称叙述化(narrativization)，发生于文本构成过程中。叙述化在一个文本中加入叙述性(narrativity)，从而把一个符号文本变成叙述文本。叙述化的具体内容，是情节化加上媒介化，其过程非常复杂，本书整个第三、第四部分，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本章只谈二次叙述化(secondary narrativization)。

二次叙述化，发生于文本接收过程中。只有叙述化，只有叙述文本，而没有接收者的二次叙述化，文本就没有完成叙述传达过程，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为叙述文本。这个过程并不只是理解叙述文本，也并不只是回顾情节，而是追溯出情节的意义。利科对这点说得很精到:文本不是已经“被构造好的”(structured)，而是“不断构造的”(structuring)。^[1]这个“构造好的”，是叙述化，而“不断构造”过程，生动地体现在二次叙述中。

那么是不是二次叙述能够把任何文本叙述化呢?如果二次叙述是某种个人的幻想力量，就对文本本身的叙述性几乎无要求，因为个人的想象能力、解释能力，没有任何形态化的规律可寻找。个人能从天上飞翔的一堆乱云中看出龙虎搏斗，能从一团乱麻中看出某种人生启迪。把阐释标准完全放到读者身上，不太能说服人。弗鲁德尼克认为叙述性“不是文本内在的品质，而是读者强加于文本的特征，读者把文本当作叙述来读，由此把文本叙述化”。^[2]这种看法或许过于夸张了二次叙述的重要性:任何二次叙述不可能把完全没有叙述性的文本变成叙述文本。

意义的标准，说法非常多，本书无法过多地进入各派理论的辨义，但大致可以把它们的看法分成三种:意义在作者意图中(赫施等人)，^[3]意义在文本里(“新批评”派)，意义在读者的阅读中(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4]也有人试图调和，例如艾柯主张前两者的调和:意义无法穷尽，并不意味着对意义的解释没有限定和标准。艾柯的提醒，把“无限衍义”从一种可能的误用中解救出来。

解释无标准，导致文本开放、无限衍义，固然是好事。但是解释有标准，才能讨论文本结构，讨论表意过程诸特点。不然无法讨论文本的意义地位，无法构建隐含作者，也就无法讨论叙述者的可靠性。因此解释是个动态的开放概念，既有标准，又无绝对标准。任何研究探索能追究的，不是这种个人化、“原子化”的相对主义情景，而是如斯坦利·费许所建议的，一个社会文化中的“解释社群”在接收文本时大致遵从的规律。^[5]

我们要从二次叙述中找到并且衡量意义的“真值”，只能把文本中的叙述因素(时间、人物、情景、变化等等)加以“落实”，把文本的意义潜力给予实现。本书主张的是后二者的调和，即读者用一定的方式读出文本中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二次叙述要完成的这个任务，按其复杂性，分成以下四个等次:

对应式二次叙述，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文本原来就顺畅地“自然”，期盼接收者被期盼被动接收并尽可能“忠实”地复制叙述文本，这种情况见于“人文性”相当弱的叙述，例如情报信息的传达。

还原式二次叙述:对情节比较混乱的文本，需要重建文本的叙述。

妥协式二次叙述:对情节非常混乱的文本，需要再建文本的叙述。

创造式二次叙述:对情节自相矛盾到逻辑上不成立地步的文本，需要创建文本的叙述。

既然二次叙述的主体是拥有文化条件和认知能力的“解释社群”。因而不是所有的读者、观众，都可以成为上述二次叙述典型方式的主体。只有属于这个“解释社群”的成员，才有能力作此二次叙述表现，也就是大致同意这样的阅读方案。二次叙述能力并不是天然的，部分可能来自“人性”(人类讲故事的能力)，更大的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修养，此种能力，是某个文化中的人长期受熏陶的产物。因此，本节讨论的二次叙述能力，是集体性的、社会文化性的。

这种属于解释社群的二次叙述能力，虽然是非个人的，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可以说当今电影“解释社群”的二次叙述能力，远非发展早期的电影界所能想象。而这种二次叙述能力，反过来促成了电影叙述方式的巨大变化:当今许多电影叙述方式，放在20世纪上半期，观众很可能会完全看不懂;进展更为神速的可能是广告叙述，当今电视观众，尚未成年已经观看过几十万条广告，对广告的各种叙述花样耳熟能详。这也让当今的广告设计师获得了巨大的自由度，让二十年前的广告显得笨拙可笑。

二次叙述能力下降的情况也很多，当今小说的文本复杂性，普遍不如大半个世纪之前福克纳、乔伊斯、博尔赫斯时代，当今流行文学读者的浅平阅读习惯，使他们没有能力读懂当年“高度现代派”的小说。二次叙述能力是文化培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文化会永远朝复杂化方向“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