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式二次叙述

当文本内部的叙述因果－逻辑环链更加混乱，接收者很可能以“不懂”为理由中断二次叙述的努力。但是没有接收环节，文本就不能成立。此时二次叙述的任务就相当艰巨，既无法“还原”，因为无原可还;也无法妥协，哪怕用“分合脚本”方式，几种可能性不相容，互相取消，不能共存。此时的二次叙述必须在文本提供的极少线索上，“悬置”无法达到目的的“归化”，给予解读足够的创造空间。这样的二次叙述，已经在改造叙述文本，放弃解读的“客观性”追求，文本不再是解读的对象，而是再创造的跳板。

当叙述文本中有“另叙述”(Denarration)，就迫使解读进入创造性二次叙述。“另叙述”是一种特殊的叙述手法:先说了一个情节，然后说这个情节没有发生过，不算数。此种手法主要出现于后现代先锋小说和当代电影中。例如电影《罗拉快跑》(Run Lola Run)、《源代码》(The Source Code)，主人公的努力一次次受挫，但是前面不算，再来一次，直到成功。使用这个手法最多的小说家可能是罗伯－格里耶:《幽会的房子》进行到一半，突然说前面的情节只是剧院舞台上的演出;《纽约革命计划》说到中间，说上半部的情节只是一张海报。^[11]马原的《虚构》最后干脆说整个事情从没有发生过。^[12]

既然这些情节在叙述文本里已经被取消了，那么如何做二次叙述?二次叙述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让被“擦抹掉”的情节，在某种情况下依然发生。文本已经自己否定了这些部分，接收者却不可能否定其意义。既然在文本中写道，就必须给这些情节以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擦抹”情节，正是这些叙述之所以成为叙述的原因。擦抹本身就是主题所在。这问题本书将在“另叙述”专章(第三部分第二章)细讲。

另一种创造性二次叙述，是处理在道义伦理上过于“犯忌”的文本。某些叙述明显违反道德和文明准则，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之，此时就必须找出文本的“代偿价值”。任何叙述必须以道义立足，要想让犯忌的主题立足，就必须更新社会的道义准则，这在文学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挑战“性规范”的如霍桑的《红字》、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米勒《北回归线》，与未成年人不伦之恋的《洛丽塔》，同情杀人者的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如此叙述作品，道德上无法“还原”，也无法妥协，二次叙述就必须创造新的道德理由来接受之，比如说“人性所需高于禁忌”，或是“受怨屈者不得不报复”。

“创造式”二次叙述，是最严重的考验，把二次叙述者的忍耐力与道德能力推到极端，如果接收者，甚至整个解释社群承受不起，就会选择放弃，叙述交流就此中断。此时就必须假以时日，文化有可能让解释社群得到足够的“教育培养”，改变接受态度。例如今日的解释群体，可能用妥协方式接受《北回归线》《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甚至用还原方式(全盘接受)接受《红字》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