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还原

(一)理性的还原

鉴往而知来，探索21世纪哲学的特点和趋向，必须从回顾和理解哲学史开始，特别是需要对20世纪后半叶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趋向有较为准确的体认。对大多数哲学工作者来说，我们很自然地相信21世纪哲学将是20世纪哲学的发展和延续，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问题、趋向、派别、主义乃至风格等，都将在新的世纪继续得到拓展和深化，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世纪哲学的面貌。即便是按照福柯对知识史、科学史和思想史的看法，哲学没有连续、统一的历史，哲学知识作为一种话语系统是非连续的、断裂的结构，我们仍然相信相邻两个世纪的哲学较之其他时代可能更为相似。这也许是福柯难以颠覆的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而这种历史意识作为哲学工作者的“前见”或“合法的偏见”，从根本上规定了哲学工作者的致思取向，从而也就规定了新世纪哲学的基本构架。

按照《导师哲学家丛刊》的历史线索，我们发现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词即“理性”。从17世纪的“理性的时代”到20世纪的“分析的时代”，四百年的西方哲学可以归结为“理性哲学”。按照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启蒙即是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1]因而，“启蒙的时代”可以说是“批判理性的时代”；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19世纪哲学以思辨的理性构造宏大的思想体系，所以，“思想体系的时代”可以说是“思辨理性的时代”；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以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的方法，寻求思想和知识的确定性、真理性、明晰性，按照《理性的对话》一书作者的看法，分析哲学仍是对合理性的寻求。^[2]因此，“分析的时代”可以说是“分析理性的时代”。总之，自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即是理性主义，近四百年的西方现代哲学都可以称为“理性的时代”。

同任何西方哲学的抽象概念或语词一样，“理性”这个概念或语词只有在与“非理性”、“反理性”的区分中才能确定它的意义。所以，理性主义哲学的视野内在地包含着“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因素，否则，它就无法确立其自身。在意识的内在结构中，理性区别于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理性主义哲学把这些非理性因素看做由理性所主导、统摄、支配的心理因素，进而在理性的反思中使其逻辑化、理性化，从而哲学必然是理性的知识系统。但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对理性中心地位的确立，不断受到怀疑主义、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等的挑战和冲击。这些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虽然也必须用理性写作和思考，也必须诉诸读者的理性以传播自己的哲学观点，但他们反对理性中心地位的观点确实表达了一种对人性、对意识乃至对人类知识和哲学本身的不同理解。人们经常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反理性主义哲学提出一种机智的反驳，即它必须是用理性反对理性，从而它也仍然是理性主义的。这种机智的辩难意味着哲学总是或必然是理性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其实，这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的成见，遗憾的是上述哲学流派并未觉察到这个思想陷阱。

哲学理论研究和思考有许多奇异的悖谬和循环，反理性主义必须用理性去反对理性只是一种形式的悖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更为难解的哲学的自我缠绕。哲学理论要思考整个世界，而思考世界的头脑或哲学家就在这个世界之中，哲学家又总是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中或者说在自己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作理论思考，所以，哲学关于世界的理论恰是由世界本身所规定或制约的。哲学理论的自我缠绕，结下了许多有待开释的纽结，也为各种相互冲突的哲学理论提供了自我论证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此，独断地说出某个世纪哲学的本质特点，都要冒以偏概全的风险。我们说西方四百年来现代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这几个世纪的西方哲学是理性的时代，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也许是在哲学理论之外的生活世界最直接而鲜明地标识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区别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生活世界的理性设计、规划和修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和认知的渴望，而现代理性主义则饱含着解放的旨趣和实践的意向。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称为“解放的元叙事”贯穿西方四百年的哲学史，用马克思的说法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从宗教幻想中、政治压迫中、传统的偏见中以及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的理性的现实性，这就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主题。在人们获得作为理性人的现实性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属人世界的理性设计，亦即使世界理性化。自然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为自然立法的规则内容和技术手段；经济学为理性经济人规定了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法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指明了最终解放的现实道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甚至为最隐秘、幽深的无意识提供了理性疏导的可能。使一切现实理性化，使人们的全部生活理性化，确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任务，也是现代哲学的主要特点。

一般认为，至少自费尔巴哈以来，西方哲学即已开始消解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马克思以实践的感性物质活动、尼采以权力意志、弗洛伊德以无意识、存在哲学以人的存在对抗哲学中的抽象理性，消解理性在人性或意识性中的中心地位。但在我们看来，这些对理性的反叛和抗争仍未超越现代性的视野，因而也并未能动摇理性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哲学革命虽然各自凸显了人类意识或人类活动中某些非理性因素的中心地位，但其哲学思维方式仍是某种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并且由于对某种非理性因素的中心化，也就是把它理性化，从而强化了理性主义哲学。

我们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出现了，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它也预示着21世纪乃至今后几个世纪哲学的根本特点。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即是所谓“非规定性的思”，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说是从生活形式的观点看，用后结构主义的术语说是拆解或解构。这些不同的表述虽然在哲学观点上大异其趣，却有一种区别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共同倾向，即不再以肯定性、规定性的思维方式确立任何理论的中心，而是以否定性、非规定性的思维显示那些多样性、差异性、非同一性、不规则性的理性的边缘，或是思入使一切思维规定得以可能的而自身却不可规定的有无之境。此种新的思维方式绕开了理性主义哲学预设的思想陷阱，即肯定或否定某种理性中心都必然强化理性中心的理性主义必然性，开辟了或者说是回溯到了古代哲学直觉体悟的运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