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道德，或者冲突和代价信号理论

文明如何学会阻止战争的决定因素涉及对暴力和威慑心理学的理解，它植根于冲突的逻辑和我们的道德情感，我们在前一章对此作了考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海盗并不秘密行动，也不伪装，而是选择在众目睽睽下航行，高高挂着画有骷髅头和交叉腿骨的海盗旗，借此告诉那些潜在的猎物他们正在被捕食者追逐，为什么？这是适用代价信号理论（CST）的现象的一例，该理论假定生物体（包括人）有时会做一些成本高昂的事情来给他者发送信号。[4]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例子。

就积极一面而言，有时候人们以某些方式行动不仅是为了帮助基因上有关系的人（由亲缘选择解释），也不仅是为了帮助知恩图报的人（由互惠利他主义解释），而是为了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其本质就是，“我的利他和慈善行为表明我如此成功，能够负担得起为他人做出这般牺牲。”也就是说，某些利他行为是信息的一种形式，这些信息向他人传递出信任和地位的信号——信任就是说如果别人需要帮助我是靠得住的，所以我希望他人也能对我如此；而状况就是说我拥有健康、才智和资源来承担如此的友善和慷慨。这种成本信号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大笔捐赠给慈善机构，又或者开豪车、佩戴昂贵珠宝——作为给他人的信号。而且因为信号必须真实，发出信号的人倾向于信任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在此限度内，给予的动机是真诚的。

成本信号理论的消极一面可以在年轻雄性的高风险行为中看到——这样的行为间或会以惨剧告终，即年轻雄性出于意外在基因库中彻底消失（达尔文奖每年都有公布[5]）。高风险行为可能是雄性向雌性释放信号的一种方式，告诉雌性他的基因是如此优秀，并且作为个体样本他是如此卓越，他能够，比如，在喝了十二听啤酒之后以超过一百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开车回家而若无其事。他也许是在告诉女性，他在基因上是如此非凡以至于能够拿生命冒险，并且因此他将成为优秀的伴侣，成为她以及他们共同后代的卓越基因和哺育资源的提供者。 危险和冒险行为或许也是在向其他男性传递这样的信号，探险者和冒险者是强有力的、不好惹的，正如吉米·克罗斯（Jim Croce’s）的警告所言，“你不会站在超人的披风上，你不会迎风吐痰，你不会揭开独行侠的面具，你也不会与吉米胡闹。”

知道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本信号理论如何能够解释海盗在船上悬挂海盗旗的原因。这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一群沉醉于谋杀和伤害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和桀骜不驯的疯子将要占领你那条无辜的商船。这是极其聪明的举动，据经济学家彼得·利森（Peter Lesson）戳穿海盗神话的《无形之钩》一书，海盗事实上并非如流行的传说中那样是一群犯罪的疯子、不忠的恐怖主义者，在那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规则，法治则根本不存在。这类海盗传说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装满了躁动的反社会者、由混乱和背叛统治的船只不可能做成任何事，不论给他们多少时间。真相远不那么激动人心和神秘不测；海盗共同体都是“有序而真诚的”，利森说道，而且他们必须实现有利可图的经济目标。“为了共赢的合作——确实，为了从根本上推进他们的犯罪组织——海盗们需要防止他们的法外社会沦为疯人院。”[6]所以，归根结底，盗贼之间也有荣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在时刻准备彼此伤害和损害的人们之间，社会无法维持……如果要在强盗和杀人犯之间形成社会，他们必须至少……放弃抢劫和谋杀彼此。”[7]

海盗社会为斯密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斯密认为经济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自组织形成的秩序的结果，秩序则自然地产生于社会互动。利森展示了海盗共同体如何民主地选举船长和舵手，如何建立提挈诸多规则的总章，这些规则涉及的事项多种多样，包括喝酒、抽烟、赌博、性（船上不允许有男孩和女人）、火与蜡烛的使用（船上发生火灾对船员和货物都是灾难性的）、战斗和无序行为（荷尔蒙高涨而热爱冒险的男性被长期限制在狭窄空间的结果）、开小差、以及格外重要的临阵退缩。与任何其他社会一样，海盗必须处理“搭便车”问题，因为在不平等的付出之间平等地分配战利品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忿恨、报复和经济混乱。

执行是关键。正如刑事法庭要求证人对着《圣经》发誓一样，起航前全体海盗必须同意船长的规则。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所有人都要向它们宣誓，因为缺乏圣经，就用一把斧头代替。任何人自愿上船时，都必须签字同意协议条款，以防以后发生争论和密谋。”利森甚至追踪到了船长之间共享的契约条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活跃在1716年到1726年之间的英美海盗超过70%，例如说，与三大海盗船长之一有关联。”因此，海盗规则“涌现于海盗间的互动和信息共享，没有所谓的海盗国王进行顶层设计，并把这些共同规则强加给所有当前和将来的海上强盗。”[8]

那么，海盗无法无天和混乱无序的神话源自何处？其实，神话就源自海盗自己。自然，使得该神话长存不衰海盗就可以最小化损失而最大化所得，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高悬海盗旗以传递他们嗜杀的威名，但实际上，海盗们并非真想要一场战斗，因为战斗代价高昂且危险，还可能导致经济损失。海盗们只想要战利品，比起高风险的战斗，他们更爱低风险的投降。从商人的角度来看，非暴力的交出战利品也比反击回去更好，因为暴力对他们同样代价高昂。当然，为了保持恶棍的名声，实际上你不得不适时成为一个恶棍，所以海盗会时不时地诉诸暴力，并且他们很乐意把有关暴力行为的报告提供给报纸编辑，编辑则会正式刊出这些带着血腥和夸张细节的报告。18世纪英国海盗船长山姆·贝拉米（Sam Bellamy）曾这样解释，“于我无益时，我不屑于伤害任何人”。利森总结道，“海盗旗向潜在目标传递出海盗身份，避免了血腥战斗，逃过一劫的不仅有海盗，还有无辜的商业海员。”[9]

海盗旗效应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索马里海盗通常会拿到赎金而不是遭遇船员和船主的暴力抵抗。尽可能迅速和平地通过谈判达成交易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汤姆·汉克斯（Tom Hanks）主演的电影《菲利普斯船长》，故事原型来自2009年索马里海盗劫持油轮事件，结局是美国海军前来解救，击毙了大多数索马里海盗。让观众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船主不给船长和他的船员发放武器用以击退海盗。一旦你审视了成本-收益计算过程，答案就很明显了。仅仅给海盗交付赎金比起让未受战斗训练的船员冒生命危险要合算得多。受过训练的人员比如美国海军可以这么做，但考虑到整个区域是如此广阔，他们不可能在所有的航道巡逻，因为成本会高到不现实。（事实上，2013年海盗劫持成功率降到了0，但成本显著高于2005年至2012年所付赎金之和，共为3.76亿美元。2013年，船舶公司在武装安保上共支出了9.54亿美元，在前一年5.31亿美元的基础上，额外支出了4.23亿美元，此外，还支出了因18节高速巡航带来的15.3亿美元的额外燃料费用。[10]）美国海军杀死了每一个登上这艘油轮的海盗，借此向索马里海盗传递一个强烈信号，不要妄图觊觎美国货船——否则后果自负。然而，除非威慑信号是一贯的和长期的，不然海盗们将会纵观同一组计算过程，看出“后果自负”只是虚张声势，进而把风险看作做生意的成本。

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只能寄希望于——索马里自身。在法律失效的社会中，市场运转总是更接近黑市而非自由市场，而自从索马里政府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索马里海盗本质上可以随意地操控法律。在索马里建立起法治和法治下的自由市场，公民可以在市场上找到赚钱的工作之前，无法无天的黑市海盗行为将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海盗们自身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凭借这套规则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小型的有序的利维坦，但是在公海，混乱主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