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层的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

［美］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编者按：R·柯林斯是冲突论学派新韦伯主义的重要代表，也是功能论学派的激烈批判者。他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思想，围绕“身份团体”这一中心概念展开了理论阐述，认为学校的主要活动是教授特殊的身份文化，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不同身份团体间的冲突。与许多冲突论者有所不同的是，他指出在阐释社会成层的决定因素时必须把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加以适当的结合。

在现代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在分析产生社会成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本文试图评价如下两种理论是否能适当地解释教育和社会成层之间的关系：一种是功能理论，用以解释在工业社会中取得专门技能所需的必要条件的发展趋势；另一种是源于M·韦伯（Max Weber）所研究的冲突理论，用以解释形成各种身份团体，导致身份团体间斗争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将要讨论，尽管在特定背景中专门技能的必要条件有着重要作用，但这一证据很好地支持着冲突理论。我们还将讨论，在成层具有各种形式的情况下，要建设一门用于阐述成层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必须把冲突理论和功能分析法加以适当的结合。结论指出：在工业时代的美国，教育和社会成层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结论还表明：为了进一步发展一门综合的解释性理论，哪些方面需要更多的证据，哪些方面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若干研究表明：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年限和社会出身一起构成了能否取得职业成就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些研究也表明：社会出身不仅影响着教育成就，也影响着完成教育之后职业成就的取得。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即使排除社会出身这一因素，在较好的和较差的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及法律学校的毕业生之间，在取得职业成就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各种职业对于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日趋提高。不仅英才职业需要越来越高的教育条件，而且最底层的职业也需要相应的教育成就（参见表1）。1967年，我曾在圣弗兰西斯科、奥克兰、圣·乔治地区作过调查，发现被调查的雇主中有17％的人认为，即使一个非技术性工作也要求至少具有高中毕业文凭。⁽¹⁾而在1937～1938年度的全国性调查中，与此相关的数字是1％。与此同时，教育条件越来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1967年的调查表明，有38％的组织要求其经理在大学期间受过商业管理方面的训练，另有15％的组织要求其经理具有工程技术方面的训练。然而，这种要求在20年代根本不曾听说过。随着各种职业对于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的不断提高，在美国人口中，完成中学学业及更高水平学业的人口比例已在上个世纪迅速提高了（参见表2）。因此可以说，职业在教育系统内已被设计好了。

表1　雇主要求不同地位的雇员应有的最低限度的教育程度

资料出处：H·M·贝尔著：《使青年人取得工作》（华盛顿，美国教育理事会，1940年版，第264页）；L·托马斯著：《职业结构与教育》第346页；R·柯林斯著：《教育和雇佣》（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表2　1869～1965年间，美国受过教育者的百分比

资料出处：《美国历史统计年鉴》A—28—29，H—327—338；《美国统计摘要》1966年版，见表3和表94；《教育统计汇编》1967年版，见表66和表88。

在现代社会中，关于教育重要性的一种普遍的解释可以称为技术-功能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散见于许多论文和著作中，它们可以表述为下面几句话：（1）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技术的变革和进步，工作的技术要求在不断提高。这包括两个过程：①技术要求低的工作在减少，而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在增加；②同一工作的技术要求在提高。（2）正规教育或在专门技能方面，或在一般能力方面提供训练，对于从事技术要求高的工作是必须的。（3）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在不断提高，与此相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在学校中接受着年限越来越长的教育。

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可被视为更一般的功能理论的特殊应用。社会学中，关于社会成层的功能理论有下述几个前提：（1）各种职业地位要求具有专门的技术成绩；（2）只有具备天赋才能，或者受过训练者才能获得这些地位。这种天赋才能和训练对于取得职业成就是极为必要的。⁽²⁾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则可看作是这种分析形式的分支了，因为它也接受了与上述相关的假设，即：职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各种特殊技能的需求，而教育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之一。此外，它还提出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作的技术条件不断提高，学校教育内容不断发生变化这样一个更为确定的假设。

考察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可以通过检验构成此理论的每一前提的证据来进行。⁽³⁾但是，我们将会发现，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无法恰当地解释这些证据。为了对这一事实作出较为完整的解释，考察一下作为功能理论基础的前提1和前提2的证据是必要的。这种分析促使人们关注成层过程尤其是团体冲突过程，但是，功能理论没有对此作出解释，这便导致了能够解释这种过程的冲突理论的产生。

观点一：在工业社会中，由于技能要求低的工作的比例下降，而技能要求高的工作的比例上升，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也提高了。但是，有关的证据说明，至少在一个已经历了初步工业化的社会中，这一过程只能解释教育增长的很不重要的一部分。20世纪，美国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增加了15％，这可以被解释为职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技术要求低的工作的比例减少，而技术要求高的工作的比例上升。然而，教育的大量增长（85％）却是因工作种类的增多而引起的。

观点二：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同一工作的技术要求在提高，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也在提高。关于这一点，唯一适用的证据是美国劳动部在1950年、1960年所收集的资料，它们表明，特殊工作的技术要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相信，技术可以由不同的教育来提供，根据这一最似是而非的假设，美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因此远远超过了其工作所需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大学毕业的男性以及持有高中文凭和某些大学文凭的女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其职业本身所要求的教育，这种过度教育的现象在1950～1960年间迅速增加。

观点三：正规教育能提供所需要的工作技术。这一主张可通过如下两点加以检验。（1）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比缺少良好教育的职员其生产效能是否更高？（2）职业技能是在学校里学会的，还是在别处学会的？

（1）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是否更有生产能力？人们通常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比缺少教育的职员其生产效能更高，但这一经常被用以说明教育的生产效用的证据，却是来自各级各类教育与整个经济生产部门之间构成的间接关系。这种间接关系共有三种类型：

①在统计美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比率时采用的国家发展研究，常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归于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的因素，但它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余数无法得到解释，而这只能归因于劳动力所受的教育及技术水准的提高。可是，这种说法难以清楚地解释究竟是由于影响生产结构的技术因素的变化，还是工人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经验累积的变化，或者是由于正规教育及竞争性的、与成就导向社会相连的动机因素所促成的技能上的改进，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发展。要清楚地解释教育怎样产生了美国经济发展中这一巨大的余数，那是极为困难的。丹尼森（Denison）在1965年所作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由于他们对生产力所作的贡献，因而得到了通过增加其收入而给以的奖励，这又激励着他们更加勤奋地工作，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普遍地发展。尽管我们在以往的经济论争中，一般的假定是：工资反映了产出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循环论证：工资的增长代表着教育对生产所作的贡献。

②教育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人口中受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就越高。但这种关系又未构成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一些经济发展处于同等水平的国家，在入学率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别。这显然是由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所致。而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还无法容纳全体受过教育人员的国家，这种过度教育意味着：对教育的需求并非直接来自经济的需要，甚至可能违反经济发展的需要。

③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同步性关系，它表明：只要有大约30～50％的7～14岁儿童在就学这样一个起飞点，那么小学人口比例的增长总是先于经济的增长。有人指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就学人数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与上述相似的关系，尽管所得资料并没有十分清楚地支持这一结论。中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长先于经济发展的模式仅仅是在少数事例中发现的（皮尔斯在1969年所做的研究，在所研究的37个事例中发现了12例）。大学就学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37个事例中发现了21例。但其中有几个事例（包括美国、法国、瑞典、苏联、日本）表明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怀疑：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必需的吗？那么，教育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主要贡献显然是在大众识字这一阶段出现的，而不是在更高层次的教育阶段中产生的。

伯格（Berg）于1970年曾经直接对教育能否为个体的生产能力作出贡献进行的研究表明：受过良好教育者并不总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在某些事情上往往显得更糟。例如在工厂工人、商店职员、技术员、秘书、银行职员、工程师、工业研究科技人员、士兵及联邦服务机构职员等职业中就是如此。

（2）职业技能是在学校里学会的，还是在别的地方学会的？对于手工劳动者来说，学校里所受的职业教育实质上并不支配其职业命运。因为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不会比高中毕业生更易受雇。大多数熟练的手工工人只是偶尔需要技术。工业中所发生的重要的技术变化，促使工人进行再训练，这种再训练主要是在工作中非正式地获得的。只有极少数技能需要通过教育途径才能获得。

非手工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教育的关系更难估计。从职业的角度来考虑，难以发现特殊职业中的训练（如医学、工程、科学或学术研究、教学和法律等）和职业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必要性。一般来说，专门的教育成就对于取得职业成就并不十分有效，只是某些职业例外。对于工程师来说，大学毕业和高级学位往往意味着提高了技术责任感和能够高度参与职业活动，但它们与高额薪金或管理责任并无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许多实际工程技术人员缺少大学学历（50年代早期大约有40％的工程师具有大学学历），这说明，即使专业要求如此之高的职业也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接受培训。对于专业研究科学家来说，教育质量对其以后的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其他职业，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真实技能是在学校中而不是在实践中学会的。在诸如医学和法律这些职业中，教育只是就职所需的法律上的必要条件。因为至少在现代社会，这些职业不会录用未曾受过教育的实践者。

除了上述传统的高文化层次的职业之外，教育对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性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在比较不同的职业力求“专业化”的各种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诉诸法律的支持，作为就业的必要条件，这是抬高职业声望、取得自治权的普遍策略。结果是，现代社会不断产生着大量“伪职业”；同时，这也导致了由于缺少可独占的技术基础（因而，这种技术基础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的）而无法形成强大的职业组织。商业管理学校代表了上述这种努力。实际的普通学校教育、非职业教育并没有支持学校作为可以广泛学习技术的场所这种形象。各种分散的研究表明：在专业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只有少量在以后几年中保持下来。它们也表明，学校里普遍存在着一种表现为非职业兴趣和力图以最轻松的学习来取得成绩的学生文化。然而，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并没有对它们作出适当的解释。经济发展的证据揭示了教育除了在大众识字这一层次之外，它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并不明显。高、低技术工作的比例的变化并没有解释清楚美国劳动力在接受教育方面为何有明显的增加。教育时常是与现实的劳动生产率无关的，有时甚至是阻碍生产率的。尤其是职业训练，似乎来自实践经验的比来自学校正规训练的还要多。而且，学校教育本身的质量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学生文化的性质也意味着：学校教育作为训练工作技能的工具，这一点是无效的。

也许可以说，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的不适用性来自更为基本的原因，即成层的功能理论。社会成层论的基本假设是：在社会上，一般来说存在着一套固定的地位，人们要取得这些地位必须满足其不同的条件。不同类型的地位对于技术的固定要求，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能否取得那些地位的基本决定因素。这样，通过详细说明这些功能是如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变化而改变，我们就可以解释社会的变化。采用功能论的观点，一般把社会需要视为个体行为和奖赏的决定因素。

然而，想用这种观点来适当地解释社会组织的基本过程可能会受到责难。有人会说，任何职业地位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仅仅代表了处于这些地位上的个人和试图控制他们的人之间的各种交易关系。个体主要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为了权力及地位而寻找工作。他们占据某一地位所必需的生产技巧依赖子顾客、雇主或职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到了满足，而反过来，这也依赖于劳动者与雇主之间权力的平衡。

雇主对于大多数工作的技术要求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是根据是否满足某些条件，而不是以这些条件是否已经完善了这一点来进行判断——即把成绩的平均水平作为选择的标准。而仅当这一平均水平实在太低时，才对程序或个体的条件作出改变。通过客观的测试来预计工作成绩这样一种努力，由于在计算成绩上的困难（除了特殊的技术任务外）和缺少控制组证实而失败了。组织并没有迫使其雇员以最大的效力工作，因而各级工人在充分发挥其技术水平以及工作的积极性程度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人们发现，对于产品的非正式控制不仅表现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产品的销售和办事人员的身上。在管理这一层次中，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大量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诸如逃避责任，逃避组织建设，采用“官样文章”等手段，以及管理工作仅仅非直接地与组织的产品相关等等，这些事实都意味着经理在应用技术时也与强大的技术压力相隔离。总的来说，无论非正式组织在何地存在，它的成绩都反映了团体权力。

就此而论，即使在发达国家，可能也需要重新解释个体在职业成功的过程中各种附属因素的重要影响。上述的社会流动资料表明了这样一点：社会出身对于个体的职业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即使对于受过教育的个体来说也是如此。个案研究和跨地区研究充分证明，社会上大量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现象。某些个案研究指出：受雇的伦理的、阶级的标准不仅以肤色为根据，还以性别、语言、衣着、仪表和传统特征为根据。以传记和调查资料为基础的跨地区研究，也揭示了美国的商业精英中大约有60～70％的人出生于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而不到15％的商业精英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这一比例自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保持不变。这批商业精英几乎全是新教徒、男性和白种人。尽管现在对职员的社会背景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天主教徒、犹太人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在各种职业中职员的民族和阶级背景对于其职业能力的发展仍是极为重要的。在各种工作中性别差异也非常之大。

根据传统的功能理论研究，这些归因形式可视为剩余策略：功能欠发达时期的延续，或功能的替代机制不完善的印迹。但可资利用的资料说明：美国20世纪在社会出身与职业成就之间一直存在着极大的联系；高等职业中妇女的比例自19世纪末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少数在传统社会的和现代社会的英才群之间所作的有效比较表明了流动的可比较性。美国在20世纪出现的减少种族的和伦理的歧视，可以解释为某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由于他们在经济力量上的增长所带来的。

古德（Goode）在1967年提出了一个修正的功能模式以说明这些差别：劳动团体总是组织起来以保护那些无能者免受局外人的生产力标准的影响，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正是组织本身的功能，劳动团体防止了“霍布斯”式的竞争和相互不信任的产生。这种观点重新确立了功能论的解释，但它却是以削弱作为功能条件的技术观的基础为代价的。古德的结论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被雇佣团体正是利用结成一体的长处，才不至于受到严格的成就标准的评价。而且，至少对雇主来说，让被雇佣者受到严格的成就标准的评价对他并无多大好处。因为，如果雇主对被雇佣者压迫过多，事实上他就将引发更多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但是，雇主能够压迫其雇员到什么程度才不致产生更多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却不是古德的功能模式所能提供的。这意味着，古德的功能模式同样存在着缺陷。它掩盖了许多能够对特殊结果进行解释的可能性，这种缺陷在最一般的功能分析中极为普遍。功能分析法可以证明存在着一种特殊模式，并且可以证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模式，但它无法证明究竟在什么条件下这一特殊模式会如此，而不是在另一种条件下会如此。工作条件的技术观点在详细说明模式时，有其有利条件，但正是这种特殊的功能解释形式，结果被更为抽象的功能分析法所淘汰。

第二种假设可以表达如下：在各种组织中，“归属”团体的权力可能是筛选的首要基础，而专业技术是依赖于权力平衡的第二种因素。这样，在一特殊团体中教育就被视为成员资格的标志，而不是作为专业技术或成就的标志。因此，教育需求可能反映了每个团体在选择成员时的利益。韦伯专门引用了普鲁士公共管理史的材料，把科层制中的教育条件解释为下述努力的结果：由于大学毕业生垄断了各种地位，从而抬高了大学生的整体身份地位，并因此使他们增加了成为更高的当权者和代理人的安全感和权力感。杰斯菲尔德（Gusfield）在1958年曾作过研究，它表明：英国文官制度的教育需求乃是新生的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和传统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

上述论点可简单归纳如下：有关证据表明，就职所需的教育条件的技术功能观遗留了大量的事实没有解释。在更抽象水平上的功能分析没有提供一种关于归属团体是否能决定其地位的可验证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暂且不去参照功能论机制，而来考察一下每个团体相对权力的状况。

关于成层的冲突理论源自韦伯，它可以更清楚地解释：受雇所需的教育条件是在什么情况下确定和改变的。现代组织理论接受了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

（1）身份团体。社会的基本单位乃是分享着共同文化（或共同的亚文化）的社团。这种团体的基础是家庭和朋友，但这种团体可以扩大到宗教、教育或民族团体。一般而言，这些团体的全体成员均等地参与公共文化，其身份均等感表现在语言风格、衣着和服饰的趣味、举止及其他仪式习惯、传统的风俗、观念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可以均等地参加体育、艺术和宣传活动上。个体在参与这种文化团体时具有基本的身份认同感，而其他团体的成员是不能顺利地参与其日常文化的。总之，各种身份团体是根据下述道德评价的策略来加以区分的，这些策略包括共同的荣辱感、趣味、教养、习俗、礼仪、修养、朋友以及种族等。因此，排挤那些缺少团体内文化的个体，作为一条规则就被合法化了。

在特殊的社会里，不存在先验的判断身份团体的标准，也没有预先就安排好成员间的等级秩序。这并非是一种判断的结果，而是事实上存在的差别。研究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构成了成层的冲突理论的另一主题。如果不存在“必要的分界线”，身份团体应被视为理想类型；这一概念即使在社团和身份文化易变和交叠的情况下，也是有用的，因为关于身份团体间存在冲突的假设依然有效。

身份团体间的差别可能来自如下几个方面，韦伯将它概括为三点：①基于经济条件之上的生活方式的差别，例如阶级；②基于权力地位之上的生活状况的差别；③自接源于文化背景或制度的生活状况的差别，例如地理区域、伦理、宗教，教育，或理性的、美学的文化。

（2）争夺优势。社会上对于各种“商品”，诸如财富、权力或威望等，存在着连绵不断的争斗。人人都力求取得最大的报酬，这一点并不需要作任何假设；然而，由于权力和威望本来就是极为稀少的商品，而财富又常常视权力和威望而定，因此，少数人若想取得更多的商品，就会与另一些为了避免服从和被轻视的人之间产生潜在的争斗。个体之间可能相互发生争斗，但由于个体身份首先来自某一身份团体，而且因为身份团体的凝聚力是与别人争斗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斗争的焦点主要就集中在团体之间而不是团体内部。

争夺财富、权力和威望的斗争主要是在组织间发生的。在整个人类史上，由各种身份团体控制的组织之间，为了军事侵略、商业利益、文化霸权等，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在较复杂的社会里，身份团体间的斗争也常发生在组织内部。因为正控制着组织权力的身份团体，总是雇佣别人或从文化上操纵别人以实现其愿望（正像在部队、公司或教堂一样）。对组织所作的研究表明，组织首脑是否能控制其部下，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特殊情况下，低层或中层阶级有着巨大的力量以避免受控制，甚至能改变组织秩序。

当下属成员组成了紧密的身份团体时，这一来自下层的反对力量就会增强；当下属默认了组织首脑的价值观时，这一反对力量就会削弱。种族和阶级边界的一致性产生了最明显的文化差别。因此，移民出身的天主教徒本身就具有一种非正式的障碍，使得他们在取得由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s）操纵的美国公司提供的劳动收入时受到限制，而本地民族背景的新教徒则成了主要的“获益者”。所以，就身份团体而言，成员的筛选和管理在组织内部的斗争中是至为关键的。一般来说，组织中的英才总是从所属身份团体中选择新成员和重要助手，并且努力保证使下层雇员至少学会尊敬自己身份文化的优越性。⁽⁴⁾

在组织中，当处于不同地位的身份团体成员形成了自己的团体（中等地位、低等地位等）时，它们总是努力吸收更多的属于自身团体的新成员。这一过程可从美国人的职业生活，如黑人和白人之间，新教徒和旧教徒之间，犹太人、新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得到解释。这些冲突都是基于种族或宗教的身份文化而发生的；其紧张度随着减少或增加团体文化的差别而上升或下降，也随着由最初的斗争结果决定的有利或不利条件的情况而变化，这一最初的斗争结果决定着团体作进一步斗争的组织资源。随之发生的文化冲突也以不同的阶级及种族文化为基础。

（3）作为身份文化的教育。不论在课堂内还是在课堂外，学校主要的活动是教学生接受特殊的身份文化。就此而论，在传递技术知识方面，学校的失败并不重要（尽管它在这方面也可能成功）；学校主要是要教会学生如何使用语言、衣着方式、美的意识、价值观和风度。许多学校强调社会能力和审美意识的培养并非无关紧要，而可能是学校传递身份文化的关键所在。学校传授的更为专业或职业性的知识，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特殊身份文化的内容，学校可以提供各种价值观和谈话的材料，并预先为成员将来能符合团体要求而作身份的准备活动。

由于特殊身份团体控制着教育，因此，教育的作用可能就是促进组织的控制。通过对受雇所需教育条件的控制，教育既可选择具有精英文化的英才成员，又能促使下层或中层成员对英才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予以尊重。

一般来说，冲突理论的根据是：①在现代社会中，各个身份团体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以阶级和种族为背景；②身份团体常在组织内占据了不同的职业地位；③组织内不同职业地位的成员相互争权夺利。然而，我们需要对冲突理论是否能适当地解释职业成层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专门的考察。这种考察要么集中在职业替代的机制上，要么集中在教育和职业间联系的条件上。

“教育乃是寻求职业的途径”。雇佣者通过教育来选择已经接受了主导身份文化的人：对于那些要进入管理阶层的新成员，教育就是使他们具有精英文化；对低层次的雇员来说，通过教育使他们具有尊敬主导文化的态度，并且尊敬执行这种文化的英才。这就必须证明：（1）学校是否提供了培养英才文化和尊敬英才文化的训练；（2）雇佣者是否把教育作为标志文化特征的手段。

（1）对学校所作的历史性的和描述性的研究支持了这一概括，即学校是获得特殊身份文化的场所，其渠道既来自教师，来自其他学生，同时也来自两者。通常，由强大的或独立的身份团体建立的学校，要么为自己的儿童提供单一的教育，要么使其文化价值得到尊重。直到最近，多数学校是由宗教界人士建立的，不同的宗教派别建立了不同的学校。在整个19世纪，这种宗教的竞争成为美国大学激增的原因，这也是天主教和路德教学校制度建立的基础。美国公立学校制度主要是在WASPs的英才的推动下成立的，其目的是教会学生尊重新教和中产阶级的文化、宗教礼节，尤其反对天主教徒及来自欧洲劳动阶级移民的文化和宗教礼节。所以，公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所组成的。

在英才这一阶层，自1880年开始即成立了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上层阶级儿童服务的私立中等学校。当时，公立学校的大众教育不适于培养英才文化本身的凝聚力。这些英才学校与公立学校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它们坚持上层阶级那一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学校的文化传递作用在英、法得到过精细研究，而赖斯曼（Riesman）及其同事在美国所作的研究也表明：不同威望的大学和学院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别。

（2）教育作为文化选择的手段可以在以下几条资料中发现。霍林斯黑德（Hollingshead）对爱尔顿地区的小学在校生、流动生和社区对各种学生的态度所作的研究表明，雇佣者把教育作为选择中产阶级成员的工具。1945～1946年间，纽·黑文（NewHaven）和夏洛特（Charlotte，N．C．）对240名雇佣者作了调查，研究表明：他们把教育看作是测验雇员（中产阶级）的愿望、性格和行为举止的工具；对于白领职业尤其强调必须经过教育筛选，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更易被局外人所观察到。

对国内著名的公司雇佣者所作的调查发现，他们把大学学位看作是雇佣一个未来管理人员的重要指标。这并非是因为考虑到了大学毕业更能促进技能提高，而只是意味着大学毕业标志的是“动机”和“社会经验”。同样，所谓商业学校培训要比一般大学培训具有更多的必要性，这种认识也缺乏更多的证据。因此，如果将一个有商学院的大学与另一个没有商学院的大学相比，雇佣者更有可能拒绝雇佣普通文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学生无法作出选择。但当商业和普通文科的课程都提供后，学生选择了普通文科，那么雇佣者显然会将此举视为拒绝商业价值。

最后，1967年对加利福尼亚州309个组织的调查表明：在最强调对职员作规范控制的组织中，对白领职工的教育条件的要求最高。⁽⁵⁾正规控制重点（normative control emphasis）是指：①相对强调职员没有犯罪前科；②相对强调对工作的忠诚度；③埃特蔡尼（Etzioni）把组织分类成具有高度正规控制重点的组织（如经济的、职业服务的、政府和其他公共服务组织），以及有报酬的控制重点的组织（如管理、建设和贸易）。这三个指标相互间是密切关联的，因此作为正规控制重点的三个指标可以互相验证。正规控制重点和符合管理人员及一般白领职业的教育条件之间的关系，既可包括职业和技术地位，也可不包括职业和技术地位。但正规控制重点并不影响蓝领职业的教育条件。

冲突模式也可通过考察教育在职业成就中是否重要来加以验证。指出教育在影响取得职业成就的因素中最重要，必须同时考虑两个条件：（1）教育类型最精确地反映了某一特殊身份团体的成员资格；（2）在特殊的组织体系中，团体制约着雇佣。因此，当来自学校的身份团体与受雇的身份团体间的关联最紧密时，教育显得极为重要；而在学校文化和雇佣者文化差别很大的情况下，教育显得最不重要。

学校团体文化和雇佣者文化间的连接点可以用“连续统一体”这一概念来表述。英才教育的重要性在为组织选择英才新成员时最大，而在工作不需要英才的地方，其重要性就减小了（如在组织的一些较低水平的工作中，或在不受英才文化控制的其他组织中）。与此相似，那些培养英才毕业生的学校将与英才职业紧密相连，而那些缺少良好的英才文化教育的学校，相应地与英才组织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

在美国，中学阶段培养英才文化团体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其学生要么受过良好的培训，要么是从具有英才背景的学生中筛选出来的；在更高水平，培养英才文化团体的学校是英才大学；在职业培训这一级，是附属于英才学院和英才大学的职业学校。中学阶段，促使大批学生社会化，培训非英才学生的学校都是公立中学（尤其在中产阶级住区）。在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雇佣者文化的观念中，天主教学校和所有黑人学校是难以接受的。高等教育阶段，天主教学院和黑人学院及职业学校培养的英才较少，而商业训练学校培养出来的英才则更少。

在美国，受到WASPs上层阶级控制的组织是巨大的国家性企业公司和最大的法律机构。而那些更可能受到少数民族文化成员控制的组织，在管理、建设和贸易方面都属于小规模的地方性企业公司；在法律程序上，是孤立的而不是集体的。种族团体更多的控制了地方政府机构和本地职业，而WASPs白人英才群更多地控制着国家政府部门。

在教育和受雇佣之间的连接关系仅在某些组织中发现。在许多组织中，可以看到教育条件在大组织（常常是国家规模的组织）中要求较高，而在较小的地方性组织中要求较低。⁽⁶⁾佩罗西（Perruci）于1970年研究得出：在那些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最有威望的工程学校的工程师团体中，上层阶级的社会出身有助于职业成功。这一发现与上述要点相关。由于国家公司最有可能雇佣这些专业英才团体，这些团体成员的社会出身的重要性，常常确证了教育是作为组织中选择英才文化的因素。

律师之间，这种预示的差别十分明显：附属于英才学院和大学的法律学校毕业生更易受雇，而天主教或商业法律学校的毕业生常常只能独立经营。华尔街法律公司中的英才即是教育筛选的最好例证，这一筛选不仅要考虑到是否来自常青藤联合会（IVYL eague）法律学校，而且要考虑到成员背景是否为精英预备学校和英才大学。另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职业学校毕业生最可能在民族区域内找到工作，这种情况在黑人职业中也十分明显。一般地说，在企业中，黑人大学毕业生和天主教大学毕业生与白人、新教大学毕业生相比，只能取得较低的职业地位（至少最近几年如此）。这一事实也支持了上述解释。⁽⁷⁾

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可以解释这种事实：由于英才学校能提供最好的职业训练，而国家组织要求具有高技术能力的成员，这样，英才学校与国家组织就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十分必要的是，应当同时考察技术和身份冲突的条件。关于这一点最直接的证据是对加利福尼亚雇主的研究，此研究考察了强调正规控制和组织声望的作用，同时提出组织的技术现代性问题，所有资料统计了6年来技术和组织间的变化。人们发现在管理和白领职业层（不包括蓝领职业），技术变化影响着教育，这一点支持了教育的技术-功能理论。正规控制、组织声望和技术变化这三个变量独立地影响着就业的教育条件。技术变化引起教育条件的提高，主要出现在较小的地区性组织以及不强调正规控制的组织中；组织声望影响教育条件者出现在技术变化不大的组织和反对正规控制的组织中；强调正规控制引起教育条件的提高者出现在技术变化不大以及组织声望较低的组织中。因此，技术的和正常的身份条件都影响着教育，而后者对教育的影响更大。

对国内著名企业中最高执行官的研究表明，在最快速发展的公司（或者说经济飞速发展的公司）里，找不到受过最高教育的经理，而在传统的金融、实业公司，许多经理受过最好的教育。企业英才与美国平民相比，前者都受过良好教育，但教育似乎与其社会出身而非成功这一因素相关。步入企业界的低层社会出身的企业英才所受的教育远少于上层、中上层社会出身的商人所受的教育，并通过继承财产取得企业主地位与以企业家身份取得地位的人相比，前者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

综上所述，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反映了雇佣者力图雇佣一些受人尊敬和经历良好社会化的雇员，他们对通过教育培养技术能力较少寄予期望。雇佣者对正规控制得越高，而且组织需要更多的英才，则教育条件也会越高。

适当地采用冲突理论和技术-功能理论，可以解释整个上一世纪为什么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迅速提高的事实。就业的教育条件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数增多，而这是由于学校制度的扩展所造成的。学校制度的发展又受以下三个条件的影响：

（1）从殖民时期直到20世纪，教育一直和取得高经济地位和高身份地位密切相关。结果，人们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流动的机会。对教育的这种要求没有导致商业性的和定期的职业教育的发展，而是在短时期里充塞了大批大学毕业生，这一需求也没有集中在进行英才身份文化的教育上，而仅使以取得传统的学士学位为目的的技术指导学校得到了充分发展。

（2）政治分权、宗教和国家的分离及宗教派系之间的斗争，导致了中小学和大学的蓬勃发展。结果，美国的各级教育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发展得快。在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只有9所大学；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是美国的40倍，大约只有60所大学；到1880年，美国有811所学院和大学；到1966年，有2,337所大学。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拥有的大学比率最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而欧洲的大学20世纪与18世纪相比，数量没有增加多少。

（3）技术变化也影响到美国教育的发展。正如上述数字表明：①大众识字在工业化初期显得很重要，但对大众识字的需求只与初等教育的发展有关；②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存在着一种趋势，即非技术性工作的比例下降，而高技术性工作的比例上升，这可以解释20世纪有15％的教育类型发生了转变这一事实；③技术变化也给某些连续性工作带来了技术要求上的变化，尽管可用的证据仅有10年的资料（1950—1960年）。然而，正像威伦斯基（Wilensky）所指出的，不存在“每个人都职业化”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工作并不需要与工程师、科学家相似的大量技术性知识。

然而，在高身份地位中专家小团体的存在，对于取得流动机会的竞争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在美国，民主的管理支持了学校发挥鼓励竞争的作用，这样，即使只存在少量的英才职业也需要有大量的机会以鼓励竞争。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竞争性流动”的学校制度。由于多数学生不可能接受关于专家式技术或高身份文化的英才教育，这样，就产生了许多受过教育的平民。与此同时，美国教育的身份价值在减低。责任标准总是与文化差别的存在有关。一旦更高一级的教育成为英才阶层的客观标志，而中等水平的教育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那么，在一定的教育阶段，受过教育人数的增加将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教育成为一种优势，而原先的优势仅成了平均水平。

因此，到19世纪末，中产阶级绅士们对初等教育和家庭教育已深怀不满；到1930年，大学学历作为受人尊敬的一个最低标准取代了高中学历；60年代后期，研究生毕业和更专门的职业学历正成为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一个基本条件，而高中毕业则成了进入手工劳动队伍的标准。这样，教育逐渐成了不同于原先企业和职业英才标志的阶级地位文化的一部分。

受过教育的人数的增加（见表2）使得工作的教育条件越来越高（见表1）。在最大、最有威望的组织里，雇主提高了教育条件，其目的在于坚持其自身的管理阶层始终保持相对的威望。⁽⁸⁾就雇主选择雇员，雇员为了晋升或为了在已有职业中提高威信，从而产生相互竞争而言，教育已成为一种法定标准。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美国大众来说，掌握专业技术的愿望就成了一种合法文化。

个体想在组织中竞争某个地位而导致的教育条件的增高和学历的升高，反过来使得大众对教育的需求增加了。正式工作条件及非正式身份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教育条件和教育成就的不断升高。今日为大众教育机会而斗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大学教育阶段，也许未来的层次是研究生。我们可以预期，就业需要越来越高的教育条件。少数民族团体通过教育以取得流动机会，这也说明了上述模式。

已经指出，冲突论解释了在美国就业所需教育条件提高的主要动因。对各种工作在技术要求上的变化使得特殊工作的要求更为严格了。这两个决定因素相互作用的条件应给予更为仔细的研究。

工作的技术条件的精确研究还停留在初步阶段。系统的研究没有表明专门的工作技能有多少可在实践中学会，有多少必须在学校中学会。在学校里究竟学了多少？这些问题知识能保持多久？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精确的研究。对于雇主怎样决定成绩和晋升的组织研究业已表明：对雇员的技术质量控制相对较松，但这在不同工作种类中无疑是有变化的。

评价地位冲突和技术条件相互作用最中心的分析，是比较研究不同背景中教育的相对重要性。这种方法可以把组织视为一个分析单位，比较组织间的教育条件、组织技术要求及组织英才的身份背景。这种分析也可以应用于个体流动的研究，比较在不同背景中教育对流动的影响。如当雇主的身份背景和教育背景与未来雇员的教育背景不一致的情况下等等。这种“老校友会”型的网络分析也可同时考察不同种类工作的技术条件对于教育的不同要求，国家间的比较表明：教育类型和特殊种类的工作之间存在着变化，这说明教育和工作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

上述分析法可以更清晰地解释影响教育在现代社会成层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并且阐明在什么条件下身份团体在组织权力上会发生变化，并将全面地说明并解释成层形式的基本要素。

(1) 这次调查包括309个拥有10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代表了所有主要的工业团体。

(2) 这里提出的基本假定不是戴维斯和穆尔在阐述成层的普遍性时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一些更进一步的假设：（3）在任何特殊的社会形式中，某些职业地位在社会制度的运行中起着关键作用；（4）取得这些地位的个人能力，或进行必要训练的个人动机是不一样的；（5）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促使人们按照社会的技术需求的结构分配必要的能力或训练网。在实证研究中，阐述功能论的各种问题目前已成为多种争论的主题。

(3) 第三条建议受到表1、表2的支持。此处的关键是：这一条是否可以在原先的建议和假设中得到解释。

(4) 人们会争论，少数民族文化在其功能上可能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中等阶级新教文化为较高的组织地位提供了自我纪律和其他必要的品质。功能主义解释受到了强烈的怀疑和批评：难道事实上中产阶级的WASPs要比意大利、爱尔兰，犹太人或劳动阶级文化背景的人在企事业、政府管理部门中有更出色的表现吗？韦伯指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阶层是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结构；他也指出，当新经济制度确立起来，那么原先的伦理标准也就没有贯彻的必要了。而且，功能主义解释也需要某些反馈机制，据此，拥有有效力的管理人员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自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大批企业中，少数人统治的状况似乎并没提供这样一种机制，在政府雇佣机构中也是如此。企业管理才能重要性的主要解释者舒马彼得（Schumpeter），把重点集中在企业扩张的正规阶段，并认为大规模的由少数人统治的公司是这样一种竞技场，在那里，发展依赖于组织政策的技巧；这种个人技巧在世袭文化中要比WASPs文化具有更多的特征。

(5) 样本来自圣弗兰西斯科、奥克兰、圣·乔治地区具有100名雇员以上的1/3的组织。参见戈登（Gordon）和塞尔-拉森（Thal-Larsen）对整个过程和其他结果的描述。

(6) 另外，这些关系控制了管理人员和白领工人的必要条件，这既指职业和技术地位，也指其他地位，但这对蓝领工人的必要条件并无多大影响。诺兰（Noland）和巴基（Bakke）也报道了大组织在管理地位方面比小组织对教育条件的要求更高。

(7) 在其他社会可以发现类似的过程，各种组织与特殊类型的学校相互联系。在英国，英才“公立学校”与高层次的国家公共服务机构相连。在法国，英才学校的毕业生常常与政府部门和工业管理部门的地位密切相连；在德国，大学也是与政府部门及企业行政部门相联系的。因而，比较分析政府官员、企业行政人员及其他团体的人员所受的教育和不同学校的身份团体的相互关系乃是冲突论和技术-功能论的又一个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

(8) 显然，雇主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了工资费用。然而按照下述思考，这种行为似乎对雇主是有利的：（1）自从梅奥和巴纳德提出内部组织权力和控制问题以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组织整合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眼前的纯粹的经利益；（2）自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的大公司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教育条件，这使少数统治者的地位不断提高。因此，培训受过良好社会化的劳动力对雇主来说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它能提供内部“利益”；（3）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工资差别，这与组织的相对声望是相应的，也与主要组织的工资调整过程，而后逐渐被其他组织所仿效这一情况相适应。“教育身份调整”的平行过程似乎有可能随之产生。

（马和民译自J·卡拉贝尔、A·H·哈尔西合编：《教育中的权力和观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119—133页，包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