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和“文明冲突论”

二、现代化理论和“文明冲突论”

可以说，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与19世纪社会进化论完全平行的一种假设之上的学说。这种假设可以表述为：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将向一个基本相似的社会类型靠拢，也就是说，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两三百年之前，还处在相当初级的前工业化经济发展时期。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步伐相对较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了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经济模式，同时也促进了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那些贫穷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也显得尤其缓慢。因而发展的差异其实是现代化程度不均衡的结果；当“现代化”特质从发达国家传向欠发达国家时，后者自然也会依照工业化的唯一路径，发展成富足和进步的现代社会（Rostow，1960；Moore，1979）。这种代表二战结束之后欧美政治和经济精英层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当时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形之下，几乎成了维护市场经济和遏制共产主义的灵丹妙药。

在20世纪50—60年代，众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领导人对带领本民族人民走出贫困、迈向富强之路充满希望和憧憬。新生国家的年轻一代政治精英对那种认为殖民地人民急需“文明化”教育的白人偏见，大多嗤之以鼻。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在殖民阶段接受欧美学校教育的背景和阅历，都坚信“发展”和“现代化”是建设工业化新型社会的重要途径。这种在发展中国家领导高层有一定代表性的看法，也自然得到了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呼应、赞同。于是，在冷战的特殊语境中，以摩尔根式的思维逻辑和分类方式为基础的一种单向线性增长和发展阶段学说，不断受到精英阶层的追捧，使所谓的现代化理论逐渐成形。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同他们的领导人一样，都不由自主地参照社会进化阶段论的划分和排序原则，也就是说顺着从低至高、从简至繁的思路，力图创造和摸索出尽可能适合本国情况的经济发展模式。

除了19世纪社会进化论这一思想渊源，现代化理论还受益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Weber）有关文化与发展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参见第四章有关论述）。韦伯在研究中认识到文化价值和信仰对于某一社会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Weber，2002／1992）。韦伯对于文化价值与经济行为之间相关性的观察，大大激发了现代化理论拥护者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看来，处在前现代和前工业化时期社会的人们，受制于代代相传的传统世界观；而处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则崇尚理性和客观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的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离不开情感、信仰和直觉。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必须运用包括科学方法在内的各种理性策略，采取有效和实用的方式，以求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现代化理论家们于是预言，当社会的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理性化过程将荡涤传统的文化信仰模式。而社会的理性化，是主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世界观，不断转向科学和理性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至此现代化理论与19世纪启蒙运动和社会进化论间的传承关系，已经彰显无疑。在二战结束之后，现代化理论成为当时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受援国经济发展的首选模式。处在冷战时期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经济资源和政治霸权，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角逐和较量，二者在各自阵营中推行代表自身意识形态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而现代化理论则为如何通过发展产业资本主义来改造传统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武器。因而与社会进化论相比，其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学理价值。

在冷战时期宣扬现代化理论最为得力，同时也对国际经济开发产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人物，当数在1966—1969年间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罗斯托（W．W．Rostow）。秉承19世纪社会进化论研究风格，罗斯托坚信西方社会已率先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在某种程度上，罗斯托可以算得上是摩尔根在20世纪的代言人。与摩尔根坚信所有形态的社会都会走向文明之巅一样，罗斯托认为一旦条件许可，现代化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实现。当然，处在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尽早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必须以放弃传统思维方式和社会制度为先决条件，同时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在其代表作《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中，罗斯托描述了任何国家在完成从传统非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必定要经过的发展阶段（Rostow，1960）。

（1）传统阶段

传统主义的存在使得现代化在前现代化社会（如农耕和畜牧业社会等）几乎无实现可能。在这里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一套成为经济和政治发展障碍的价值观和态度（如宿命论和所谓的小农意识）。由传统主义而形成的那种“文化惰性”使得前工业化社会始终处于落后和欠发达的状态。由于传统主义坚决维护家庭和社区关系，压抑个人自由以及人们发展大规模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文化变迁阶段

在传统阶段的任何社会，经济起飞的合适条件和时机远未成熟。这是因为实现现代化的一大前提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变化。发展和进步是有利于社会和个人的关键通道。而对进步的坚定信念是与那种强调个人奋斗和愿意承担经济风险的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理论的信徒认为：统治国家的精英可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的价值观，从而达到瓦解传统主义的目的。

（3）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

随着传统主义的不断弱化以及投资和储蓄率的增加，发展产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环境日益成熟。1783年的英国以及1840年的美国就处于这样的一个起飞阶段。而在20世纪只有通过国际援助以及工业技术转移，才能使前现代化社会进入起飞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投入资金，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和项目，并争取获得低利率的贷款来发展电气业，加快道路和机场建设，同时发展新兴产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这一阶段，应该扮演说教者的角色。

（4）独立持续增长和技术日益成熟的阶段

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同一架飞机，在来自高收入国家的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之下，顺利滑入跑道，加速，从而实现经济起飞。此时的一大要务是广泛使用成熟的工业技术来大力推动经济进步。为了使起飞之后的经济攀升至一定的飞行高度，要持续不断地对现代技术投入资金，并将新增财富进一步用于开发高新产业。与此同时，旨在普及先进技术和灌输现代化理念的教育也尤为重要。因为人口的教育程度越高，传统主义的影响就越弱。

（5）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消费阶段

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都应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并且达到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水准。国民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并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果实。进入这一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以及50年代的日本。

罗斯托提出的上述现代化模式，在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类型时，使用的是近似于社会进化论的那种简单划一的标准。同时由于受到社会学大师韦伯的启发，罗斯托将文化价值观这一非经济因素与个人主义和企业行为等经济因素，共同视作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例如，在第二个发展阶段，文化观念和态度的改变被认为是消除传统主义和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功模式，是向现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必要条件。在现代化理论倡导者的眼中，文化价值尤其是“传统主义”观念必定是经济发展迟缓的病根。其言下之意就是落后国家在接受国际经济援助之前，必须首先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好进行现代化的准备。

现代化理论模式的一大暗示是：穷国可以通过考察发达国家来展望美好的未来。只要借鉴英美等工业大国的成功经验，脱胎于殖民地的新兴独立国家也可走向富强和自足。在这种一厢情愿的设想背后隐藏着的潜台词却是不言而喻的，即欠发达国家必须通过在内部进行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变革，同时从外部吸收资金、技术和国际援助，来加快现代化进程。这一设想表达的是一种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特有的、对人类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然而却根本无助于人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在辨析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变化。自问世之日起，现代化理论便在人类学界遭到强烈的抨击。这一权威理论之所以受到如此质疑和批评，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化模式在运用实践中，并没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产生积极作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来自西方大国的经济支持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主导的各种发展项目和计划，却仍旧摆脱不了贫穷落后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其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的一些顽疾，如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弱化，也使学者对于现代化模式在非工业化社会的适用性产生了疑惑。

自20世纪70至80年代起，那些接受国际组织经济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在生活品质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短，反而还在进一步扩大。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多数接受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援的穷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大国保持一致，都在指导思想层面力图摆脱落后和过时的传统思维，并且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信徒。如何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得承认与现代化理论倡导者的乐观预期相反，穷国与富国不但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发展初期也根本没有欧美诸国在工业化初期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说，土地广袤、资源丰富、易于管理的人口规模和相对独立的内生经济，给了新生美国足够的发家本钱，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翘楚。如果说，美国是龟兔赛跑中几乎没开过什么小差的兔子的话，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人口多、资源少的困扰，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是占尽下风、无后发优势可言的乌龟。事实上，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由于遭到列强侵略和殖民掠夺，而被迫成为全球化的网络结构的一部分（详见第十章有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论述）。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等在内的欧洲国家，根本无意在自己的殖民地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相反，殖民地只是一个为欧洲工业化服务的原料产地和被掌控的产品销售地而已。

就像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的文化直线单向进化模式和社会分类法，根本无法归纳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一样，罗斯托的现代化模式不但无法解释穷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考察包括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通过顺利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工业化社会时，也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哈佛大学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其畅销书《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和《四小龙》（The Four Little Dragons）中指出，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现代化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所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更多的是起促进和推动作用，在实践中并没有阻碍社会进步（Vogel，1979 ＆1992）。傅高义的研究，其实也否定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传统价值是技术和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然，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销日本经验和强调所谓亚洲价值观的同时，现代化理论者会忽略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冷战为东亚工业化进程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环境。比如说，为了对付新中国这一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生力军和抵消苏联在东亚的影响，美国及其盟国为日韩和台湾提供了慷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夸张地说，冷战达到高潮之时，也是该地区经济起飞之日。首先，直接的经援和贷款使得半导体和电子器件行业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等地的产业发展。在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的不断增长，欧美为东亚这一服装、鞋类和电子产品的输出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随后，由于欧美经济发生阶段性调整和消退，发生了制造业向廉价高质劳力集中的东亚地区转移，从而揭开了“外包”的序幕。正是由于这些超越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变化，才使得东亚经济进入了快车道，创造出脱贫致富的神话。

现代化理论无疑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也是社会进化论者留给发展经济学和相关领域（如始于冷战的“发展主义”学派）的某种馈赠。然而社会进化论留给后世的遗产中，不只是以单纯的经济发展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的“标签”做法，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远未寿终正寝的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极端的社会进化论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殖民强权和为富不仁等不平等事实，提供了貌似“科学”和客观的解释，也成了种族主义合理化的极好借口。据笔者观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冷战后最有影响的代表，非亨廷顿莫属。在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他重弹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陈词滥调，指出呈单线发展的“西方文明和文化”与“伊斯兰文明和文化”、“印度教文明和文化”以及“儒教文明和文化”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按他的思路，受伊斯兰和亚洲文化观念影响的社会，因为缺乏发展公民民主社会、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等机制，难以发展成为能与西方文化和平共处的文明社会。在他描绘的政治版图上，生命力旺盛的非洲和拉美大陆文明，却无一席之地。在人类学者看来，亨廷顿的谬误数不胜数。其中最致命的错误是在论述中，将“文化”视为长期存在于某一文明中的一成不变的信仰价值体系。这种老掉牙的文化观在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早已失去了市场（参见第四章有关文化与发展的专述）。

亨廷顿和他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文化”冲突高论之要害，不仅在于错用和滥用“文化”概念而导致的低劣错误（Herzfeld，2001：28），而是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制造出一种专家话语，通过为当今国际文化和社会状态进行合理解释，来掩盖其作品蕴含的文化种族主义气息。在2004年春《外交政策》杂志中，他发表的《来自墨西哥裔的挑战》一文，直言道出自己对美国种族政治版图变化的看法：源源不断、纷至沓来的墨西哥和其他拉丁族裔移民，已将美国分成两类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使亨廷顿忧虑和不满的是，墨西哥和拉丁裔的移民不但没能够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而且还形成自己的政治和语言势力范围。他断言墨西哥拉丁裔与盎格鲁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已取代黑白种族矛盾，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断裂带。在亨廷顿眼里，只有在以盎格鲁人为主导的新教社会中，由白种人创造的美国梦才是纯粹的美国梦（2004：35）。亨廷顿此文可以说是“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国内版。当然，他也许知道来日无多，所以用语更加露骨，立场也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来自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上升到了白人至上主义的高度。如果在一百年前，亨廷顿这类学者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摇旗呐喊。

必须看到，亨廷顿之类带有名人光环的学者或大师，已经无暇或无意从实证角度来思量自己“文化冲突”假设的理论基础。对亨廷顿来说，文化或文明不过是遮羞的面纱，而实际上他始终坚守冷战以来的基本立场，并未与时俱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貌似新鲜的“文化”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美国惨遭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颇得哗众取宠之效，其“文明冲突论”在国内学者中也有一定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利用各种场合（包括应邀来国内名校的讲演），不失时机地推销其伪科学文化观。他所制造的霸权话语，对国内学界一度产生了搅乱视线的效果。相当一部分学者在学术论文中，只要提到“文化”，似乎非得以亨廷顿的“文化冲突”作为出发点，才能使自己站得高和看得远。在当今中国学界普及科学文化观，当务之急就是要消除此类精英话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