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的受众定位

第二节　纸马的受众定位

作为一种民俗信仰的表现形式，纸马这种民间版画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原始受众:巫术

纸马产生的初期，在老百姓眼里它是神圣的祭祀用品和沟通人神的工具，它承载着人们太多的冀求和愿望。可以说，那时的纸马是巫术的载体和外衣，而巫术是纸马的寄主和内涵。

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断定，原始先民对自然和超自然两界能够作出清晰的判断，并根据相应的情况从事与之相宜的活动。对于自然生活中的诸如种植、采集、制造、狩猎等领域，人们能够凭着经验和理智主动有效地进行实践活动。但对于诸如自然灾害、生老病死以及各种意外遭遇等超自然情况，那些朴素的理智和实践经验显然无法帮助人们改善或根本地摆脱困境。这些自然的灾难和人生的困厄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要求人们不能坐以待毙或等候奇迹的出现。同时，残酷的事实和无数次的失败体验使人们意识到单凭经验和理智来支配外部现实的实践手段是很有限的，于是，“他们开辟了一条纯粹指向‘内部’的直接道路——我们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的那种取向主体自身心理活动过程的方式，也即人们期望通过某种想当然的方式来解释和影响外部现实的巫术”^[28]。

巫术其实就是当满足需求的活动遇到意外的阻碍时，人们所采取的一种替代满足需要的活动。通过施行巫术，人们能够意念地感受到顺和人意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消除了紧张心理(图1－2)。

民间纸马的艺术特征与巫术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混合交织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文化和地域的差别，两者彼此分离的速度和程度有缓有急。直到现在，在一些生活艰苦、环境闭塞的穷乡僻壤，仍可见艺术与巫术携手同行、密切协作的情景。比如在云南偏远山区的山民心目中，纸马一直是当地人用来趋利、避害、纳福的一种“巫术法器”，它与巫术相伴而行，难舍难分，巫术是纸马的内涵本质，而纸马是巫术的载体和外在形式。云南民间认为整个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甚至给荆棘丛、阴沟污泥都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力，人得病、生疮、长癞子是冲犯了它们，纸马中的“金姑”、“姑老太”、“姑司游司”、“小人子”、“蛊”等形象就是掌管这些疾疫的鬼神，巫师通过一定的仪式就能使冒犯它们的人们除病免灾。由于云南某些偏僻地区的纸马曾长期和巫术相伴而行，民间老百姓的审美经验也因此受到巫术活动的影响，并渗入了一定的巫术经验。

二、民间百姓:泛巫术

邓福星在《艺术前的艺术》一书中认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某些巫术和某些艺术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可以把史前艺术看做是巫术的载体和外衣，以它最初的审美的魅力，负载并装饰了巫术，巫术实现了其实用目的;同时，巫术又作为艺术的寄主和内涵，凭着它功利性的驱使，有力地刺激并大大地促进了史前艺术的发展。”^[29]在民间物质匮乏的社会条件下，现实生活的不幸际遇总在召唤着作为人类战胜困难的古老经验而被保存在集体意识之中的巫术式要求，使得那种取向民间百姓“内部”、依靠百姓自身精神力量来摆脱现实困境、解除人生苦难的巫术式的内心需求一直没有减弱。纸马艺术长期未能走出巫术的投影，使那种原始的载体与寄主的关系也因此长期地维持着。

在巫术这个充满希望的神秘境界里，有着民间百姓所向往和渴求的无限的欢乐和希望。民间百姓寻求幸福、摆脱苦难的热切希冀，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独立进行操演的兴趣和热情。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功利需求，开始在院场、堂前或田间地头尝试着进行他们的巫术仪式。在这种泛化的巫术活动当中百姓成为了巫术的主持者，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巫术只是巫师的专利。巫术中那些严格限制性的程序在这种泛化的巫术活动中，变得不再那样完整和强烈，操作者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兴趣和功利取向而不循规范地略去、弱化或强化某些环节，比如他们会省去一些繁杂难懂、与自己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祝祷词，而直接说出自己的请求，焚烧相关的纸马(图1－3)。这说明，巫术原来的传统和习惯已经开始在这种泛化的状态中逐渐失去其绝对性、一致性和严肃性，而引入个人风格的、比较随意的务实倾向。当人们结束这种务实随意的巫术活动后，虽然心里也为自己某些地方不符合要求和规范而稍感不安，但若干次静观结果，却发现不但没有什么不利的事情出现，反而有时巫术似乎也一样灵验，于是他们自己操作的愿望就会越来越强烈，而先前种种被他们主观弱化或强化的过程就会得到进一步的舍弃或放纵，比如某些巫术的繁文缛节就会被彻底放弃，而焚烧相关的纸马活动以及纸马这种造型本身就会被强化，于是，人们会感受到那些真切而愉悦的心理体验的产生根源是那些作为巫术手段的造型形式，即那些印有神佛形象的一方小小纸片——纸马。尽管这一切变化是缓慢的过程，但是它却说明，与巫术并肩而行或作为一种泛巫术活动的纸马，它的巫术性质在不断丧失，它的巫术色彩在不断消退。尽管作为民间祭祀、祝祷、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纸马在云南大多数地区依然是巫术的载体和外衣，但很多时候人们似乎对纸马这一造型形式的重视开始超过了对神秘巫术的关注，就是说人们开始逐渐从对巫术目的意识的关注转向了对印有众多神佛形象的纸马艺术造型的关注。这一切显示了民间美术对纯粹巫术的超越。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云南的一些不是很偏远的地区，百姓虽然依然焚烧纸马，依然相信纸马的神秘力量，但是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用以祝祷祈福的纸马是否更好看一些了，同时祝祷和祈求时的虔诚程度也大大打了折扣，对祝祷的地点和方式也比较随意起来。“庶民百姓对待造型艺术活动不像文化工作者那么超然和单纯，但也不像文化工作者那么拘谨，那么学究。在他们的心中，每一个造型的空间形式都是‘神圣的’。他们摆脱了巫术走向了审美，也因巫术经验而影响了审美经验。”^[30]对他们来说，纸马只是一种追求家家生活好、事事遂心意之理想境界的手段和方式。

就这种情形而言，纸马艺术的中心目标确乎已由巫术的神秘世界和超验力量转移到人间世界并集中到人的感受性上。如果说传统因素和生活现实影响了民间美术向纯粹审美方向发展的彻底性以致带有“泛巫术”的意味，那么可以说，在包含着巫术遗风的纸马艺术中，巫术性和艺术性的关系和地位恰好是原始格局的反转:巫术成了纸马艺术的载体和外衣，而纸马艺术则成了巫术的寄主和内涵。^[31]

三、本土艺术者:审美功利的艺术

在云南居住的某些艺术爱好者眼里，纸马是一种有着审美功利主义色彩的民间木版画，一方面欣赏纸马朴拙的美感，另一方面又相信纸马的某些功用，会在庙会上虔诚地焚烧纸马以求带给自己好运。

审美功利主义是先辈们在运用西方“审美无利害性”观点解释审美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王国维在吸收西方美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中国美学提升到“形上之学”的高度，创建了具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蔡元培提出“以美育带宗教说”，明确提出了通过感性进行启蒙的思想文化改造思路，实现通过审美使人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的理想。朱光潜强调生命力是要建立一种以充沛生命力作为根基的新人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族。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都主张一种“德性的道德观”，肯定以人为根本目的的道德内在性和非直接现实功利性，这就使美与善合乎逻辑地达成了高度统一，使得审美功利主义超越了现代西方审美主义所执著的审美与道德的对立。^[32]它的基本内涵是:以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国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摆脱物欲和私欲，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性。来自民间的云南纸马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审美功利主义艺术观念。^[33]

其实人们很容易感觉到云南民间纸马艺术恒常主题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他们鲜明的功利色彩。就像纸马铺里的大妈说的那样——“日月”、“家神”、“门神”、“祖先”等纸马是大年初一祭祀用的，是保一家人平安吉利的神。云南纸马所有恒常主题都有一定的功利性含义，满足人们非现实的心理渴望，它不仅体现普通老百姓希冀宗族人丁兴旺、延年益寿的强烈愿望，还体现普通老百姓盼望丰衣足食甚至升官发财的特定欲求，也体现普通老百姓祈望社稷农事风调雨顺、六畜平安的美好愿望。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发现云南纸马艺术丰富的主题所包含的功利含义，都统一在求生、趋利、避害三种功利倾向之中。可以说，云南纸马丰富的恒常主题，都被这三种功利倾向所覆盖，因而具有内涵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根据这种事实以及相对的功利倾向，我们可以将丰富的民间纸马艺术“恒常主题”归纳成三种: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和驱邪禳灾主题。这三种主题的功利含义具有特定的规定性和稳定性。

云南纸马艺术的审美态度是一种对待现实生活和客观事物的艺术态度。在民间造型形象中，现实物象的择取和连接、形式元素的运用和处理以及主题情感意志的表现，都呈现高度的主观性、随意性和自由性。它们仿佛是一幅幅“唯我”的世界景象:凶猛的狮虎可以变得像稚童一般憨厚天真;骏马可以身生翅膀，脚踏祥云;可怕的鬼怪成了百姓的朋友，为百姓排忧解难;禽兽身上可以绽放多姿的花儿;春芽、夏花、秋果可以在寒冬里同时为人们呈上……总之，无论天上地下、陆地水中、人神鸟兽、过去未来、宏观微观，一切事物都可以交陈互补、浑然一体。这是多么轻松愉快、自由无羁的征服举动啊——他们以能动的认知态度把外部世界纳入主观意念秩序，让现实事物按照他们的意志重新构造。

云南纸马艺术创作主体在观察和认知外部世界时，加入了积极的审美心理调节。“他们借助经验知识或感性印象来把握对象的恒常形态特征，而且不受时空局限。他们按自我心灵的要求能动地知觉对象，注意和选择它们合主体目的性的诸种形态特征、神态特征和生命特征。”^[34]总之，云南纸马造型形象所呈现的是一种以主体心灵为中心的，更接近于事物本质的意象性的审美造型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

云南纸马艺术的审美想象立意于指引人们找到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寓所，主要是由唯心主义意志论和知觉选择的能动性所决定的，它表现为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建构能够表达求吉、纳福、避邪的艺术意象，表现为能够任意地借助类型化的吉祥物象建构奔放无羁的简洁构图。这种基于民间文化观念的审美想象是一种在匮乏的现实条件中形成的，以超越现实困境、摆脱人生苦难为中心意象的主体意识系统，具有强烈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

四、艺术收藏者:纯粹审美的艺术

纸马作为多神崇拜观念影响下运用于民俗活动中的民间木版画，曾在中国大地盛行，随着科技发展，各地纸马都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唯有云南纸马依然流行在云南的乡镇，云南纸马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云南纸马将会适应现代文化要求而重建其美学形式的现代形态，走向纯粹审美之境。

在当代文明条件下，云南纸马艺术的现实状况和现代形态是不容乐观的:支持其原始美学形象的特定文化环境正在瓦解。所谓特定文化环境是指:云南地区的生产力和生活条件相对落后、文化地理空间封闭、信息交通渠道闭塞以及古老的文化传承方式、丰富的民俗节令活动和自然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云南纸马之所以能够支撑其原生形态，是在物质生存条件“匮乏”的文化环境下，通过民间百姓朴素的观念意识滋养和维持的。但我们面对的情景则是:现代工业文明正无条件地慢慢地摧毁着这一切。面对抗生素、播种机和生长素的热情，民间百姓寄寓在焚烧纸马、祝祷祈福等习俗中的幻想在不知不觉地被淹没和抑制;多媒体、彩电、MP5和铅印书本里的现代“童话故事”，冲淡了孩子们央求老人们讲述“黄牛本主”、“大树疙瘩神”来历的兴趣……维持云南纸马生命形式的灵魂似乎逐渐抽身远去。

现代工业文明给云南民间百姓带来的物质实惠，让那些从前靠焚烧纸马而产生的“替代性满足”来对抗“匮乏”和“困顿”的民间百姓，欣喜地发现和掌握了一种更为有利的物质生存手段。尽管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文化问题告诫我们应该慎防工业化文明导致的人性失落，但让百姓归返“原始自然”状态的浪漫主张是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极端幻想”。

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态势表明，人类越来越需要“与昔文化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著名法国学者保尔·利科写道:“在我看来能使我们更确切地回忆起那些已脱离我们的东西的原因是我们逐渐认识到，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真理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由此看来，使我们分离于传统文化的距离变得富有建设性，它使我们能穿越分界线，倾听传统文化的声音。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昔日的文化中不仅发现因为是前科学的，而不能被科学革命所取消的那些东西，而且要发现从伽利略和牛顿革命之遥远一端对我们述说的东西。”^[35]可是，在中国，那些来自过去时代对我们充满心性灵明的温情述说，却在一点点地被西方强势话语和现代科技无情地淹没……之所以“倾听传统文化的声音”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更富有意义。对类如云南纸马的富有灵性和温情的民间美术的重新审视和关注，是为了让我们在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中，都不忽略或失落人的心灵，心性的灵明不被遮蔽和贬抑。“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对民间美术优势进行现代的维护和持续，而不是用民间美术的原生形态完全取代现行的艺术系统。因为，最起码的意义上，我们不能以牺牲百姓的物质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民间美术的文化环境。人类今天的命运注定其必须凭借一种远远高出手工业时代生产力的生产手段，来填充超出‘土地’承受力的人口发展而引起的‘匮乏’。因此，土地承托人类的物质意义已部分地丧失，相对而言的精神意义则得到强化。相应地，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中国民间美术也要在这种历史境遇中，失去原有的功利性意义，而全面地转向审美方面。这就注定它的原生形态必然成为历史形态，而以它的‘精神’朗照现代生活。”^[36]

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那些有着丰富内涵、承载着民间百姓无限希冀的观念意识的产物，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消解了，变成了以审美为主的艺术产品或形式。这种观念和内涵的转换是历史的结果。作为民间祭祀、祝祷、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民间纸马也必然走上这条艺术发展规律的不归路，最终变成一种纯粹审美的民间艺术。如今，在很多发达地区焚烧纸马的民间习俗早已不复存在，而幸存下来的纸马雕版以及刷印的纸马变成了艺术研究的对象，成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很多纸马以及纸马刻版已成为民间艺术爱好者争先收藏的艺术作品，被陈列在书房或者美术展览馆里。这一切都显示了纸马艺术的最终归属。即使在偏远的云南山区，民间纸马的巫术性也越来越弱，艺术性也变得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云南纸马也将最终成为纯粹审美性质的民间艺术。如同原始巫术、神话脱离宗教观念而成为艺术一样，作为民间祭祀、信仰、祈禳、占卜、巫术等活动和道具的云南纸马在同它的精神性功利目的产生离异之后，必将变成以审美或娱乐功能为主的艺术产品。

目前，云南纸马在不同的受众群体的心目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属性。在云南保山、大理等地区的老百姓眼里，纸马已不完全是巫术的载体和外衣，而具有泛巫术的特征，人们祈福祝祷，焚烧纸马一般都自行完成，而不再请专门的巫师，人们用纸马基本不看它的美丑，只看其功用。对于居住在云南的那些艺术爱好者而言，纸马不仅是民俗祭祀用品，也是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民间造型艺术，他们一方面欣赏纸马朴拙的美感，另一方面又相信纸马的某些功用，会在庙会上虔诚地焚烧纸马以求带给自己好运。对于远离云南的纸马艺术品收藏者而言，纸马就完全没有了巫术性，而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造型艺术，只作为一种古老而稀缺的民间艺术品而被艺术爱好者或者收藏家珍藏起来。云南纸马的这种受众群体的艺术差异属于一种当下的现在进行时态，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结果。

尽管人们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云南纸马之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无限力量，但与它们的亲近和交流却不会使我们在信息化时代失落自我的心灵，在我们被现实的欲望所羁绊时，它会唤醒我们心性的灵明，因为，只有心灵才是世界和人生意义的本源，只有心性的那一点灵明才能让世界和人生充满意义。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一书中所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鬼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37]

总之，通过对纸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研究，我们看到了民间纸马艺术的发展规律:巫术—泛巫术—审美功利的艺术—纯粹的审美艺术。云南纸马的当下时态就是纸马艺术发展过程的历史性结果，也是上述民间艺术一般发展规律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