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民主化吉登斯的概念

在阐述情感民主之前，我们先来了解民主的概念。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认为“民主”包含四种解释：一种制度的安排，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成员之间为了达成利益妥协而安排的某种妥协程序。吉登斯认为，在今天文献中所争论的许多民主形式与民主方面中，可以区别出两个主要的民主秩序领域：一方面，民主是表达利益的手段；另一方面，它是产生这样一种公众舞台的方式。虽然第一方面可能得到最多的关注，但第二方面同样重要。按照这种理解，民主是一种能够培养公共领域的方式，并非只有公共领域内才存在民主。在吉登斯看来，民主意味着赫尔德所理解的民主。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指出民主的特点是“自主性原则”，即在确定创造和限制可得机会的框架时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22]，民主包括三个条件：一是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必须是平等的。二是必须有有效的参与。在罗蒂看来，“民主实质化的有效途径就是国民在民主理念指导下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23]。米德把民主的参与感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合乎理想的情况是，“个体做出他自己特有的贡献，从而在他人中实现他自己”^[24]。三是必须为个人提供说话的工具，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当然，这三个条件都发生在公共领域中，它意味着平等、参与与沟通。吉登斯按照这三项来界定民主。吉登斯把民主界定为，“产生这样一种公众舞台的方式，在其中所争论的问题原则上能够通过对话得以解决，或至少是被处理，而不是用预先确定的权力来实现它。”^[25]

他提出在亲密关系之间也存在着民主，因为在纯粹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通过情感交流和自我理解，一种重视参与和沟通的平等关系成为可能。“融汇之爱”告诉我们，“亲密领域较多的依赖于谈判和公开交流，而不是依赖传统的期望、角色和准则”^[26]；女性从生殖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与男性形成一种平等、开放、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情感重组的媒介，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民主方式的产生。也就是说，如果从程序上来理解，我们可以将纯粹关系和融汇之爱解作对个人进行激进民主化的可能性。“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作为一种可能性从根本上引申到友谊关系，更关键的则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亲属的关系上来。”^[27]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亲密领域出现的趋势是情感民主化。

吉登斯通过对性史发展的考察发现，自维多利亚时期以来，亲密关系之间已经在悄悄进行一种基于平等自由意义上的性解放或者性革命，并且，性民主可以使个人生活中亲密关系间的情感民主化成为可能，从而扩大了民主概念。他提醒我们没有必要坐等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来推进解放事业。在第四章中我们提到，亲密关系的变化以“自下而上”的形式迅速扩展开来。他认为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整体现代制度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在其中，“情感满足（emotional fulfillment）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28]在这个基础上，吉登斯提出，“如果将亲密关系看作是平等的个人纽带的相互协商，它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其方式完全可同公共领域的民主相提并论”^[29]。公共领域的民主在男性的努力之下日趋成熟且被人们所重视，从近代以来，它一直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点，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私人领域内的民主。

民主的情感化，意味着民主不只在公共领域中也在私人领域内展开。吉登斯觉得，“在这些领域内即使情感民主发展不充分，也能为公民道德整体的重建带来很多。”^[30]家庭相对于政治学的公共领域在伦理上被看成是具有优先性的，因为它构成了我们的共同人性。爱尔斯坦就曾说，“家庭仍是人类最深远纽带之所系，这里有最持久的希冀和最难解的纠葛。”^[31]她认为，我们就应在家庭中寻求一种新的政治道德，并以之来取代自由个人主义。在私人领域中，在妇女作为母亲的这种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公民身份的一种新型活动样式。这些母性主义者希望我们放弃男性化的自由主义公共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充斥着正义以及“一般化的他人”这种抽象观点；相反，“我们应采纳一种女权主义的政治学，在其中充盈着这么一些德性，如爱、亲情以及对‘具体的他人’的关注，这种‘他人’明确对应于家庭。”^[32]

私生活领域内生的民主化紧密追随着公共生活中的民主理想。^[33]情感民主，对于正式的、公共民主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解自己情感形成的个人以及能够有效地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人沟通的个人都会为承担更广泛的公民任务和责任做好准备。”^[34]在这个基础上，吉登斯指出家庭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标准惊奇地相似，私人领域的民主同全球性的民主政治语境相吻合，正在浮现的情感民主其实正是全球统一主义与传统思想斗争的前沿。在最广延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各种民主性之间存有一种对称，“私人生活中的‘情感民主’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