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生活政治”概述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英国上议院议员，欧洲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1]之一，一位有着独特魅力的思想家，一位划时代的社会理论家、出版界的独行侠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和英语系各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社会哲学理论家……这些称谓如实地表明吉登斯的思想体系宏大而复杂。就广度而言，他的理论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门类；就深度而言，吉登斯本人深浸于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经典社会思想家传统之中，融贯当前欧洲大陆社会哲学的各种潮流。吉登斯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两个阶段^[2]：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作为学者，在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致力于从理论上廓清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危机，着眼于包含结构化理论与政治学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建设，思考新的理论来阐述社会的变迁，为社会哲学理论开辟新的路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作为一名社会思想家，不仅针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写作，而且针对政治家和一般社会民众写作，不仅用理论来分析晚期现代性的特征，提出了一系列现代性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参与政治实践活动，力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吉登斯理论体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追捧^[3]，尤其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与“第三条道路”思想广为传播，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从未引起英语学界及汉语学界的广泛关注^[4]，对其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初步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吉登斯没有撰写过任何专著来系统地阐释其政治哲学思想，相关内容只是闪烁在其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文本中，许多关于政治哲学主题的思考隐含于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的探讨之中，造成了吉登斯没有涉足政治哲学主题研究的假象；二是与一般政治理论家不同，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介入政治问题的探讨，其中后期著作大多以纲要式而非思辨式的写作方式论述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论述方式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和论证，似乎缺乏深度和理论上的论证，以致学界对其政治哲学思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思想体系中是否存有政治哲学的观点还尚有疑义。有论者无奈地指出，吉登斯在政治哲学的声誉，如果不是几近于无，至少也不如其在社会学界的声誉来得卓著。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吉登斯在政治哲学问题上似乎是一种悖论，即当他以政治哲学的方式思考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能动与制约等根本性问题时，这些研究主题落入了社会学领域，因此最多只能被看作是‘社会哲学’而不是‘政治哲学’；而当他以社会学的经验话语思考国家、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他的表现方式又太过经验化和政策化，同样不能为政治哲学所接纳。”^[5]

事实上，吉登斯以哲学的方式考虑政治问题，以学者的身份参与政治实践，从当代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变化中研究政治问题。为谋求一个具有深度多样性的对话社会而身体力行，他的政治哲学内容包括身体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多元主义、欧洲社会模式、“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对话民主、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结构等诸多内容，对民主、自由、平等、政治等概念做了新的阐述。其中，身体政治、生态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是生活政治的主要议题，对话民主既是生活政治实现的制度设想，又是生活政治对接全球政治的尝试，“第三条道路”与欧洲社会模式是生活政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策略与政策，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结构是生活政治的追求目标。所以，生活政治^[6]可以说是吉登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内容。

本书将立足于吉登斯思想全貌，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吉登斯生活政治做学理上的研究。一方面，注意吉登斯前后思想的有机联系，把握其中的变化轨迹，将生活政治内在的思想与理论问题勾勒梳理出来，力图展现生活政治在理论上的构建过程；另一方面，本书采取了比较研究的视角，将生活政治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主要流派的语境中进行解读：把吉登斯的自我观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社群主义的代表桑德尔两人的自我观进行比较，把吉登斯的权力观同福柯的权力观进行比较，把吉登斯的身体观同福柯的生命政治、戈夫曼与梅洛-庞蒂的身体观进行比较，同时还把吉登斯的对话民主思想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对生活政治理论有较深刻的理解。

已有的研究，对我们研究生活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参照，但既有讨论仍存在如下三方面的明显不足或缺憾：其一，重吉登斯理论体系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轻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方向不均衡；其二，流于一般的、论纲性的研究，未能对生活政治与吉登斯前期结构化理论及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关联进行深度学理探究；其三，未能从政治哲学与生活关系的角度把生活政治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