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跨国公司FDI成为墨西哥危机时期支持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力量
美国跨国公司的FDI不仅在墨西哥经济平稳、政治安定时期支持墨西哥民主化，而且还在墨西哥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时期起到了稳定墨西哥民主政治的作用。在墨西哥出现债务、金融危机，威胁到墨西哥民主政治稳定，进而也威胁到美国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资利益时，美国跨国公司推动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救市行为，帮助墨西哥稳定金融市场。在1982年至1986年期间，面对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债务危机，美国跨国公司（主要是金融类跨国公司）推动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安排一揽子救援方案，以避免危机给美国跨国银行造成“多米诺骨牌”灾难。1994年至1995年，面对墨西哥比索危机，大多数美国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不仅不撤资，而且还追加投资，以表示对墨西哥市场的信心。例如，1994年至1996年期间，流入墨西哥的FDI年均增长94亿美元，比1991年至1993年期间的45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其中大部分是美国跨国公司的FDI。期间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占墨西哥总吸收量的一半以上。相当于1996年美国国内工厂和设备总投资额的0.5％。[77]不仅如此，美国跨国公司还推动美国财政部动员鲜为人知的部门资源——“汇率稳定基金”，帮助墨西哥稳定遭受重创的比索，以确保在墨西哥有重大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利益。[78]在美国提供40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的帮助下，墨西哥只用了7个月时间就稳定了金融形势，并重返资本市场。特别是，1994年3月23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总统候选人唐纳尔多·卡罗西欧被刺。墨西哥人数十年来引以为豪的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政治特色被破坏，暗杀可能触发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进而导致民主制度向威权甚至专制和独裁倒退。在这个时候，美国跨国公司并没有显示出恐慌，而是继续投资和推动母国政府及国际金融机构帮助墨西哥维持比索的稳定，从而避免了墨西哥政治倒退。在当时若无这种支持，维持比索将会更加困难。[79]在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国际投资者看来，尽管墨西哥出了政治问题，但他们相信萨林纳斯政府的经济改革战略是稳健的。虽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出现大量赤字，但这反映了私人部门关于储蓄和投资的决定，亦即是市场运行的产物，因而问题不严重。[80]总之，大多数国际投资者（美国投资者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希望墨西哥政府在推行亲商业的经济政策的同时确保政治稳定。在面对危机时，他们甚至相信政治稳定较具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墨西哥未来的经济前景更为重要。此外，他们相信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因素中，某种程度的民主化，尤其是更透明的和诚实的投票程序较维持传统的威权控制更为有效，这种威权控制的对象是在1988年总统选举后出现的左翼和下层阶级的抗议者。换句话说，总体而言，在1994年的墨西哥，跨国公司“资本的结构性权力”是一种推动谨慎而又真诚的政治民主化力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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