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康有为的学术藩篱

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接触到了大量西方思想的书籍和科学技术，思想为之大变，康有为去了加拿大后思想停滞趋于保守，二人在思想上逐渐产生分歧。如前文所述，康梁首先在学术上产生分歧，学术上的分歧投射在政治理念上，就表现为行动和言论的分途。康梁在政治见解上第一次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良？二是彻底地反满还是保守地保皇？事实上两个焦点最终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在取代旧政体时，面对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两个选择，中国应该建立何种新政体。

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自己从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言革到放弃革命的原因是：“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刦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16]这段话中梁启超阐述了自己放弃革命的三个原因：一是青年学生频闹风潮，二是人民程度低，突然予以自由权利易引发社会动乱，三是当时国家财政匮乏，一旦革命引发列强干涉容易导致亡国。这三点原因固然有理，但已处于中华民国政体下的梁启超未必说出全部原因。这其中就有其师康有为的反对因素，而且占了很大成分。

康有为主张“公羊三世”的进化史观，他将历史的发展进程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相应地国家的发展必然要经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他说：“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拔，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17]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观，可见，康有为并不反对民主共和制，但他坚持认为历史是不可逾越的，必须遵循特定的轨迹向前发展，民主共和制只是最终的发展方向，现阶段中国只能适合保皇和君主立宪制。直至赴日之前，梁启超对这个观点都是赞同的，而到了日本后，随着生活环境和学术观点的改变，他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转而主张革命排满以期在中国直接实现民主共和制。为此，从1899年的《自由书》开始，他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表达这一政见，并私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接触。对梁启超的“叛逆”和改变，康有为极为恼怒，连续致信梁启超进行斥责，直至1903年后回归到改良阵营。现以康有为写于1902年的《答南北美洲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长信为中心，将其驳斥梁启超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他告诫梁启超救国不可意气用事。梁有为将梁启超的革命言行归结为“热心太盛，以为回銮之后，西后必归政，荣禄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愤怒交并，忧国诚切，迫而出此”，^[18]他肯定了梁启超“欲革命自立”出于爱国心切情有可缘，但“不可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告诫其时时不能忘记保皇会的宗旨。

第二，欧美各国的强盛在于君主立宪而不在于革命。康有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为梁启超逐一分析欧美各国，英国“虽杀一君，流血无数，然不过求民权、定立宪，英君主之世守如顾，未尝革命也”，奥地利“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普鲁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日本等，“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无有行革命者”。继而康有为又从革命的角度分析中国不适合实行革命，他说美国与法国虽然都是以革命的方式成为民主大国，但法国革命是借立宪之名行压制之实，最后引起国家大乱，流血数百万。美国是新建国家，人口少风气新，革命易于取得成功。而中国地大人多，以“五千年国俗之旧”跃入民主国家，犹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19]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中国必须遵循“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民主”的过渡时代。

第三，排满会带来内忧外患，只有保皇才能实现国民的真正自由。康有为初到日本时，时时用缝在衣衫内的“衣带诏”警示梁启超等人勿忘皇恩，他对营救光绪、复位变法充满了信心，他也要求他的弟子们要以同样的感恩之心对待光绪，因而他对暴力排满十分排斥。为了树立光绪皇帝的圣主形象，他将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的罪责完全归为慈禧和荣禄，他颂扬光绪一心救国变法，“亟亟欲与民议政之权、自由之乐，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可谓为“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的明君。他对梁启超说，现在恩人有祸，再言革命排满，就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20]光绪一旦能够复位，必然能够“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主”。反之，观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更替之时，自相残杀，血流成河，因而康有为说，排满只能引发内乱，给列强以入侵的借口，中国救国的上策，只能是保皇立宪。

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忠实，以及他对光绪能够复位的信心，一直是他拒绝革命的一个原因，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谈及康有为对孙中山的态度时也说：“康先生避之而不见也有其道理。盖从清帝看来，孙中山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主。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不论是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21]

此外，康有为认为革命并不是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径，欧洲十余国，除法国以外国国有君主，人人有民权能自由，因而君主与民权自由并不矛盾。那些革命者谈民主自由只是为了蛊惑民众，收买拉笼党徒，一旦革命成功便会“改行压制之术”，出现瀛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拿破仑这样的枭雄来统治国家。因此，康有为说，与其指望革命之后出现华盛顿那样的人物建立民主之国，不如寄希望于效法华盛顿的光绪皇帝。

第四，分省自立不适合中国，中国需要“满汉不分，君民同体”。“满汉不分，君民同体”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光绪皇帝曾经对此表示赞同，一度有废除“满汉”二字的打算。直至1902年，康有为仍然认为，满汉同教，中国并不存在满汉实质性的矛盾，清朝二百余年间，“汉人常秉政权”“同治时疆臣几尽汉人”，汉人排满不但不会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同，反而会“各省相争”，^[22]国家四分五裂。

康有为对于梁启超分省自立的主张极为气愤，专门写成《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这封长信，以印度亡国为例驳斥其“亡国奴种之言”，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不能不顾国情随意效仿，印度与中国的情境相似，人种、政教、风化都大同小异，但印度在人口、物产、文学、工艺、商业、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要远远高于中国，印度自立尚且导致亡国绝种，中国“乃欲分省自立而不亡，岂非颠倒妄想乎？”^[23]康有为警告梁启超说，如果中国定要分省自立，那么看到印度就如同看到中国的未来。

从现有资料来看，对于康有为的训斥，梁启超仍然在极力辩驳，这使康有为极为无奈，他在给欧榘甲的信中说：“近得孟远（梁启超——作者注）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囗；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而已。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死吾而已。……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多言。”^[24]气愤、伤心、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康有为以绝决的言辞相威胁，在老师的一再逼迫下，梁启超终于违心地表示“悔改”。在梁启超最终放弃革命理念的所有原因中，康有为的反对不是决定因素，但绝对是关键因素，当时一直在保皇党与革命党中斡旋的陈少白后来谈及梁启超的态度时说：“至于梁启超，理性比较的充分，况且他不在领袖的地位，对于合作，认为合宜，故此心内甚为活动，附和的虽是有几个人，无奈畏惧他们的康先生，不敢有十分鲜明的表示。”^[25]而康有为虽然一再斥责梁启超，但二人亦师亦友共患难的情谊非比寻常，康有为不忍心将这位名满天下的高徒真正驱逐出门。这一点，给二人后来暂时的重归于好留了后路。

从梁启超投师康有为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道路就彻底地改变了。一场十九世纪末期的改良变法运动，将二人的命运紧紧联在了一起。这对曾经有着共同的救国理想、志同道合、共患难的师徒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综上文可知，二人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学术理念的分途、政治见解的对立、救国方式的迥异使他们渐行渐远。在康梁二人的政治轨迹中，若康有为是一条不变的直线，梁启超则是一条波折的曲线，康有为的一成不变与梁启超的灵活多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26]梁启超的这段评论，从学术上和处世上言明了他和康有为的区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怀着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梁启超一面维持他与康有为的师生情谊，一面果敢地大步向前走自己的路，从更高意义上说，这对名师与高徒的分裂，也是中国近代学风和思想进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