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革命之实

与革命派的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梁启超自此放弃了革命的想法，他决计另辟蹊径，自谋起义，以期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换言之，梁启超的最终目标与孙中山是异曲同工、殊途而同归的，不同的只是皇室的地位，更确切地说是光绪皇帝的地位问题。庚子勤王运动是保皇会史上唯一的一次举事，也是梁启超寄予厚望并为之煞费苦心的一次武力改造中国的尝试。他与康有为作为起义的总负责人，甚至比保皇派的第一领袖康有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他尽心谋划、筹措外交、交涉英日、四处筹款，而这次举事最终因机关暴露全盘崩溃。事败后的梁启超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的革命言论较之与孙中山交往时甚至更加激烈，他决计重振旗鼓，以待日后再展革命宏图。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认为，三十岁以前的梁启超，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更为接近事实，更为合理些。^[27]笔者赞同这一说法，最好的证明是，1902年发刊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几乎每一期都有革命之论，其言辞之激烈、论调之坚决、内容之犀利，与《清议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恰如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28]革命和破坏之后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新政体？梁启超的回答是：美式的共和政体！因此甚至有学者说，梁启超是继孙中山《兴中会宣言》后在中国第二个提出建立美式共和政体的人，这种定位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梁启超回归康有为阵营中、筹措勤王起义之时，仍然是坚持革命、破坏言论和共和体制的。

《清议报》从1899年8月26日出版的第25册开始连载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梁启超对自由和法国大革命的想法，遭到康有为的不断喝斥，当时正值勤王起义筹备高潮，梁启超在向康有为汇报筹备情况的信中，多次为“自由”一说进行辩驳，坚持对自由的向往，他说：“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29]这里，梁启超辩称他所说的“自由”是为了去除中国人的“奴隶性”，不但能根除中国数千年的腐败根源，并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继而，在《清议报》第30册中梁启超又专门以《破坏主义》为题，盛赞卢梭思想中的民约论：“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30]他说，民约论启迪了日本人的革命和破坏思想，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人就是用“急激的手段”“摧倒数千年的旧物”的楷模。显然，梁启超此时的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意愿，与康有为主张的稳妥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进程是完全背离的，而在这段师生的思想冲突交锋中，梁启超一度执着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为了坚持民主共和主张，梁启超说，人类的自由，在政治上的含义，是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即共和自治之制。在他看来，当日之中国，获得自由的共和之制的手段只有破坏，破坏是一种美德，是医治社会痼疾的良药，“不自由毋宁死”！在《新民丛报》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新民说》的《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一名《论进步》）中，梁启超不仅自称“新民子”，而且明确地宣传革命思想，他说古今万国求进步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公例，就是破坏，中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也以破坏相始终。既然破坏不可避免，早一日为福，晚一日为害。早破坏可以破坏较少而保全者多，晚破坏则保全者弥寡破坏多。梁启超说破坏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无血之破坏，一种是有血之破坏，除了这两种破坏方法，中国再无任何一种救国之途。无血之破坏固然使人向往，而中国数千年的积弊使无血之破坏希望渺茫，那么有血之破坏将不可必免，此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为也！因此他列举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因破坏而进步为例，呼吁中国的识时俊杰，“挥破坏之泪，绞破坏之脑，敝破坏之舌，秃破坏之笔，沥破坏之血，填破坏之尸”，以行破坏之实！^[31]

为了给革命正名、宣传革命事业，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2号的《释革》中，不遗余力地从《易》《书》中为革命在中国寻根探源：“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不仅再次重申革命是人类进化中不可逃避之公理，更是高声疾呼：中国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都与时势相反，只有革命“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32]

梁启超还在政治小说中大倡革命，在1902年11月《新小说》第一期的《新中国未来记》这篇政治小说中，他把理想中的新国家称为大中华民主国，1912年是开国元年，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叫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叫黄克强。他后来解释说，罗在田即爱新觉罗·载湉，如果民心爱戴，可推举光绪皇帝做新成立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而总统不能世袭，第二任总统应为黄克强，取黄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显然，这时梁启超的理想，虽然是实现了维新，但维新后的新国家不是君主立宪制而是共和体制。梁启超用推举光绪帝为共和政体大总统的方法，再次将维新派的勤王保皇与革命派的共和国政体两个具体目标相互容合，这与前文述及梁于1899年在檀香山组织勤王起义时的想法仍然是一致的。1902年他著《新罗马传奇》中也说：“我想国中积弊既深，断非弥缝补苴可以救得转来，破坏之事，无论迟早终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识的破坏，早一日还得一日之福哩。”^[33]可以说从1899年一直到1902年，在对待破坏和革命的态度上，梁启超三年之中未有原则上的改变。没有原则上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对革命手段的完全认可，1902年之后，梁启超也进入了他自身理论和政治方向选择上的矛盾期，例如他理想中的国家是“维新”所得，但并不对应“君主立宪”政体，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详述。

1902年春夏期间，保皇会的很多成员因痛恨北京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梁启超成为其中提倡最力的一位。他在同年4月的《与夫子大人书》中向康有为“披心沥胆”：“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34]同一封信中，梁启超还委婉地表达了对康有为禁止其发表革命言论的不满：“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他列举徐勤、欧榘甲等人在《文兴报》《新中国报》上的“扑满”文章，说明“排满”“自立”是党人“多数决议”的“今日救国民之要着”，恳请康有为“听之”并以“大度容之”。梁启超的这些带有革命倾向的言论，给海外保皇会一度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6月，康有为先后作《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篇文章，痛斥梁启超的革命排满言论，甚至以决绝相威胁：“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35]同时在国内的好友黄遵宪也来信表示对革命和民主共和政体的不赞同。师友的反对并没有使梁启超立即放弃言革，他只是后悔以往的种种举措失当，但是“革命”的主张仍然不肯放弃。他在1903年3月给徐勤的信中表露自己向康有为“悔改”的无奈：“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而内心对于革命的向往，如他在信中所说：“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36]

20世纪初，梁启超激烈地鼓吹革命破坏主义和民主共和思想，他在革命思想上的启蒙恰好弥补了革命党人的不足，对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思潮的形成起了推进作用。冯自由说，《新民丛报》的革命破坏言论“影响国内外青年之思想甚巨”，^[37]郭沫若说，“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无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代言人”。^[38]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许多人都能够回忆起梁启超对他们的影响，何遂说，读了《新民丛报》的那些文章，“我的排满民族革命思想不觉油然而生了”。^[39]正是因为梁启超在思想界和青年人中超群的影响力，启迪和诱发了这些知识青年的革命思想，使他们成为对革命和美式民主共和的坚定追求者。胡适1912年的《藏晖室札记》中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