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关联之实证解析

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内在关联之实证解析

——基于对南京市708位城乡社区居民的实证调查

梁莹

摘要近现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公民志愿精神是公民政治知识形成的基础条件，公民志愿精神经由促使公民生成自主和参与的公共精神、民主与平等的公民意识、合作与互惠的道德品质，推动着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本文以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城乡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成长之现状进行考察，深入探讨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发育状况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认知的现状究竟有多大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对影响社区居民志愿精神发育与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的剖析。最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与研究，阐明提升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从而推进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的可行性途径。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的“科学环”研究模式，即从理论研究入手，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推理出研究假设，再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最初的理论和假设。通过研究分析，本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发育程度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发挥着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认知的内源性基础的作用。

关键词社区居民志愿精神公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南京市Logistic回归分析

一、理论解析、文献回眸与研究假设

志愿精神——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指出，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精神是联合国精神的最终体现。充分体现志愿精神的志愿服务作为一种自愿的、不计物质报酬而参与社会活动，并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行为，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开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可谓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初创阶段，其主要内容和宗旨就在于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培养社区成员的自治精神和互助精神。当下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开展社区建设，都把社区居民的志愿参与行为与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而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也是参与式民主在实践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从共和主义取向的视野，佩特曼认为，全国层次上代议制度的存在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参与性发展制度的存在为民主价值实现之必需。民主参与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减少人们对于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富有知识的并能对政府事务具有敏锐兴趣的公民，从而有助于一个参与性社会的形成。参与性发展制度的普及，使公民能够通过参与过程，发展和培养其所需要的品质，个人参与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具有参与能力，参与制度就会因为社会拥有参与的能力而存在下去。而参与性能力最恰当的领域，就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或工作场所。⁽¹⁾正如佩特曼所言，社区与工作场所是除国家层次上参与以外最重要的参与领域，换言之，参与式民主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社区居民既是社区建设的参与者，又是社区的受益者。通过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培养他们的社区自治意识和志愿精神，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社区的主人，是社区公共事务自我治理的主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欣迪·斯凯克特使用“新公民资格”(New Citizenship)、“积极的公民资格”(Active Citizenship)和“公民所有者”(Citizen Owners)等概念，来分析现代国家的民主治理状况。积极的公民资格强调，公民不是被动接受管理和服务的消极参与者，他们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具有志愿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动力和能力的人群。在基层社区，志愿者以及志愿者组织的存在及有效运作，特别是它同社区内其他主体，如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其他的非营利组织等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互助和合作的治理结构，它承载着一些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和解决，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构建和运作，同时昭示着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形成和散布。

佩里·K.布兰登指出，善治和信任是相辅相成的：信任孕育了善治，反之亦然。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高度的信任水平会使所有公民受益，特别是少数群体以及那些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们。⁽²⁾而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则是善治的表征，对于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居民获取更为丰富的政治知识而言，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的重要意义似乎不言而喻。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赖斯认为，地方自治是公民获取政治知识的最好的学堂，如布赖斯所言，“地方自治实在是全国民治的最好的训练，因为训练是会把知识变活的”。⁽³⁾现代政治知识都起源于基层的民主自治，地方自治是天生的政治教育学校，“在美国，关于政治制度及其运用的知识很普遍地传播到全体民众方面，这大半是由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及地方报纸公开地讨论政治范围以内的各方面所致”。⁽⁴⁾一般而言，居民政治知识的获取主要有两种重要途径，即通过正规的教育途径和居民志愿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途径。但正规的教育途径(例如学校教育)获取的政治知识相对是很有限的，政治知识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政治知识的获取必须以居民对政治生活的志愿参与为前提。因为影响居民政治参与的因素除了可供选择的参与渠道数量、方便程度、有关信息拥有量外，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居民对志愿参与的态度和信心。居民只有通过参与志愿性的社团组织或者其他自治性或志愿性的政治活动，才可以获得对政治知识更为真切的理解以及对一定政治价值取向的认同，“当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一个特别有危险的问题上盲目地和过分地追求一般观念时，他们可以采取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每天在实践中考察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深入问题的细节，而问题的细节将会使他们发现理论的缺点所在……因此，强迫每一个公民实际参与政府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可以节制人们对于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⁵⁾由此看来，任何政治知识的获取和积累始终离不开社区居民个体志愿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只有通过普遍的志愿参与，方能全面而具体地展示政治生活的所有内容，方能使每个社区居民获得基于自己政治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个体政治知识与政治价值观。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社区居民的志愿和自治精神是培育居民的理性精神和维护居民民主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社区居民的理性精神与民主理念则使居民有足够的理智参与政治生活并做出自己的实质贡献，是居民参与政治生活、获取政治知识的重要前提。因而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理论层面而言，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是居民政治认知的成长与形成的重要的内源性基础与前提。

国内外鲜有学者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政治认知的影响进行分析，只有一些学者对公民参与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过相关研究。例如珍妮·乔布对公民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研究。珍妮·乔布对帕特南关于公民参与社团以及其他的公共活动有助于产生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验证，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来考察四种类型的公民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因变量采用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而自变量则是四种类型的公民参与(即参与私人活动、志愿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参与媒体)。⁽⁶⁾在她看来，公民参与提升了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又催生了政治信任，所以正确的逻辑顺序应是公民参与—社会信任—政治信任，而非先前所认为的公民参与—社会信任—政治效率。英格尔哈特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也对32个国家的“信任”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英格尔哈特指出，以四个国家为例，可以分为三种信任—参与模式，中国属于高信任—低参与型，巴西属于低信任—低参与型，荷兰和瑞士则属于高信任—高参与型。⁽⁷⁾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更为贫乏，笔者曾经做过一些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均来自于2006年5月笔者在南京市所做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在《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一文中，对公民自治精神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得出结论，即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与公民自治精神的充分发育密不可分，而公民的政治知识则主要分解为以下维度来测量：公民对中央领导人的认知，公民对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公民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认知，公民对国外政治知识的认知，公民对我国国家机关基本职能的认知，公民对自身权利与义务的认知，公民对政治符号的认知，公民对民主的认知等。在《媒体信任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影响——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综合考察公民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这五种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在《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一文中，则以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三种信任关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不同影响。⁽⁸⁾

福林威德曾分析了福利国家中公民资格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自足自立的公民、作为好邻居的公民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公民。⁽⁹⁾其中，公民的自足自立精神是最为重要的，是公民作为好邻居和组织参与者的基础条件。而以上理论层面的分析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研究则向我们昭示，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是居民政治认知成长与形成的内源性基础之一。中国历史上，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文化比较盛行，传统文化以忠、孝、盲目服从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种伦理价值标准足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它已经深深渗透到民众的思想深处，因而造成了大批心理畸形的臣民，抑制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臣民文化盛行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伴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也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不断地孕育和成长。社区居民政治认知中最为基础的一个方面就是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而如果从实证层面来考察，当前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发育之现状究竟会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由此根据前文相关的理论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本文试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之一：“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我们从来不认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仅仅是技术或者管理的问题。那种一方面把政府政治和政策制定过程作为价值表达，另一方面把行政作为单纯技术的和价值中立的政策执行的做法是失败的。无论任何人，要研究行政问题，都要涉及价值的研究：任何从事行政实务的人，他实际上都在进行价值的分配。”⁽¹⁰⁾因此，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街头官僚在现代公共行政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其价值偏好严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基准，其与社区居民的互动构成现代政府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呈现出不断递减的状况，居民对基层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度相对于居民对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认知度要低。

研究假设之二：根据前文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本文假设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并由此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产生很大的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度就越高，居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反之亦然。

研究假设之三：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以及居住地区这些居民背景变量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均有一定的影响，并导致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志愿精神在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这些方面发育不均衡。

根据以上的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本文将深入探讨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发育状况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究竟有多大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剖析影响和制约社区居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及深层原因，并进而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阐明提升居民志愿精神对于推进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与政治知识成长的重要意义，探讨促进居民政治认知成长的一般可行性途径。

二、研究设计

总体而言，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的“科学环”研究模式，即从理论研究入手，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推理出研究假设，再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最初的理论和假设。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08年笔者在南京市所做的“‘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两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等距)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第五阶段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再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即抽取每户家庭中生日距8月1号最近的那个人作为调查对象，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本次调查最后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776份，回收率达77.6%；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68份，还有708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70.8%。最终的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N=708)

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比例等均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结构比较接近，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这些公民背景变量为控制变量，以考察这些背景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居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影响。其中，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为定类变量；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与居住时间为定距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主要通过李克特五点式量表来测量，量表中的题目主要是居民对“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增强居民对社区的信赖感和归属感”、“如果社区成立志愿者队伍，我乐于参加”、“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等说法的认同度。使用五点法即“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作为量表中各题的具体选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则通过单项选择题“您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来测量。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指出，现代公共行政是一个由各类型的公共组织纵横联结所构成的网络，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公民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或者公共行政的精神，不仅包括了在一般意义上对公共行政的信任，也包括了在具体意义上对具体的公民和公民团体的承诺与回应。⁽¹¹⁾公民对政府官员的认知可以反映出政府官员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回应以及公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¹²⁾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区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政治认知情况，即测量居民对基层政府官员与高层政府官员的政治认知，即居民对于中共总书记、江苏省省长、南京市市长、区长(县长)、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以及居委会主任(村长)的认知情况。

三、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内在影响之解析

帕特南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与结论》一文中根据对美国各州社会资本存量的测量，绘制了一张关于美国各州社会资本存量的地图，其中用从深到浅的绿色来表示测量的结果，将社会资本存量分为四个等级，即非常高、高、低、非常低。接着帕特南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一系列的图表显示了社会资本存量与公民的宽容与自由意识、公民的平等与法治意识以及公民的和平意识等各方面之间的强相关性，并得出研究结论，即信任、公民志愿精神与互助精神等凝聚而成的社会资本与公民的宽容精神、公民的自由意识、公民的守法意识与和平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密切相关。⁽¹³⁾而纵观民主发展之历程，由洛克奠基，尔后经孟德斯鸠、卢梭以及密尔等学者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丰富和完善的古典民主理论，在20世纪初期受到了精英民主论者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等学者的挑战，20世纪中叶又受到了熊彼特、米尔斯等学者的严厉批判和大量修正，从而形成了当代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然而，经历了最近几十年的民主化之后，人们发现了选举民主与真正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分歧。民主并不等同于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民主的改革必须从基层开始，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和自治参与。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自治活动。而这一观点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来说才是最根本和至关重要的。⁽¹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及其运行必须得到长期的历史孕育的居民志愿精神的支持。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是草根民主形成之基石，草根民主与居民政治知识的真正扎根与最终建成，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居民志愿精神的发展与培养。下面将从实证层面对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发育现状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认知状况的影响进行论证与解析。

首先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分析后可知：(1) KMO抽样适度测定值是0.718＞0.5，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0.001，很合适做因子分析；(2)抽取两个主成分因子，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6.91%，解释效果一般。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第一个公因子基本上支配了“您知道您居住地区的区长(县长)是谁吗？”、“您知道您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是谁吗？”、“您知道您居住地区的居委会主任(村长)是谁吗？”；这类因子代表了社区居民对基层政府官员的政治认知，所以取名为“基层政治认知”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则支配了“您知道现任中共总书记是谁吗？”、“您知道江苏省省长是谁吗？”、“您知道南京市市长是谁吗？”；这类因子代表了居民对高层政府官员的政治认知，故取名为“高层政治认知”因子，如表2所示。

表2　旋转后的因子分析解

弗雷德里克森的“距离悖论”认为，“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政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的和不诚实的”，⁽¹⁵⁾这条悖论反映出基层政府官员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贴切性。接着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量表中各题的均值进行分析，如果居民回答“不知道”则赋值为0分，如果回答“知道”则赋值为1分。从均值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对于中共总书记、江苏省省长与南京市市长的认知度都比较高；而对于区长(县长)、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居委会主任(村长)的认知度则比较低，其中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度是最低的，可见居民对基层政府官员的认知度比较低。基层政府是社情民意的“窗口”，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的最前沿，他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群众对政府的看法和评价，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与互动关系是基层政策回应机制建立的基石。笔者2006年5月在南京市所做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中，曾对南京市居民对区长(县长)的认知度进行调查，分析表明被调查居民对区长(县长)的认知度较低。⁽¹⁶⁾而通过本次调查，依然发现居民对基层政府官员的认知度相对而言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在当前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基层政策回应机制的建构似乎仍然任重而道远。

而社区居民志愿精神成长之现状会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通过比较直观的交互分析，可以初步发现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居民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与居民对其居住地区的区长(县长)的认知情况进行交互分析。经Pearson X²检验可以发现，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这种说法认同度不同的居民，在对其居住地区的区长(县长)的认知情况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对这种说法认同度越高，则认识和知道其居住地区的区长(县长)的比例就越高。因此以上的交互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区长(县长)这一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度也相对越高。

接着再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通过以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分析，分析后可以发现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有较大的影响。鉴于篇幅所限，这里仅通过Logistic回归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高层政治认知因子中的南京市市长以及基层政治认知因子中的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

以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居民对南京市市长的认知情况为因变量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说法，居民回答“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编码为0，回答“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编码为1。而因变量居民对于南京市市长的认知情况，则将“不知道”的编码为0，“知道”的编码为1，回归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南京市市长认知之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a参照变量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说法

b参照变量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

c参照变量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种说法

由表3可知，回归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271.009，P=0.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640.018，Cox＆Snell R²为0.324，而由Nagelkerke R²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44.3%，这说明自变量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因变量居民对南京市市长的认知的解释力较强。正确预测百分比(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为80.2%。

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对“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居民，其知道南京市市长的发生比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2.92倍与5.85倍。接着，对“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使社区生活更加美好”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居民，其知道南京市市长的发生比则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3.377倍与6.506倍。最后，对“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行善助人，为他人带来好处”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居民，其知道南京市市长的发生比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3.042倍与2.298倍。居民对“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等各种说法的观点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均能反映出社区居民的志愿与自治精神，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南京市市长的认知度也越高。

再接着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即以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居民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这里还是将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如果社区成立志愿者队伍，我乐于参加”这种说法，回答“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编码为0，回答“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编码为1。而因变量居民对于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则将“不知道”的编码为0，“知道”的编码为1，回归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街道办

主任(乡镇镇长)认知之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

a参照变量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如果社区成立志愿者队伍，我乐于参加”这种说法

b参照变量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这种说法

c参照变量为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如果社区的一项公益活动需要大家捐助一些钱，我会毫不犹豫地捐助”这种说法

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119.583，P=0.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651.929，Cox＆Snell R²为0.157，而由Nagelkerke R²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23.5%。正确预测百分比(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为78.6%。

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对“如果社区成立志愿者队伍，我乐于参加”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居民，其知道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发生比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2.306倍。接着，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与“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居民，其知道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发生比分别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2.695倍与2.638倍。最后，对“如果社区的一项公益活动需要大家捐助一些钱，我会毫不犹豫地捐助”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居民，其知道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发生比则是“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的2.354倍。居民对“如果社区成立志愿者队伍，我乐于参加”等各种说法的看法也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区居民的志愿与自治精神，因此以上的分析进一步表明，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度也越高。

吉姆里卡指出，在各领域都在多元化的时代，现代民主国家的健康和稳定

不仅依赖于其基本制度的正义，还依赖于公民的品质和精神，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用程序—制度的机制来制衡自利是不够的，还需要某种程度的公民德性和公共精神。没有这一点，民主国家就难以治理，甚至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¹⁷⁾前文的Logistic回归分析向我们昭示，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有较大的影响，社区居民政治认知的成长有赖于居民志愿精神的充分发育。而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成长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下文将对影响社区居民志愿精神成长与发育的各种因素进行剖析，以找出对社区居民志愿精神产生影响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

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是社区居民志愿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因此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即以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其中“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的编码为0，“比较愿意或很愿意”的编码为1，其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之意愿的背景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a参照类别为男性b参照类别为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c参照类别为中共党员d参照类别为城区

由表5可知，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231.598，P=0.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728.332，Cox＆Snell R²为0.28，由Nagelkerke R²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37.7%。正确预测百分比(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为76.1.%。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文化程度、月收入、离退休人员的Wald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在所有自变量中，这几个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月收

入每增加1000元，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发生比就增加0.304倍，即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级别，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发生比则增加0.238倍，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而在不同的职业的居民中，离退休人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发生比是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的4.209倍。因此在各种居民背景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与职业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月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也越高，而离退休人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相对于党政机关干部而言比较高。

四、研究结论、对研究假设的验证与研究局限

政治认知是政治信任中最为基础也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如哈丁所言，信任首先是一个认知概念，信任(或不信任)他者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我们拥有关于他者的相关知识。在哈丁看来，现代社会正在变得日益复杂并且充满了风险，公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掌握关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必要知识和信息，因而信任政府基本上是“不可取的”。⁽¹⁸⁾社区居民对于各级政府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政府领导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对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互动与草根民主的成长形成了极大的阻碍，而社区居民的认知能力则深受居民志愿精神的影响。当代新共和主义对现代公民身份的关注向我们昭示，健全与稳定的现代民主政治不能仅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公民的精神、美德。如金里卡所言：他们的身份感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潜在竞争的其他民族、地区、种族或宗教的身份；他们对不同于自己的他人予以宽容和共事的能力；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他们在自己的经济需求上以及影响他们健康的环境的其他个人选择上表现自我约束和实施个人责任的愿望，如果没有具有以上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步履维艰甚至产生动摇。⁽¹⁹⁾金里卡认为，帕特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关注公民美德与公民精神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公民的美德与公民精神是对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补充，而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则是公民美德与公民精神的精髓。以上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的影响以及影响和制约社区居民志愿精神成长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归纳本部分的研究结论以及对前述研究假设的验证：

研究假设之一认为，根据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社区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呈现出不断递减的状况。首先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量表进行因子分析，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即“基层政治认知”因子与“高层政治认知”因子。而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量表的均值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对于中共总书记、江苏省省长与南京市市长的认知度都比较高，而对于区长(县长)、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居委会主任(村长)的认知度则比较低，其中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度是最低的，可见居民对基层政府官员的认知度比较低。基层政府履行的是政府职能，代表的是政府形象，在体现政府为民服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居民对基层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对于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回应以及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形成了极大的阻滞。

研究假设之二认为，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并由此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产生很大的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度就越高，居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反之则亦然。而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通过比较直观的交互分析，可以初步发现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居民对“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与居民对其居住地区的区长(县长)的认知情况进行交互分析。分析后可以发现对这种说法的认同度越高，则认识和知道其居住地区的区长(县长)的比例就越高。因此以上的交互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度也相对越高。

接着再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通过对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进行Logistic分析后可以发现，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情况有较大的影响。鉴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仅通过Logistic回归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南京市市长以及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先，以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居民对南京市市长的认知情况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南京市市长的认知度也越高。

其次，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对居民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即以居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各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居民对街道办主任(乡镇镇长)的认知情况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上的分析也表明，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认知度也越高。以上的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之一，即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越强，则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度就越高，因而居民的政治知识也相对越丰富，反之亦然。

研究假设之三认为，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以及居住地区这些背景变量对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均有一定的影响，并导致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志愿精神在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这些方面发育不均衡。而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成长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回归模型表明，在各种居民背景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与职业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月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也越高，而离退休人员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相对于党政机关干部而言比较高。这和研究假设之三有差异，因为在本研究中，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以及居住地区这些居民背景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成长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发挥着居民政治认知内源性基础的作用。今后对于南京市政府而言，必须特别关注影响社区居民志愿精神成长中的各种重要的居民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月收入以及不同职业的居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居民自治意识与志愿精神的政策。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社区自治尤其是郊县地区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建设，要使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由“政府推动”逐渐转向“市民自主”、“村民自主”，由“政府给公民权利”转向“还权于民”，真正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只有使居民树立起这样的自信心和价值理念，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实践，居民才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社区居民的这种自治与志愿精神正是政治认知成长的力量与源泉，居民志愿精神与自治意识赋予居民个人自由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又要求居民确立相应的责任感、规则意识和义务意识，从而凝聚成居民政治认知成长的动力和纽带。⁽²⁰⁾

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自20世纪以来人们便开始了对民主的孜孜不倦的美好追求，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似乎进展较为缓慢，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培育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草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其历程必将遥远而漫长。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者具有足够的耐心和热心，开展包括社区志愿者骨干培训、典型引导、专题研讨、专家咨询、媒体宣传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政府应当积极支持社区志愿者组织的活动，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和政策供给，改变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社区工作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而通过培育社区居民的志愿和自治精神，可以让居民相信自己有自治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能对各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作出贡献。居民只有拥有上述自信，才会乐于参与政治，并在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拥有学习和交流政治知识与信息的同等机会，自由、平等、理性地参与对政治知识的公共协商与讨论。托克维尔早年就曾说过，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²¹⁾重温托克维尔，我们似乎也有充足的理由诘问：随着社区居民志愿精神的不断成长，居民政治知识的增长岂能止步不前？

任何一项研究均有其局限性，本研究也不例外。本研究只是对南京市城乡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南京市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甚至不能代表江苏省的情况。特别是南京作为中国的领先城市，与综合实力相对薄弱、城市规模相对较小、所处地域相对偏远的城市相比，其社区居民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可以感受更丰富政治文化的侵入、接触更多元文化的撞击，也有更多样的政治生活体验，因而南京市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的政治认知情况理应与这座城市一样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与研究结果对全国其他城市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政治认知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并且虽然这个地区对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它不应被过于夸大，保持对研究结果的谨慎态度是必要的。所以，对本研究结果的外在效度的证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今后的研究中，仍希望可以通过扩大调研城市的数量和异质性，比如选择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不同城市作为代表，进一步对中国不同城市的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政治认知的成长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测量和分析。

(原载《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0期)

【注释】

(1)［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8-9.

(2)Peri K.Blind：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Emerging Issues［J］，7th Global Forum on Reinventing Government 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 26-29 June 2007，Vienna，Austria.

(3)［英］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M］.张慰慈，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80．

(4)［英］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M］.张慰慈，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624．

(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36．

(6)Jenny Job.How is trust in government created？It begins at home，but ends in the parliament［J］.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2005，6(1)：1-23．

(7)Martin Paldam.Social Capital：One or Many？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14(5)．

(8)参见笔者的拙文《公民自治精神与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8年第10期；《媒体信任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影响研究——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江淮论坛》，2008年第2期；《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9)Robert K.Fullinwirer.Citizenship and Welfare［M］．Amy Gutmann ed.，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261-278．

(10)［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2.

(11)［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

(12)梁莹.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研究——基于实证层面的探析［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2)：67．

(13)Robert D.Putnam.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J］.ISUMA，Volume 2 No1.Spring 2001.

(14)［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15)［美］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

(16)梁莹.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研究——基于实证层面的探析［J］.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2)：68．

(17)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M］．Gershon Shafir ed，.The Citizenship Debates-A Reader［M］．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169．

(18)Russell Hardin.Trust in Government，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ret Levi.Trust and Governance［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pp9-11.

(19)［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12.

(20)梁莹.志愿精神成长中的草根民主［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8(5)： 70.

(2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