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

(一)高新技术的融合化趋势

产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历来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基础性研究,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技术;二是通过技术融合,将现有的不同的技术集成为新型的技术。前一种途径要求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较大的科研投资、较长的开发周期,对比之下,后一种途径则投资少、见效快。

融合就是创造,是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特点和趋势。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要想发明一个替代性技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只有综合已有的各家或各种技术之所长为我所用,才能开发出新产品,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综合就是创造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科技创新,开发出了许多新产品,使其在很短的时间内技术上取得了优势,经济上取得了繁荣。如日本本田公司是靠摩托车起家的,其发展所依靠的正是综合各家技术之所长,为我所用。1952年本田组成考察小组,走遍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花费了几百万美元,引进了几十种最新摩托车发动机样机,回国后进行解剖、分析和综合研究,博采各家技术之优势,成功设计出本田发动机,经过上百次试验,研制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装配成世界一流的摩托车,仅用了3年时间就占领了国际市场。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总指挥韦伯讲:“阿波罗计划中没有一项新发明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都是现成技术的运用,关键在于综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电产品之所以能够畅销国内外,电脑产品之所以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靠综合各家技术的结果。因此,综合已有各项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已成为当代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和趋势,而且,这一特点和趋势在今后的技术发展中仍将凸显出来。

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大加强了技术融合的趋势,从而加快了产业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高渗透性,正如西方的一些高新技术专家们指出:“高新技术并不是只有特定的产业和企业才享有使用特权的技术,它是一种具有通用性和高扩散性的技术。”日本产业界的人士指出,当今人类社会正生活在一个“围墙下沉的时代”:从经济领域来说,国家之间的围墙在下沉,促进了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和经济集团不断发展;从技术领域来说,行业间的围墙在下沉,加快了技术的跨行业发展,即技术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比如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其应用的范围可以说是无限的,工业、农业、办公室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都是融合了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结果。

高新技术融合大大地推动了产业技术向高水平、高层次发展。凡是进入成熟期的技术或产品,如能在本行业现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加快吸收和融合其他行业中出现的高新技术,就可能开拓新的产业技术和开发新的产品系列。

(二)科技管理的宏观化趋势

创新战略成为引导国家发展的重要指针。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直接反映该企业、该地区、该国家的科技与经济能力及水平。注视全球科技进程,研究制定创新战略、策略及政策是不容忽视的大事,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制定和完善国家创新战略,以创新战略作为引导国家发展的重要指针。近几年来,科技工作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空前重视。政府首脑亲自过问科技工作,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趋势。

政府对科技工作一向采取不干预态度的美国,近几年来在政策上有明显的变化,不断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宏观调控。1991年3月美国发表的《美国国家关键技术研究报告》,提出了22项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技术,1995年3月又发表了一份同样性质的报告,提出了27项关键技术,其目的都在于对美国技术发展方向与重点进行引导。1993年11月,美国宣布成立国家科技创新委员会,克林顿总统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副总统、内阁主要的部长、航天局长、环保局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等。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科技预算的分配。

此后,许多国家都相继进行政策调整,加强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首脑亲自过问科技事务。1994年,印度成立了由总理担任主席的内阁科技委员会,旨在对印度的科技、工业、农业部门的政策、计划和研究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同年,埃及也成立了由总理任主席、两位副总理任副主席和9位部长任委员的内阁科技最高委员会,负责制订全国科技规划以及支持、协调规划的实施。匈牙利成立了由总理任主席的科技政策咨询委员会,凡重大科技问题先由该委员会讨论,再提交政府决策。澳大利亚设立了直属总理领导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委员会。英国成立了由科技部长代表首相担任主席的政府高级科技顾问机构一一科技理事会。1995年,政府首脑直接过问科技事务的趋势仍在继续发展。俄罗斯宣布成立由总统任主席的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和由总理任主席的政府科技政策委员会,德国成立了由总理挂帅的研究、技术与创新委员会,巴西也决定设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科技创新委员会,等等。

(三)研究、开发与生产一体化趋势

研究—发展—生产成为完整的创新链的必须环节。长期以来,R&.D(研究与发展)活动被公认为创新,其后的P(Production,生产)即产业化过程往往被忽视。在日益讲求创新绩效的今天,创新的终端目标是市场回报,若不通过生产环节就无法实现全部创新目标。完整的创新过程应包括研究、发展和生产三大环节,创新的完整表述是R&D&P。

从历史上来看,以技术革命为先导而触发的产业革命,在时代上、空间上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孕育、发展和转移的过程,从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从某个产业向其他产业逐步转移和扩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这场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革命,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技术的发展及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速度愈来愈快,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同步发展。具体地说,在时间上,从技术开发到产业化周期日趋缩短,甚至是同步化;在空间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世界范围的科技竞争的浪潮之中。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产品更新换代快;二是产品价格随着产品产量的提高而迅速下降。因此,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何高新技术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先于竞争对手开发出“人无我有”的新产品来,而且要有强大的持续的研究与开发“后劲”能够不断地先于竞争对手拿出更新换代的新产品来,并且迅速实现规模化生产。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研究、开发与生产一体化,加快产品从研究、开发到产业的进程。

1991年3月,美国发表的《美国国家关键技术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发现、研制和推广必须实现一体化,必须将它们看作是齐头并进的而非依次前进的活动。”该报告还特别指出,“日益增多的情况是,成功的企业不一定就是最新的科技创新的发现者和研制者,而是能够将产品最迅速地投入市场的强者。”日本对于研究、开发与生产一体化,也一向十分重视。例如:我们经常说的“研究与开发”,西方的文献中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写作“R&D”。近些年来,日本的一些文献中已经不用“R&D”而是写“R&P”,P就是Production(生产)。也就是说,要把研究、开发与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研究与开发工作同生产具体的产品结合起来,才会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4]

(四)风险资金投入的扩大化趋势

现代高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发展越来越依靠于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撑。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就研发项目的决策而言,尽管在研究开发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可预测的变量,具有一定的高风险性。这种高风险主要表现在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成败机率的随机性以及投资回报、见效的波动性和市场竞争态势的变动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高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业仍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风险投资家、金融资本家、大企业集团、政府部门和个人投资家等,筹集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基金,投入到那些具有很大潜能和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技术研发机构和企业,以期得到高额的收益和回报。这在客观上对高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世界上许多高科技企业,如Apple、IBM、Intel等公司,都是在风险投资基金的推动下成长为世界巨型企业的。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用于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风险基金已有数千亿美元,这些风险投资基金正支撑和推动着高新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发展。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即政府资助、个人投资、银行贷款、企业投资、利用外资等,建立起多元投资主体的风险资金融资体系,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把金融资本与企业、研发机构和高校结合起来,则成为当代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趋势。

(五)科技创新的系统网络化趋势

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是一种从基础研究开始,经过应用研究,再到对产品的构思、设计、开发、研制和生产,直至市场销售为止的一种单向的线性模式。这种科技创新模式自19世纪中叶电磁理论产生以来一直沿用至今,仍不失其应有的价值。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维纳创立的控制论,科技创新的环形回路模式也就应运而生。这种模式是在线性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特点是把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信息,通过反馈回路及时反馈到生产者、设计者或决策层,以便根据市场的需求、建议或意见等信息,而随时调整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这种创新模式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实用的模式,在企业内部大都采用这种模式。但它仅把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局限在企业与市场之间,而忽略了其他环境因素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著名科技创新理论专家弗里曼在对英国、德国、美国,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实际上主要是指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要领先,经济要发展,仅靠企业内部的科技创新和市场拉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国家的参与,要有一个国家的创新系统和战略。进入90年代后,欧美、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学术群体广泛开展了对国家(或企业)科技创新系统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系统,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还应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信息中介机构及基础设施等;从内容上不仅有知识创新、科技创新,还必须包括制度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等。这就基本上为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从内容到载体上确定了系统的边界范围。科技创新的这种系统网络模式,已成为当代科技创新的最新模式,它主要强调国家政府部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科技创新的系统性。它认为,国家(或企业)科技创新系统是由许多相关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只有这些要素之间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才能在整体水平上产生出新质,即产生出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从而推动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当代科技创新模式的这种系统网络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线性的或环形回路的模式。事实上,传统的线性模式和环形回路模式在现代的系统网络模式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

(六)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可持续发展成为科技创新的基本使命。历史上许多创新成果的取得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全球的人口剧增和自然资源枯竭,迫使新的创新活动及其成果应用必须以不损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切实保证地球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美好未来已成为一切科技创新的基本使命。

21世纪将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居住、自然生态环境和有关远程诊断监护、治疗、手术、康复、保健方面的技术。综合智能大厦、智能家庭办公系统技术,以及生态环境与治理技术等,将得到长足发展。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是自身学习的时代,远程教育技术、智能电子出版虚拟影视制作技术、高质的多维数字声响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创新及普及。以信息、生物纳米为代表的21世纪的技术发展,将引发生态安全、生命与健康安全、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问题和技术伦理道德的挑战,可能带来新的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能成为强权和国际犯罪集团的工具。因此,21世纪技术发展不仅需要弘扬科学精神,还要弘扬与发展人文精神,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共享、分享人类技术的新成果和建立并完善共同的道德标准与法制理念。这样才能使技术发展避免可能的、空前的负面影响,才能缩小数字和知识鸿沟,才能使科技创新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