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偏高，劳动力相对缺乏

二、年龄结构偏高，劳动力相对缺乏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医疗卫生水平的持续提高，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逐步体现，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面对中国老龄化态势日益突出的严峻挑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44]在国内学术界，也有的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尖锐指出：“现阶段，农村养老陷于困境。首先，当今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经济实力还无法承受如此大规模的老龄化人口，靠国家来解决全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不现实的。其次，大部分地方财政是吃饭财政，自身都要靠上级拨款，靠其养老也行不通。……最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至于农民个人，不管是纯农民、失地农民还是农民工都面临着年收入较少，养育下一代，再对老年人养老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45]当然，由于年龄结构偏高和劳动力相对缺乏所带来的农村养老问题仅仅是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诸多难题中的一个方面，中国农村性别是赣南农村地区的大多数贫困家庭还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生活压力。

从静态结构层面上来讲，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在人口分布上呈现出年龄结构“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的态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人口数量上，2011年赣南地区“全市户籍总人口为918.2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99万人”^[46]；在人口结构上，赣南地区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社会特征（如图4-11所示）。从更为宏观的中国经济整体增量变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具体微观层面上来看，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大多处于经济建设、教育培训、文化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边缘地带，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关配套体制机制比例极不健全。同时，由于残疾人口、丧失劳动力人口、老年人口和幼龄儿童人口比重较高，导致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相对缺乏，再加上赣南农村丧失劳动力人口比例偏高、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导致贫困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封建价值观念根深蒂固。此外，由于地方基层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贫困群众对疾病防控意识观念的相对落后，导致贫困农村部分残疾儿童的出生，给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极个别地方甚至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

从动态发展的层面上来看，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存在着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相对缺乏的严峻态势，而且在赣南地区乡村人口数量迅速增加的过程中，这种矛盾更加凸显出来。近年来，赣南农村地区乡村人口体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47]（如图4-12所示），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随着近年来赣南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生儿夭折、残疾儿童出生等消极现象发生数量呈现出大幅度降低的态势，老年人疾病治愈率及平均寿命明显上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由于子女教育、医疗费用等方面开支的增加，赣南贫困地区农村因病致返贫、因学致贫返贫的农村家庭不在少数。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农民涌向发达沿海城市，但是，在贫困农村却出现了农村居民“回流”现象。农村人口特别是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居民，即便是在移民扶贫政策下转移到新的农村务农或者到城市就业，由于自身发展能力所限，再加上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父母养老负担过重等因素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会返回乡村。因此，从整体层面上来看，赣南地区乡村总人口数量上近年来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2012年11月3日发布的《2012中国社会蓝皮书》中曾经强调指出，中国城镇化人口已经超过50%，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而且中国每天正以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赣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也在迅猛地推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赣南地区却存在着农村人口城镇化比例较低且城镇化发展质量偏低等问题。

图4-11　2011年赣州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图4-12　赣州乡村总人口2005—2010年变化趋势（单位：人）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认为农村大多数家庭生活最大压力来自于哪方面”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13所示：

选择“子女教育”（选项一）的人数共计178人，占全体总数的24.90%；男性有1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3.95%；女性有4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75%；书记有3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32%；党员有6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0.22%；群众有8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09%；学生有5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32%。

选择“住房问题”（选项二）的人数共计58人，占全体总数的8.11%；男性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79%；女性有2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86%；书记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02%；党员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11%；群众有2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43%；学生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71%。

选择“收入偏低”（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46人，占全体总数的34.41%；男性19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8.32%；女性有5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46%；书记有5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4.74%；党员有7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00%；群众有7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61%；学生有1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7.25%。

选择“医疗困难”（选项四）的人数共计90人，占全体总数的12.59%；男性有5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98%；女性有26人，占该群体总数18.44%；书记有1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53%；党员有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22%；群众有2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57%；学生有3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75%。

选择“养老问题”（选项五）的人数共计54人，占全体总数的7.55%；男性有2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99%；女性有2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15%；书记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26%；党员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6%；群众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96%；学生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45%。

选择“家庭负担重”（选项六）的人数共计172人，占全体总数的24.06%；男性10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56%；女性有5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9.72%；书记有3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33%；党员有7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33%；群众有4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87%；学生有7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5.16%。

选择“其他因素”（选项七）的人数共计17人，占全体总数的2.38%；男性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0%；女性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7.80%；书记有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8%；党员有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44%；群众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30%；学生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3%。

选择“说不清楚”（选项八）的人数共计38人，占全体总数的5.31%；男性有2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19%；女性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2.13%；书记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党员有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22%；群众有7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61%；学生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9%。

图4-13

在实地调查与个案访谈中我们发现，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对“家庭生活压力”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会造成选择效果上的巨大差异。为减少问卷调查中的概念理解偏差和避免调查结果失真，笔者带领调研组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做了大量的个案访谈工作，根据赣南地区村民集中反映的问题，提炼出几个较为集中的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形成了以上“八项”赣南农村居民描述较为集中的选项。虽然，有的选项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和交叉，但是，却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当地村民对生活压力来源的理解。针对于“农村家庭生活最大压力源”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整体层面上来看，选项排在前五位从多到少依次为“收入偏低”、“子女教育”、“家庭负担重”、“医疗困难”、“住房问题”；从村支书的层面上来看，选项排在前三位从多到少依次为“收入偏低”、“家庭负担重”、“子女教育”，并且在选项上相对集中；从普通党员的层面上来看，选项排在前三位从多到少依次为“家庭负担重”、“收入偏低”、“子女教育”，并且在选项数量上均为30%左右；从农村女性群体的层面上来看，选项排在前三位从多到少依次为“家庭负担重”、“收入偏低”、“子女教育”，并且在选项数量上均为35%左右；从群众的层面上来看，选择最多的是“子女教育”，其次是“收入偏低”和“说不清楚”并列第二，特别是“说不清楚”这一选项，明显高于其他被调查群体选项。通过农村家庭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有一部分群众选择了“说不清楚”，当追问为什么“说不清楚”时，很多村民不愿意多说，有的甚至说“这些选项全选了也有说不完压力”、“人情往来”、“丧葬嫁娶”、“置办家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等等。无论原因如何，这些回答都共同表现出农村贫困家庭经济的基础较为脆弱，极易受到外来因素影响致贫返贫，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很容易使赣南农村地区的贫困居民陷入贫困。为增加经济收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教育、培训欠缺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弱势，导致同工不同酬等现象时有发生，进而导致大部分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与家庭负担等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贫困家庭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同时这也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制约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