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资源方面，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存在多方面的劣势

三、发展资源方面，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存在多方面的劣势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在经济发展、政治权利、社会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存在着发展资源极为缺乏的严峻态势。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事业，曾经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从农村扶贫开发实践来看，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缺乏必要的市场经济观念和方法，突出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反贫困中短期化行为突出，低效率、寻租现象明显，甚至一些地方领导是从本级政府的利益出发，以尽快的创造政绩为标准，不顾实际地搞一些扶贫项目，造成许多‘无用工程’、‘半拉子工程’，造成极大的浪费。或在反贫困中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那一套，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缺乏必要的市场经济观念和方法，难以把握贫困地区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机理，并因势利导，从而使扶贫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一味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致使大量脱贫人口返贫。”^[25]根据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实地调研情况，笔者以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在发展资源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劣势，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个体发展资源上，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过度依赖市场配置资源的现象，并且由于地方基层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不足而引发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推进脱贫致富绿色崛起、实现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最大的“资本”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然而，在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经济的过程中，农业却成为低效劳动。有学者曾经针对赣南90村农户的职业劳作情况进行调查：“总体上，从事农业的占75.7%，家务或不干活占7.27%，摊点零售占6.12%，工厂做工占3.47%，当村干部或企业管理和教师职业各占1.82%；另有煤矿或搬运粗活、公司经营、建筑工人、医技等职业者，比重均不足1%。”^[26]由于农村贫困地区贫困家庭负担偏重、劳动力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偏差，致使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村民，无论在当地务农还是转移到较为富裕的地区从事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的工作，大多数群体都是从事以低酬劳、低效率、高耗时等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同工不同酬”等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贫困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深刻影响到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对你的家庭收入满意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5所示：

选择“非常满意”（选项一）的人数共计41人，占全体总数的5.73%；男性有3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59%；女性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76%；书记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02%；党员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2%；群众有1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39%；学生有1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5.88%。

选择“比较满意”（选项二）的人数共计214人，占全体总数的29.93%；男性有14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9.34%；女性有2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86%；书记有4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2.11%；党员有8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44%；群众有5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78%；学生有10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33%。

选择“一般情况”（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70人，占全体总数的37.76%；男性20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0.92%；女性有5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1.13%；书记有3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32%；党员有9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0.44%；群众有9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0.43%；学生有10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3.00%。

选择“不太满意”（选项四）的人数共计179人，占全体总数的25.03%；男性有14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75%；女性有39人，占该群体总数27.66%；书记有2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81%；党员有4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56%；群众有6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52%；学生有8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12%。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五）的人数共计11人，占全体总数的1.54%；男性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40%；女性有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6.38%；书记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党员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33%；群众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87%；学生有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65%。

图4-5

以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客观经济收入水平”和“主观个体期待值”的不同，赣南农村地区居民对“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例如，村支书对自己的收入状况大多数表示“比较满意”，而在农村女性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收入情况表示“不太清楚”。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个案访谈资料显示，赣南农村贫困地区部分妇女全职从事家务劳动，这些留守妇女群体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更能切身体会到家庭收入对生活水平的影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7]因此，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中，必须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扶贫项目开发、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等多种方式切实增加农村贫困居民的收入水平。

第二，在农村发展社会资源上，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权力配置资源”的现象，既危害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有效运行，也影响了赣南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以及农村贫困地区的振兴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救济式”扶贫模式在解决人民温饱、消除贫困危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开发式”扶贫，随着扶贫项目的逐步推进，逐渐形成了农村减贫过程中由于过滤效应产生的难以消化的“内核”。当前，赣南农村贫困村民大多数都是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特困群体，仅仅通过贫困村民“自力更生”等单一的方式，很难实现脱贫致富走向小康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获得政策、资金、项目等稀缺资源，是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前提条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让这些地区‘拔穷根’，必须‘输血’与‘造血’并行，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支持不可缺少。但现实情况是，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金融的盲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基础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民贷款难、贷款贵，没有发展的本钱。”^[28]也有的学者强调指出：“贫困地区经济运行的组织者主要是县乡政府，中国的扶贫活动本质上也是政府的行为。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选择的受援单位是贫困县，县级政府则将这些援助通过乡村两级干部传递给贫困户。”^[29]现阶段，面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难以消化的“内核”，仅仅依靠农村自身或地方基层政府的单方面力量，很难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虽然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要求的减贫模式。然而，在统筹农村减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特别是在农村基层政权运用扶贫资源上，存在着一定的目标瞄准的靶心偏差，进而导致农村减贫政策“走样”，效果不佳，严重影响到赣南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与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振兴发展。在推进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非贫困县”、“非贫困乡”、“非贫困村”，致使部分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的“非贫困人口”占用了农村“真正”贫困人口的扶贫资源。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扶贫开发中条块分割、机构重叠、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导致扶贫资金使用责权分离、各行其是、互不匹配，资金效益不高；国家、地方和部门扶贫项目资金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项目配置不切实际、重点不突出、到户率低，绝大多数贫困县扶贫资金投入重工轻农、重大轻小、重富县轻富民、重争取轻管理、使用效率极差。”^[30]因此，在中国农村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资金“逐利”趋势的影响下，在政策执行与权力运行的“偏差”、“走样”中，中国农村的减贫工作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为更加有效地瞄准农村贫困人口目标靶向，必须形成较为合理的贫困人口管理、筛选、甄别体制机制。因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扶贫资源运用的实效。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您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情况满意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6所示：

图4-6

选择“非常满意”（选项一）的人数共计76人，占全体总数的10.63%；男性有6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2.38%；女性有1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80%；书记有1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5.79%；党员有1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44%；群众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13%；学生有3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46%。

选择“比较满意”（选项二）的人数共计274人，占全体总数的38.32%；男性有18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33%；女性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92%；书记有4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96%；党员有10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6.67%；群众有8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8.70%；学生有12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0.85%。

选择“一般情况”（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59人，占全体总数的36.22%；男性19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8.72%；女性有4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62%；书记有3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9.82%；党员有7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44%；群众有8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78%；学生有9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2.35%。

选择“不太满意”（选项四）的人数共计86人，占全体总数的12.03%；男性有5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0.98%；女性有29人，占该群体总数20.57%；书记有1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04%；党员有1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44%；群众有3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4.78%；学生有4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3.73%。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五）的人数共计20人，占全体总数的2.80%；男性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0%；女性有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10%；书记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39%；党员有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00%；群众有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1%；学生有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1%。

以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赣南农村被调查居民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比较满意”、“一般情况”两个选项上。当然，也有一部分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情况的评价是“不太满意”，尤其是农村女性群体，更能切身感受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不足。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支撑，是维护农村贫困居民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31]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层面上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开始积极探索“农村扶贫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相互契合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决策导向带来的政策倾斜以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认识存在误区，在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实施以及农村扶贫资金等具体实践操作层面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如有的学者所深刻指出的那样：“跑扶贫口这些年来，最痛心疾首的是扶贫工作在一些地方被边缘化，因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基础差，不容易出政绩。很多地方领导对扶贫工作不太重视，流于年底送温暖等形式，很多地方几十年扶贫办主任就没当上过副县长，扶贫办人数也很少，扶贫干部积极性不高。因此，最急需、最重要的还是转变观念，应该自上而下树立扶贫是最大的民生这一理念，尽快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补上。”^[32]

第三，从农村文化发展资源层面上来看，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传统思想支配当下生活”的现象，同时，这也从价值观念层面上束缚了赣南农村贫困人口的思维模式，致使贫困农村消极“贫困亚文化”盛行，“等”、“靠”、“要”等不良思想观念持续蔓延。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有许多学者持“贫困文化”与“贫困发生”之间存在深层次内在联系的观点。早在1972年6月29日，曾任英国保守党政府社会服务大臣的基斯·约瑟夫（Keith Joseph）就曾经强调指出：“穷人家庭的父母行为不当、缺乏动机，以及家庭和社区的环境不良对下一代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上一代人的一些观念和行为内化到下一代人的价值体系中，从而使下一代也容易陷入贫困。贫困文化概念的引用在政策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制定反贫困政策时，应注意从文化角度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束缚。”^[33]思想是行为的先导，由于“贫困亚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导致农村贫困人口在行为上很难鼓起勇气、积极争取、摆脱贫困。

根据笔者在赣南农村的调查统计数据，对于“您对农村文化建设情况满意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如图4-7所示：

图4-7

选择“非常满意”（选项一）的人数共计58人，占全体总数的8.11%；男性有4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8.98%；女性有5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5%；书记有2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54%；党员有2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9.33%；群众有1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39%；学生有2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7.84%。

选择“比较满意”（选项二）的人数共计184人，占全体总数的25.73%；男性有14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9.54%；女性有3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4.11%；书记有3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19%；党员有7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4.67%；群众有6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7.39%；学生有92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0.07%。

选择“一般情况”（选项三）的人数共计291人，占全体总数的40.70%；男性21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2.71%；女性有61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3.26%；书记有36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58%；党员有79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5.11%；群众有9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42.61%；学生有11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6.93%。

选择“不太满意”（选项四）的人数共计154人，占全体总数的21.54%；男性有8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6.77%；女性有41人，占该群体总数29.08%；书记有2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1.05%；党员有4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78%；群众有48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0.87%；学生有7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88%。

选择“不太清楚”（选项五）的人数共计28人，占全体总数的3.92%；男性1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99%；女性有0人，占该群体总数的0%；书记有3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63%；党员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3.11%；群众有4人，占该群体总数的1.74%；学生有7人，占该群体总数的2.29%。

以上统计数据显示，在赣南农村被调查居民中，大部分居民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评价是“一般情况”，当然，也有一部分群体对这一问题表示“不太满意”。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农村居民的基本判断，构成了在美丽中国视野下推进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具体实践的现实基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精神家园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对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党和政府各级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正如2012年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34]正所谓“致贫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人先扶志”，然而，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存在着传统的“重农轻商”等“小农意识”、“不求进取”等消极心理、“自给自足”等封闭思想，严重危害了赣南农村贫困地区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丧失了积极进取、真闯实干的客家传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技能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进程的全面推进，进而深刻影响到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与绿色崛起。有的学者曾经强调指出：中国农村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能通过经济发展的红利一并解决的，贫困的关键在于缺乏“进取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生活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强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能力较差，安于现状，乐于守成等方面。”^[35]因此，消极“贫困亚文化”的持续蔓延，严重影响了赣南地区贫困村民积极进取、勇于奋斗等积极因素“正能量”的发挥，同时，这也成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推进赣南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振兴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