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

一、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以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随着新的利益格局的建立和新的利益分配主体的出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和控制权的失衡，必然会引发社会结构的激烈调整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分层和利益群体。均衡的社会利益表达需要在政治系统内为利益表达主体提供制度化的表达渠道，使利益表达行为得以完成。目前，我国的不同的利益主体所拥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各不相同，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影响力。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转型期社会中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是实现他们自身利益救济的重要保障，因此，一旦这种制度化表达渠道阻塞抑或低效之时，就极易因利益矛盾冲突的加剧而引发各类群体性事件。在这方面，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分析案例。

在山城重庆市，主城区范围内合法营运的出租车总共有8000多辆，其中800余辆出租车属私人拥有权证外，其余车辆的运营许可证均为公司所有。另据不完全统计，不具有运营许可证的非法出租车（亦称“黑车”）达上千辆，对此，广大合法营运的出租车司机极为不满，埋怨政府打击黑车不力。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长期反映的问题还包括收入低、加气难、费用高、罚款多等，但由于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适宜的解决，最终酿成持续近两天的全城罢运，给城市交通、市民出行造成严重影响。

2009年10月底，在重庆市出租车司机中开始传出“11月3日要罢运”的消息。罢运消息通过传单、网络、车载电台等形式，在各个出租车公司的承包车主和司机之间迅速传开。一些天然气加气站、饭馆、出租车座套定点换洗处的墙上都贴了罢运告示，晚上还有人发传单，号召11月3日罢运。⁽⁴⁾

2008年11月3日是星期一，一早起来上班的重庆市民们发现，原来满大街跑着的出租车几乎全都不见了；偶见几辆呼啸而过，也关闭了显示“空车”的指示灯，空驶拒载。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2万多名出租车司机在行动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以一种“无言”的方式宣布集体罢运。一场震惊全国、并随后引发连锁反应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在山城发生了。

出租车罢运发生后，11月3日16时30分，重庆市交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重庆市交委一位副主任介绍说，导致此次主城区出租车罢运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出租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是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是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面对罢运事件，政府部门派出了12个小组奔赴各出租汽车公司调查原因，督促各公司司机恢复运营。部分国有出租汽车公司要求司机必须到指定地点签到营运，甚至提出了每部车运营一天补贴300元的奖励，但收效甚微，即便部分出租车司机签到后，也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拒绝上街营运。

随后，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人民广场组织了近100辆出租车，试图以此带头恢复运营。但由于遭到了部分同行的拦截或打砸，这些车子不得不返回广场停止营运。其中，也有个别“冒险载客”的出租车，但很快会有几个同行迅速围上去，要么拦阻，要么直接敲打车身要求司机停运，一辆出租车因此被掀翻在地。为此，重庆警方投入上千名警力，在重要路段巡逻。在一些主要的出租车停靠站点，随处都可看见大批警力执勤，从而使打砸车辆的现象得到遏制。

11月4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许多官方媒体开始滚动报道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及其最新进展。下午4时许，重庆市交委就停运事件举行了第二场正式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罢运事件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向市民表示了道歉。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会同交通部门一起，多次召集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开会，要求所有车辆上路正常运营，并作出汽车被砸造成的损失一律由公司负担，并免收当天的“份儿钱”的承诺。

4日晚，随着政府部门责令各出租汽车公司下调“板板钱”，并作出打击“黑车”等一系列承诺后，情况发生好转，聚集在重要路段的出租车司机逐渐散去，大多数出租车开始上路运营。至11月5日，重庆市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营运。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不但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而且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在随后全国多个城市的出租车罢运中得以展现。这表明，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背后存在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重庆市政府在危机发生后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应对，较好地平息了此次罢运事件，并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但就罢运事件的生发机制来看，如何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及如何构建均衡的利益博弈机制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