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和长春分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和长春分部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继“双十协定”之后，又签订了“停战协定”。

由于共产党的军队主要在北方地区，根据这个协定，就在国民党的华北统治中心北平设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检查国共双方执行停战协定事宜。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又称中共代表团团长），到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与国民党中央派出的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罗伯逊，组成国、共、美三驾马车式的军事调处代表机构。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凡是在国共两党军队相互接触易引起纠纷的地区，都设立军调部下属的同样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最初，蒋介石出于到东北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的目的，单方面宣布东北几省不在停战协定所指的范围以内，并通过陆、海、空三路向东北运送大批军队，这就与已先期到达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生了碰撞冲突。这从彭真、伍修权1946年初的两份电报里可以看出：1月14日，“国民党虽已公布停战协定，但其在热河军队仍疯狂向我进攻。在东北仍不承认我之地位，并正积极准备向东北之我军首先是南满之我军大举进攻。我南满各部队为制敌先机并配合热河和西满的自卫作战，应迅速准备坚决消灭沟帮子、打虎山一线及其以南之顽敌……”1月30日，“……辽东为南满最富之区，同时国民党在该地区又无法利用苏军驱逐我们并接收政权，又据息顽敌近在沟帮子、打虎山集结兵力，看来顽敌当前似正企图在东北进入和平之前采取月初大举进攻热河之故伎……”

东北民主联军在战场上的顽强抵抗，加上中共代表在北平军调部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3月27日，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又签订了专项的《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议》，同时拟成立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叶剑英于1946年4月初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电，说他即将派负责干部专程来东北，商谈建立东北军调执行小组的具体问题，并通知他们，北平来人将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到达。在北平来人预定到达的这一天，彭真和伍修权、林枫以及从苏联回国不久也参加了东北局工作的李立三等人，一起赶到机场去迎接。飞机着陆后，走出机舱的是也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饶漱石。东北局当天就在梅河口召开会议，由饶漱石传达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关于成立东北执行小组的决定，主要内容是要求东北局派出负责干部，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设在沈阳的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同时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地区成立四个分组，以切实贯彻北平军调部和沈阳执行组所授予的任务。饶漱石说，他自己也将直接参加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并负责与北平军调部的联系。(www.guayunfan.com)

东北局讨论后决定，由于李立三刚回国尚未分配其他工作，又因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和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加派他为沈阳执行组中共代表团的政治顾问，推举北平派来的饶漱石为执行组的中共方面负责人，伍修权以代表团参谋长的名义主持代表团的日常工作。随后又组成了四个分组并任命了负责人，他们分别是抚顺分组的莫文骅、本溪分组的萧华、四平分组的耿飚和辽西分组的王首道。

东北局将这一切布置停当后，伍修权就和饶漱石、李立三等一起，仍乘那架美国飞机飞往沈阳赴任。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因为成立较晚，从全国各地的执行小组排下来，是第二十七小组。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在一栋日式大楼内，苏联军队驻沈期间，这里曾是闻名的中苏联谊社。这座建筑是日本占领期间由日本人设计、为日本人享用的，内部设施全是日式的，每个房间都有榻榻米。更让几个月前才离开这里的伍修权感到别扭的是，在他们下榻处周围，到处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暗哨和警察宪兵，一切活动都处于其严密监视之下。

伍修权来沈阳时，穿上了与国民党军一样的军服，挂上了国军少将肩章。这是因为不久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所辖部队下达了指示：“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军衔）制度”，并在参加军调部等对外工作的军队干部中率先实行。沈阳执行小组中的国民党军队代表，最初是位叫赵毅的中将，他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接触过共产党方面的人，受到过进步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到执行小组后，与伍修权等打交道时态度比较友好，也还算诚恳，明显不同于坚决反共的人。然而，他的表现引起了上司的不满，很快被撤换。取代他的另一个中将蔡宗濂对伍修权他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4月10日，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挑唆、组织三百多人围攻中共代表团驻地的事件。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先后也有两人，一是戴梯乐上校，一是泰勒上校，他们和美国先后派到国民党中央来的赫尔利、魏德迈、马歇尔等人一样，挂着来调停国共矛盾的“中间人”招牌，实际极力维护国民党和美国的利益，在两党争端中偏袒、支持国民党。名为“三方合作”，实则“两军对阵”。《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等等，其实都是国民党为了发动全国内战使出的障眼法。

伍修权遵照我方谈判的原则：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不让对手占到任何便宜。由于共产党方面有理有据，弄得国民党代表狼狈不堪，表面公正的美国代表也无法无视事实为其说话。于是，他们就节外生枝地联合提出，执行小组只有视察和提供情况的义务，无权监督执行和判断是非，企图缩小甚至取消执行小组，主要是中共代表的权限。伍修权等又据理力争，强调执行小组就是要监督国共双方对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执行小组成员及其下属的分组，还必须深入各个发生冲突、引起纠纷的地点，特别是国共两军对峙交锋的前线阵地，进行现场观察和实地调查，根据确凿证据来判断是非。为了调整部署和配置力量，在执行小组内的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只得同意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建议。

1946年伍修权（左）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与李立三（中）、张经武合影

1946年伍修权（左）任军调部长春执行分部中共首席代表时与耿飚合影

协议规定，国共两军都必须退守到停火以前各自的阵地上。吉林东部重镇拉法车站，因为扼守着几条铁路的交会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民主联军就在停火协定生效的前一天占领了它。国民党代表据此指责并抗议中共方面违反停火协议，提议责令民主联军交出拉法并撤回原阵地。伍修权等中共代表，指出拉法车站是民主联军在停火协定生效前占领的。国民党方面不服，他们的代表在谈判桌上大吵大闹。结果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战场上风平浪静、偃旗息鼓，谈判桌上的斗智斗勇却空前激烈。斗争的结果还是中共一方保住了这个战略要点。

不肯认输的国民党代表又煞有介事地说，共军正在松花江北岸集结部队，准备大规模进犯松花江以南地区。伍修权忙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查询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这个打算，目前也不可能那么做，这纯粹是国民党为了掩盖其内战阴谋而蓄意制造舆论、造谣惑众，并指示伍修权等在执行小组内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后，伍修权在小组会上提出，由自己陪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一起去松花江沿岸实地考察，看有没有国民党代表所说的情况。其实国民党代表只是按照上头提供的材料说的，也不知到底是否真有此事，美国代表更是搞不清状况，就都同意了伍修权的建议。三方代表同机飞到松花江上空，在江北民主联军阵地上低空盘旋。结果没有发现一点集结部队企图渡江的迹象，除了有少数部队在进行正常训练外，到处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和平景象。事实证明国民党代表的指责毫无根据，美国代表也连连耸肩说“No，No”，国民党代表这才无话可说。

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接触线主要在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之间的松花江一带。为了就近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于当年6月从沈阳迁到了长春，并且扩大为军调部长春执行分部。原二十七小组下属的各个分组也作了调整，鉴于辽南大部地区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战局相对稳定，就将原在抚顺、本溪和四平的三个分组撤销，又在松花江两岸的德惠、双城、齐齐哈尔等地各设一个新的分组，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分别是袁任远、高铁、朱光等，其中双城和齐齐哈尔都在民主联军的占领区内。

早在第二十七小组迁出沈阳以前，饶漱石就调回了北平军调部，由李立三继任东北执行小组的中共方面负责人。到长春不久，李立三也调回东北局担任敌工部长，伍修权就成了军调部长春分部的中共首席代表。其间，国共两党逐鹿东北的斗争更为激烈，谈判桌上的攻防战不断升级，伍修权觉察到国民党方面有点异乎寻常，事后才知道1946年5月蒋介石曾飞到沈阳和长春，布置、督促东北的反共内战。

军调部长春执行分部的中共代表团住在长春市内一个普通的旅馆内，距离美国代表团住的日式加西式的大和旅馆不算远，国民党代表团住的则比较讲究。此时的中共代表团已经扩大为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除了参谋、翻译和电台、机要人员外，还有几位行政和服务人员。伍修权独当一面带领这支别动队，在特殊战场上寸步不让地斗智斗勇，并在斗争中发现、使用、培养能征惯战的人才。抗战期间曾在西南联大学习机械专业的李汇川，后来从北平来到东北，这时成了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代表团内的文字材料和工作报告，对上的汇报请示和对外的文书公函，伍修权都放心、放手地让他起草，自己只负责布置点拨、审定把关。另有位叫周砚的专职女翻译，与李汇川是一对恋人，双双参加革命并同来东北工作。他们来东北前已订了婚，到长春后就办了喜事。他们在长春工作期间，执行分部内的每次三方会谈，伍修权都让他们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参加。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也有自己的翻译。国民党的翻译，由于政治水平和军事知识太差，怎么翻译也说不到点子上，常使听者莫名其妙。后来得知，此人只是因为这个翻译职位的薪金高，才通过关系来的，根本就不够格。随美国代表来的那个翻译，一直端着架子，只做些文字记录，从不开口。所以每到三方会谈发生争论时，主要就由李汇川、周砚两人翻译。他们不仅反应敏捷，表达也极清晰，把几家的不同观点表述得清清楚楚。美国代表也对他们赞叹不已，说共产党方面真有人才。周砚是个直性子，每次会谈做翻译，遇到国民党代表胡搅蛮缠时，就表示出极大的反感和憎恶，伍修权总是适时悄悄提醒她别发火，要沉着应付。

1946年6月，国民党自以为打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向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国共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都成了一纸空文，双方都把主要精力用在战场上，从北平军调部到长春执行分部都渐渐闲了下来。国民党方面把军调谈判当作“聋子的耳朵”，做做样子。伍修权却尽量利用这个平台办实事。民主联军解放长春时，俘虏了国民党的长春市长等一批官员，国民党要求共产党方面释放这些非军事人员。国民党占领沈阳时，也抓走了一批进步文化人。伍修权通过反复谈判，达成作为交换条件一齐释放的协议。结果既救出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又使改变了政治立场、愿意为我所用的被俘人员打入了国民党内部。

伍修权在长春期间还利用合法身份为保留电影设备出过一份力。长春有个伪满时期最大的电影制片厂，那里有大量解放区没有的电影设备器材。民主联军初占长春时，从延安赶来的袁牧之等曾去接收了一批东西，但撤出长春时只运出了一小部分，后来又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来了金山等影剧界人士，让他们去接收满影。伍修权就让正以长春执行分部中共方面工作人员身份出现的戏剧家欧阳山尊秘密会见了金山，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商定了取得并运出那批物资的办法。随后，金山帮助他们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将大量电影设备器材妥善保存下来并及时转移出去。

1946年伍修权（左）任军调部长春执行分部中共首席代表时与叶剑英（中）、龙桂林合影

10月，叶剑英去了一次东北。作为军调部北平总部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叶剑英对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和长春分部的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出发前，他通知伍修权到长春机场等着，与他同去哈尔滨。伍修权为能见到已分别一年多的老上级而高兴，早早就去了机场。上飞机后，叶剑英悄悄告诉伍修权，他这次来的公开目的是视察长春执行分部的工作情况并查询民主联军的情况，另一个任务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来调查了解东北局内部的矛盾。围绕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与后来进入东北局、负责军事指挥的林彪存在不同认识。鉴于当时东北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东北面临更大规模战争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对东北领导人作了重新任命，“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因此，中央派叶剑英就近从北平过来，对此进行具体了解和适当处理。叶剑英到哈尔滨后与东北局领导人员分别谈了话，从各方面的意见中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分析，向中共中央如实作了报告。

11月，伍修权觉得军事调处已名存实亡，无事可做，就向东北局提出，要求回军区工作，并且建议搞过敌军工作的李初梨来接替他。东北局和叶剑英同意作此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