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就是办事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军委就是办事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军委就是办事组”

军委办事组是1967年8月17日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开始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则取军委常委而代之。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度行使中央常委会的职权一样，军委办事组一度也行使了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军委办事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的军委正副秘书长，掌握的权力也是很大的。

军委办事组成立时，李德生还在安徽工作。他1969年7月调京并参加军委办事组时，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了近两年时间。

军委办事组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职责也有一个演变过程。“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绝对领导，一直是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来实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机关。它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负责党和国家的最高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的需要，确定军事战略，领导军事建设。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以后，成立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设立常委，后又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中央军委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军委的几位副主席有的被审查，有的“靠边站”，有的挨批斗。此时的毛泽东把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受错误批判的问题联结到军委办事机构上，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国务院留一个。”[1](www.guayunfan.com)

没过多久，林彪建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

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张秀川（海军副政委）4人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负责。9月24日，经周恩来提议，中央文革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10月，又增补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军委办事组正式成立后，于10月15日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10月4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这时的军委办事组还只是处理“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整个军队工作还是“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的”。[2]

为此，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组，认真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坚持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及时向常委请示报告，并照章办事继续给老帅们送文件、发材料。他明确宣布：军委办事组是在军委领导下工作的，对军委常委负责，主要管军队的日常工作，起办公会议的作用。

没有想到，这却惹恼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在1968年3月24日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被“打倒”，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军委办事组组长都被撤销了。

3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五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指示照办。

3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泽东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泽东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

为了让林彪把军委办事组捏到手里，毛泽东还说：“军委办事组要定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

林彪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在“搞封锁”，阴阳怪气地说：“不了解情况。”

这时周恩来请示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毛泽东回答道：“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这个回答正合林彪之意，他洋洋自得地说：“把它悬空起来。”

毛泽东对着黄永胜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呢？”

从这以后，军委常委就被悬了起来，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并且完全被林彪捏在手里。

3月30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5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李天焕、刘锦平不参加办事组……”4月1日，吴法宪又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4月6日，黄永胜在一次谈话中说：“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党的九大以后，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他们的权力更有所膨胀。

6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黄永胜说：“军委办事组分两个阶段，以前是杨成武任组长，揭杨后办事组进行了改组，增加了3个同志，李作鹏、刘贤权和我，加上原来的吴、叶、邱，共6人。”吴法宪说：“中央决定，军委停止工作，军委常委工作实际上已集中到办事组来了，起到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负责。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就这样，几位原来担任军委副主席的老帅对军队的领导权被剥夺了。

1969年1月，军委办事组增加了李天佑。4月27日，军委办事组拟定了一份“军委48人名单”和“军委办事组名单”报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示：“宜加李德生。”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这样，李德生才成为新一届中央军委成员，并“掺沙子”到军委办事组。

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委员有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肖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等。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等。5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从上述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可以看出，10人中除叶群外，有7人是四野的，都是林彪的老部下，没有一个是一野、三野的；李德生、谢富治是二野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掺沙子”，李德生是不可能进入军委办事组的。事实表明：当时“掺沙子”的人选也是不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还要受林彪的迫害。派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应该是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一位。

李德生1969年9月调到北京后，开始住在京西宾馆，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住在西山。军委办事组办公地点也在这两个地方。当时经常参加军委办事组活动的，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工作中，李德生虽与他们接触较多，但总觉得相互之间有很大距离。李德生感到，开会研究问题与在国务院业务组完全不一样，事先不告诉讨论内容，更少印成会议讨论文件。有时讨论的问题打着的是林彪的旗号，说是林彪交办的，但林彪到底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也不作具体传达，李德生并不知其内幕。在讨论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黄、吴、李、邱往往口径一致，好像事前商量过，只要有一人发了言，其他人也就都同意了，连补充也很少。表决什么问题，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反正是要通过的。

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期间，李德生这个在二野工作很久的人，颇有孤独之感。黄、吴、李、邱在战争年代的职务都比他高，又都是党的九大的政治局委员，因此，从思想上到行动上，李德生对他们都是尊重的。但在工作中他总是感到，这几个人对他好像有所戒备。他们常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或谈四野的历史，或谈“文化大革命”初期“挨批”的情况，或谈点生活琐事。有时也一起练练书法，写写毛笔字。在他们眼中，好像没有李德生这个人似的，从不主动与他交流情况。李德生脑子里打了一个大问号：这是否只是因为他们几个人原来都一个山头的，都是老熟人的缘故呢？

这时的李德生，只是默默地承受着种种冷漠和轻视。因为他心里想着的是，我是毛主席、周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且不去管他。有一次，当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没有说自己个人的处境。后来毛泽东似乎知道了一些军委办事组的情况，曾在1970年4月有所指地说过：“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他，是毛泽东在审定名单时亲自加上的。有一次，李德生到叶剑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这一批示的原件。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虽是毛泽东亲自提的名，但并不是林彪集团所欢迎的。他们要搞阴谋活动，回避李德生、警惕李德生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李德生说过，你算老几，你不是他们的人。

李德生说，他到军委办事组之初，对上层的情况不那么了解，对有些问题看得比较简单，总认为，九大开过了，提出了团结、胜利的路线，今后，就是团结一致去努力工作。渐渐地，他觉察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在中央领导层的内部，还是有差异、有矛盾的。这个差异和矛盾，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人同你讲，要靠自己去体察、去思考。李德生的这段回忆，说明了当时在军委办事组工作的复杂性。正是因为如此，他无论是在参与讨论，批办文件，还是在解决一些工作的矛盾时，总是有难以处置之感，不像过去在下面工作时那么得心应手。

本来，李德生认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有差异、有矛盾，是客观规律，符合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要开诚布公，许多矛盾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通过工作，通过沟通，通过谈心，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有的矛盾，你一下子还弄不清它的全貌，处理这种发展、变化中的矛盾，难度可就大多了。更为奇怪的是，有时即使你了解了全貌，矛盾也不是通过工作得到化解，而是交锋之后反而加深。处于这种扑朔迷离的斗争中，他只有谨慎地按照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办事。这样，即使有什么差错，也是错在明处。因此，李德生给自己定了个“三不”准则：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动；除了发给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这个“三不”准则，是坚持党性原则的表现，是符合他的性格和品德的。在党的教育下，在长期的斗争中，李德生从来不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情，这已为他数十年的革命历程所证实。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李德生在实际工作中，总是遵循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按照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办事，不另搞一套，不卷入那些“是是非非”的争斗中。李德生这样考虑，主要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尽量避免犯错误。所以，军委办事组那些人，也都不得不承认，李德生是一个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吴法宪认为，李德生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中，不像有的人倒向一边或者两边倒来倒去，而是保持着“中立”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倒是符合李德生在中央高层活动的实际的。然而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触犯林彪、江青。后来他才慢慢想清楚，自己在军委办事组受到冷落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又先后决定增补汪东兴、纪登奎、张才千、陈士榘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人组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此正式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原为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李德生，这时又开始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与军委的工作了。

事实表明，李德生参加军委办事组并不是林彪一伙提的名，是毛泽东在审批军委办事组的报告时加上的；后来林彪一伙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进行阴谋活动时，十分警惕地避开了李德生。因此，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敦促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检查错误时，指出李德生除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既反映了李德生个人历史上的一段曲折，也反映了我们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激化。当然，较量的结果，最后还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