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业务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国务院业务组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国务院业务组

经周恩来批准，李德生请假回安徽，把全省的重要工作一一作了部署和交代。他要求省委的同志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大胆抓好工作，重大问题要及时与他联系。接着，李德生又到一些地、市巡回检查，并针对各地的工作情况提出了要求。

9月底，李德生回到北京，开始参加中央的工作，也就是开始了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的实践。按照周恩来与他谈话的要求，李德生首先是要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其次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

从那一段时间看，李德生感到学习体会最深的，是在国务院业务组。

国务院业务组实际上是总理的工作班子，它是在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情况下成立的。(www.guayunfan.com)

为什么要成立国务院业务组呢？这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起。“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和许多部委领导很快都被批斗，原有的机构都被砸烂，正常工作无法开展，对国家经济建设形成了严重冲击。周恩来忧心如焚，急谋对策。1966年11月19日，周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时，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求大家勇入“苦海”。周恩来提出：要组织国务院业务组，抓工交企业的生产，管理经济工作；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批分期进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不得擅自离开岗位，不搞跨地区串连。1967年初，他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提出，为了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建议成立一个中央的业务组，专门抓全国各条战线的生产和工作。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通过，从此才有了担负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国务院业务组。业务组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由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成员。开始时人数比较多，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粟裕、谢富治、杨成武、余秋里、谷牧等。这反映了周恩来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老同志开展工作的想法。但是，没有过多久，陈云、李富春等便被迫停止了工作。接着，又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谭震林被批判，也不能工作了。余秋里、谷牧被打成“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工作起来也很困难。后来，江青一伙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也不能工作了。

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社论赞扬了“革命委员会”这一权力机构是“新生事物”，是“一种创造”，还把“精兵简政”作为一条重要经验加以肯定。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社论发表以后，全国上下立即贯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争取主动，也马上对国务院机构的改组进行酝酿，并研究和制定方案。

隔了一年多，1969年5月29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由周恩来汇报国务院业务组改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小组的初步方案，并提出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14]

1969年6月10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直属各部门负责人（包括在国务院“支左”的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传达经中央讨论过的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他在会上正式宣布，国务院业务组增加纪登奎和李德生二人。

7月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精简后的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时任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军管会主任）9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丘国光（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刘西尧列席。报告还提出，国务院所属原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当天，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等李德生和纪登奎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时候，经常参加会议的实际上只有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几位同志了，到1971年又增加了华国锋。这样，改组后的国务院业务组正式组成，随后又进行了分工：

周恩来：外交、科学、统战。

李先念：财政、银行、外贸、外经、卫生、直属口。

纪登奎：农业、商业。

谢富治(李震)：公安、政法。

李德生：参与国防工业(后分管水电和体委)。

李富春：冶金、水电、机械、轻纺。

粟 裕：国防工业。

苏 静：计委、建委、煤炭、石油、化工。

余秋里：铁路、交通、邮电、计划。

新组建的业务组和原来的业务组相比，成员增加了，工作范围和任务几乎包括了国务院的各方面工作，实际上开始起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作用。

关于纪登奎、李德生两人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在6月25日、7月3日两次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纪、李两同志的分工已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谈定，他们在党中央除参加集体会议、接受临时任务外，纪固定管理整党建党工作和工、青、妇的革命运动，李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二人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并保留在外省和军队所兼的职务。

这里提到的党中央集体会议，指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当时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13人组成。李德生调到中央后，这样的集体会议一般都参加了。通过这些会议，他了解到党内上层的许多情况，学到了不少在下面学不到的东西。

国务院业务组的调整和加强，是周恩来呕心沥血、千方百计运筹的结果。李德生切身体会到，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时时刻刻关注的是，怎样使一个大国的政府工作还能艰难地运转下去。

国务院业务组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仿效这一做法，成立了专门抓生产的班子，大多叫生产指挥组，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组织指挥生产。一个生产指挥组，要管理农、工、商、林、渔、牧、副等诸多行业，显然是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但是，有了这个组织，情况毕竟好多了。因为有了它，政府组织领导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职能，才没有完全失去。

九一三事件以后，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又有了一些变动：1972年7月，增加了陈云，与此同时，还增加了王震、王观澜；1973年3月，增加了邓小平；在此期间，谷牧又重新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

国务院业务组一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选举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之后才宣告结束。

在国务院业务组存在的近8年时间里，它历尽艰难地履行了国务院的基本职责，勉强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这时的总理办公室却已是精干得无法再精干了。还在“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周恩来在考虑机关革命化问题时，就打算抓一下国务院的机构精简，其中也包括总理办公室在内。在酝酿过程中，一次，毛泽东对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你留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当时，有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位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了差错，耽误了一件大事。对此，毛泽东批评说：“秘书太多会误事”。周恩来认为“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1964年12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彻底革命派，那个办公室不要了。1965年初，总理办公室正式撤销，改为总理值班室，把大部分秘书都调走了。在周恩来身边只有两个秘书，一个管内政，一个管外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恩来的工作量急剧增加，许多具体事务性工作，也不得不由这位早已患有心脏病且已70高龄的政府首脑亲自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