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一、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各家之说

最早写出关于天地会的研究专著的，要算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 Sch1ege1）。他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1863年春，荷兰殖民主义政府在苏门答腊（Sumatra）的巴东（Padang）地方，从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一批天地会的书籍。这些书籍包括天地会的会章、誓词、《入会须知》、旗帜说明、秘密符号等等。施列格根据这些资料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写了《天地会》一书（Thian Ti Hwui The Hung Ieague，or Heaven Earth League），1866年出版。[1]作者对于天地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他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依据人种一元论、文化西来说，将天地会和西洋的共济会（Free Mason，或译规矩会）作了种种比附，把天地会看作共济会向东方发展的结果。说什么共济会“到东方去，找到中国容易生长的地方”。[2]又说：“雍正谕旨所称‘闻香教’、‘白莲教’，等于一般人所指的天地会或洪门会。”[3]英国殖民政府为控制南洋华侨中的天地会，甚至派人加入会党，调查内幕。他们所写专书中，材料比较丰富的要算活特（Ward）和士多令（Stirling）合著的《洪门》（The Hung Society），1926年出版。这本书根据天地会的秘密文书，说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了清末，日本人平山周通过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关系，几度到中国调查会党情况，特别是调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哥老会的情况，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史》，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该书对于天地会的起源，只是采用了天地会内流传的说法，没有加以考订。

中国人较早系统地研究天地会的当推陶成章。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利用会党力量发动革命，在联系会党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并著有《教会源流考》一书。陶成章认为天地会起源于明亡以后。他说：“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4]这种说法，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例如，章炳麟曾说：“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源、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5]孙中山先生也曾多次谈到会党的问题，他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6]这种说法给史学界影响很大，在史学界中凡是谈到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著作，大多采用此说。[7]1929年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一书出版，作者用专章叙述了天地会的起源及其在南洋的活动。他一面批判了那些只是根据天地会传说故事说明天地会起源的研究的错误，一面却穿凿附会，把天地会传说中的少林寺僧，比附为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他认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一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万云龙即郑成功，陈近南即陈永华，等等。他断言天地会起源，“其地点在台湾，时代则康熙十三年，人物主持者则陈永华与郑成功之旧部也”。[8]1933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天地会文件抄本一册，1936年发表守先阁天地会文件一册。经罗尔纲同志研究，认为天地会相传故事中既有康熙十三年（1674年）甲寅之说，康熙朝《大清律例》中又有处罚“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可以证明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9]此外，萧一山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了一批天地会文件的抄本，[10]编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1932年出版。编者认为这批材料是较早的抄本，其中有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甲寅之说，[11]罗尔纲、温雄飞等主张天地会创于康熙甲寅年之说，是根据洪门传说中较晚的记载，康熙甲寅年是传抄上的错误，因此萧一山认为天地会创于雍正甲寅年之说为可信。[12]1948年王重民在《子曰丛刊》第五辑，发表《天地会始于明季说》一文，作者的唯一根据，是潘季驯在兵部奏疏内提到，万历十年（1282年）在江苏捕获散发符票的“妖党”，据拿获的汪元洪和尚供称，伊兄弟10人，北方2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南方有2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约期各于南京北京举兵被获。王重民认为：“‘洪门’之义，或即纪念元洪，入清而演为朱洪竹、朱洪英……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作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合。”

1949年以后，史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天地会的文章，但是，对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提出充足的论据。(www.guayunfan.com)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00多年中，对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有不少所谓著作是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别有用心的调查的结果。至于比较认真进行研究的一些学者的著作，或是完全没有摆脱天地会的神话传说的影响，或是根据片断的材料作出一些推测。因此，要解决问题，就需要从努力发掘可靠的资料入手，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

二、天地会起源新证

在清朝的官书里，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明确记载，是从林爽文起义开始的。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的风暴席卷台湾全岛，历时16个月（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之久，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清政府先后调动了福建、广东、广西、浙江、贵州、四川、湖南等七省兵力10万余人，花军费达1 000万两白银之多，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清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对天地会的组织密切注意，极力追根究源，期以根绝。林爽文起义以后，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了结拜天地会的条文。过去许地山曾认为，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的第一次活动”，[13]但他也主张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并断言天地会为明朝遗民所组织。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就文献的确切记载而论，天地会的活动从林爽文起义开始之说，似乎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说天地会果真是康熙十三年创立的话，那么从其创立到林爽文起义，相距100多年的时间，而中间没有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反之，如果林爽文起义之前天地会已有活动，那么，天地会的名目长期不被清朝统治者发觉，似乎也不大可能。看来天地会的创始年代，距林爽文的起义不会太远；但是作为天地会发动的林爽文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决非出于偶然，作为天地会组织本身，也必然有个酝酿、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根据以上的假设和判断，我们着手从林爽文起义研究天地会的问题，我们也正是从记载林爽文起义的文献材料中，找到了天地会起源的线索。

为了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期间，追查天地会根源的过程，简要地叙述一下，着重举出说明天地会起源的材料。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在台湾彰化县大里杙村聚众起义，十一月二十七日攻陷彰化县城，转而攻打诸罗、淡水。同年十二月，清军实行反扑，围攻彰化，十二月十二日，俘获起义军首领杨咏、[14]杨轩、陈高等数人。据杨咏供称：“天地会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15]清朝政府从这里第一次获得了追查天地会根由的线索。尽管在杨咏的供词里，并不能清楚地说明天地会的创始人物、时间、地点，但无论如何，对清政府来说，这是个重要根据。清朝中央政府得报，便立即传谕两广总督追查，据广东方面奏报，在嘉应州海阳县，“访有洪和尚及朱姓等”，[16]经刑讯，此洪、朱两姓，既非天地会内之人，亦“无不法字迹”。查凤花亭也无实在下落。但“宁可错捕（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人”，是一切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逻辑，清朝统治者虽明知此洪、朱两姓并非天地会内之人，结果还是要把他们发遣伊犁为奴。[17]事情到此并未了结。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广东饶平县拿获天地会犯许阿协、赖阿恩、林阿俊、涂阿番四人，供出天地会内有“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行道合和同”诗句等情节。据供“木立斗世”为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因天地会系起源于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暗藏”。[18]同年二月，孙士毅续报，继获天地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名，“俱系闽省天地会内人犯”。[19]这时，清政府根据种种情节判断，认为闽省为天地会“之渊薮无疑”，“朱洪德、洪李桃等，与闽省从前究出谕全粤省查拿之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及朱姓形迹相同，或即系洪朱两犯，亦未可定”。[20]三月十五日上谕闽省严缉。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漳浦县有天地会起事，焚抢盐场、衙署、税馆，戕杀兵民。先后拿获张妈求等144名。据张妈求供称：“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21]

林爽文起义已历时一年有余，清政府无论从台湾岛或者从闽省内陆，或者从粤省境内，拿获天地会成员已不计其数，但还是没有查清天地会的根源。这时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军队在不断增加，对起义军已进入步步围攻的阶段，对天地会的查拿追究也更加严紧。正在此时，福康安奏报，在台湾拿获首先入台传布天地会的严烟。[22]据严烟供：是十分重视的。在严烟的供词里，至少提供了两条追查的线索：其一，天地会起于四川，而且由李、朱二姓所创；其二，严烟由陈彪劝入天地会，并告诉他天地会的根由、暗号等，陈彪必实有其人，此外陈彪并有同伙陈丕、张破脸狗等人，都是重要线索。尽管福康安等说，从前在四川“并未闻该处有天地会名目”，但严烟既有此供，且指出天地会系李姓朱姓所传，当然他们认为“未可因年份久远，且无实在下落，遂置之不闻”。[23]所以乾隆一面传谕闽粤方面继续追究，一面传谕川省“一体严密查办，以绝根株”。此后，在川省方面，经多方查访，四川总督李侍杰多次奏报，既无天地会名目，亦无李姓朱姓传会之人；而在闽、粤方面终于查清了天地会的根由。

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有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其在广东起会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实在何处不能知道……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府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里。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斗世等暗号。[24]

据严烟说，他自己是乾隆四十七年，由陈彪在庄上行医，劝入天地会的，有关天地会的根由、暗号等，都是陈彪告诉他的。据陈彪告诉严烟，天地会年代久远，是“从前有个朱姓同起的”。

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闻说在四川，万和尚传说在广东……他亦不能记清年份，指定地方。

又供称：

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至于二房上加增红字及用洪字作暗号，陈彪说都是朱、李两家传下的，实未告我别的缘故，及作何讲解。[25]

严烟供出的情况，尽管有不实之处，但是作为天地会的一个要犯的供词，清朝政府

首先，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获天地会匪犯张狗即张破脸狗，讯据供称，四十六年夏间，有广东人赵明德、陈丕、陈栋三人，到该犯家内赌博，熟识赵明德等，劝令入天地会，该犯听从”等情。[26]

接着广东巡抚图萨布奏报，拿获陈丕，“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陈丕并供出：“提喜籍隶漳浦县，住在高溪乡观音亭。又，同会之陈彪，住在平和县云寮乡，赵明德住在漳浦县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27]

继而，福康安、魁伦等报，拿获陈彪及首先传会僧人提喜之子行义。据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28]“伊父在日，曾教过三指诀，原为诓骗银钱，并无别故”，陈彪则坚供，“实不知洪二和尚传自何人”。[29]

从杨咏供出天地会是洪二和尚所创起，直至拿获洪二和尚（提喜）之子行义止，其间曾有许多人供认天地会为洪二和尚（提喜）所创，只有到这时，清朝统治者才确认，“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从前严烟所供，起自川省，显系狡展”。但是清政府对于提喜是否确已死去，还存怀疑，在乾隆的上谕里指出，“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实据，不可因行义有业已病故之供，遂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30]所以，最后经严刑审讯行义，指出其父葬地，“刨验骨殖属实”，[31]事情才算了结。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政府对于天地会追根究源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几经辗转，才查出了天地会的一些根由。这一方面是因为，天地会从创始距林爽文起义，年代较久。天地会本身是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在其内部规定，如“漏泄根机，含血喷天，仝（全）家灭亡”，[32]“死作刀下之鬼”，[33]等等，这些规定，对于保守组织的秘密，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而也不能不给清朝统治者在追查天地会根源时，带来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天地会许多会首，在纠伙入会时，一般是不愿一下真实地说出天地会的根由的，我们从有关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往往讹传姓名、讹传地点，以致造成以讹传讹。所以，要从天地会一般成员中了解天地会的根由，是十分困难的。从上述，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灭绝天地会根株”的目的，确是煞费苦心，追根到底。但他们所追究到的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倒也提供了重要的根据。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比过去的研究进一步的结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漳浦县；天地会由洪二和尚，名万提喜，俗名涂喜首创。“洪门”之名，以及洪门流传诗歌中“洪水漂流（或曰泛滥，或曰横流）于天下”，“洪水结拜皆一同”，[34]“滴血盟心本姓洪”，“洪亭脚下人多众，纷纷饮水认姓洪”，“洪家子弟”，[35]等等，可能皆由此来。提喜取洪二和尚之名，是否有所借托，尚无可靠材料说明。我们从有关档案材料里看到，在后来，特别是在嘉庆年间，天地会在举行结拜仪式时，都要“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36]这一件事实也可以说明，万提喜既是天地会的创始者，也是天地会内的最早权威。天地会内相传的万大哥是实有其人的。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还不能确定天地会创立的具体年代。张妈求供词中曾说到，他父亲叔子辈都是天地会内之人，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这只能说明天地会来历已久。陈丕说他在乾隆三十三年已与陈彪等拜万提喜为师入天地会，这也不能说明天地会创于何年的问题。许阿协对“木立斗世”的解释比较可靠，但他把“世”字解释为代表乾隆三十二年，隐喻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天地会诗歌中“木立斗世”之类的隐语，类似古代“推背图”[37]内的隐语。如果根据“推背图”的办法，那么“木立斗世”的世字解释为隐喻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灭亡更为恰当。[38]为什么许阿协却说“世”字隐喻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呢？看来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清朝统治者面前，不敢直言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灭亡，或者地方官吏上奏时故意删改供词内容的缘故吧！

天地会究竟创于何年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嘉庆初年汪志伊的《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里，找到了具体的答案。[39]汪志伊在这个“陈疏”里明确指出：“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40]很清楚，汪氏在这里所说的天地会创立的地点、创始者等，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天地会创始的地点、人物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汪志伊还明确地指出了天地会创立的具体年代。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它的根据的。（1）汪志伊，嘉庆初年为福建巡抚，后任闽浙总督，他在福建十余年，历年剿捕天地会，经办会党案件计有数百起，对于天地会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而清朝政府对于天地会起源的追究，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才彻底查清。汪志伊应该知道这个追查过程，并具体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他的“陈疏”中的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2）据《大清实录》等官书记载，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县已有天地会首卢茂聚众数百人的起事。[41]同年，台湾有黄教聚众起事。[42]

福建的汀州、闽县、古田地区，以及广东、浙江都发现有天地会的活动。[43]天地会已传布于闽、浙、粤等省广大地区，以及发生数百人规模的起事的事实，说明了天地会势力发展的程度。“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44]反映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天地会传布的地区已如此之广，势力已如此之大，这必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发展过程。由于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止人民结社，天地会就不得不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分散纠伙，辗转相传，必然是困难重重。由此不难判明，如果按照许阿协的说法，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仅仅过了一年，天地会就发展到那样的规模，是很难理解的；相反，如果按照汪志伊的说法，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才发展到那样的规模，倒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根据目前得到的材料来看，比较可靠的结论是：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倡。至于在此以前是否已存在天地会的名目，尚待证实，目前没有确据。

三、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弄清了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地点和创始者的问题，这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但是，作为清代的一个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它为什么首先产生于彼时彼地？它一经产生，为什么能得到那样广泛的发展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我们的探讨必须向前推进一步。

天地会为什么首先出现在福建漳州地区呢？如所周知，福建历来是以山多地少著称的，而漳州更是“山海环匝，四履交错”，“傍山多硗瘠，近海半沙卤”的地区。《漳州府志》载：“闽土素称下下，而漳州以海隅介居闽粤，依山陟阜，林麓荒焉，杂以海壖斥卤，溪涧流潦，决塞靡常，称平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45]这样贫瘠的自然环境，在封建社会里是无法加以改造的，因此，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明末清初，经过激烈的抗清斗争，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逃亡和死亡的很多。据记载，顺治九年“漳壬辰之乱，城中人民饿死七十余万，乡居者亦以疾疫耗隅，都里丁额悬缺”。[46]7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至少反映了当地人民死亡之多。到了康熙以后，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人丁有所增加。但是“生齿日多，而地不加广，户口日增，而财不加半”。[47]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兼并在急剧地进行，封建政权对于农民的苛赋杂税也仍然在加重，统治者巧设名目，对人民实行种种榨取，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和破产。民间“典妻鬻子……辗转沟壑者，又不可数也。海波沸腾，军需孔棘，杂派纷多。甚有一两银额派五十余两者，一时田产始犹每亩田卖银四五钱，后乃白送与人，无敢承者，民于是弃业逃粮。”[48]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清朝政府曾实行垦田措施，但是地方官“捏报如数垦，复限满征催，惨将无田无丁之屯米丁银，差押现在屯丁，照数摊赔，以致现丁势蹙潜逃，拘属监比。于是民间有‘屯丁苦逃，屯妇满牢’之谣。乃屯丁难以摊赔，辄复株累里民，如赵甲钱乙之屯户，无田可查，无丁可拘，则择里中赵姓钱姓之乡愚，明知是民非军，不相干涉而滥拘严比。于是民间又有‘与屯同姓，官打绝命’之谣。蠹胥借此而操权受贿，虎差因之而执票噬人，鱼肉残黎，弊言难磬”。[49]“土豪猾吏，相与为奸”，封建统治者将一切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于是人民“辄倾家不得已逃去”。[50]

除了耕植为业的农民破产外，漳州沿海地区，还有大批靠晒盐为生的盐民，受到封建统治者、土豪奸商的种种剥削压迫，纷纷贫困破产。漳浦县知县陈汝咸曾详文叙述了盐民的境遇：

晒丁以海为田，穷日之力，唯盐坵是事，方丈之坵，而有旧额三分之课，新增又近三分加之……坵埕如故，坵课日加，而又包致为引，盐归于商。穷日之力，晒其方丈之盐，拱手而授之商，不许存留颗粒……乃商又无本现买，收丁之盐，以每日五分、七分计价卖完，而后给晒丁，候价无期，值课紧急，饥饿不起……闽商凭势豪，素手而来，其所为本，不过挂号纳盐引二项。至于盐本，百无二三。引一到手，即多方招无赖二、三百人，人给工食，每月一两四钱、一两二钱不等，四路巡拦。凡晒盐之家，皆此辈坐守，颗粒不许留存，悉归商馆。乃盐到商馆，但出空收钱，则每石五分、四分，贵亦只每石六、七分至一钱不等。其卖至本县行盐地方，少则四五钱，多则八九钱。民苦贵盐，哑口吞声，不敢与交。而又于引盐之外，尽收场盐，私卖外县商人，则又不止数倍，以故奸商之射利者，钻入于场，土棍之游手者，丛聚于商，彼此吮膏吸髓，尽浦之编民与晒丁，并其家口老幼之血肉而归之，岁不下二三万计……今则力尽血枯，食者苦贵，晒者苦饥。春日沿海晒丁，情极无聊，构麻布于通衢，皆将毁坵废漏，尽弃其业。[51]

陈汝咸只是站在封建政府的角度，揭露了奸商压榨盐民的某些情况。如果加上封建政府、土豪劣绅的压榨，晒民的贫困、破产的严重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如上所述，可以肯定，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漳州地区已存在着大量的以破产农民和破产盐民为主的破产劳动者。很明显，这部分人，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最不安定者。要处置这批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批人家无可归，田无可耕，业无可从。他们的出路究竟何在呢？他们究竟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对这个地区的破产者来说，他们当时主要的出路有三条：第一，迁渡台湾、南洋谋生；第二，铤而走险，入海为盗；第三，流浪异乡，江湖为业。

由于这些破产劳动者的生活无依无靠，由于他们生活的不安定性，迫使他们感到，单靠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迫使他们感到，必须团聚在一起，互相扶持，甘苦与共。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天地会这样一种组织，就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

我们在上面说明了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社会根源只是在漳州地区存在，或者只是这时才出现这种社会条件；也不能认为天地会出现以前，民间长期没有类似这种秘密结社的存在。事实上，在清代，顺治年间，民间已有结社拜盟的组织。民间结社的出现，当然与当时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有关，但从其根本来说，它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这种民间结社，对于统治者是个严重威胁，所以顺治初年刑律中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改定：“凡歃血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52]有的同志企图以康熙朝刑律中已订立了禁止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来和天地会的传统故事对证，借以证明天地会创于康熙年间的说法。实际上，禁止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在顺治朝的刑律中已经实行了。到了康熙年间，据文献明确记载，在许多农民起义中，就有歃血结盟的组织。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台湾的刘却起事。据记载，刘却“以拳自负，日与无赖恶少往来，插（歃）血为盟。久之，其党有谋不轨者，以为非却众莫从”。众推刘却为大哥，“冶铁为刀枪各械，约日举事，腊月七日，扬旗击鼓”，[53]攻打兵营。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起义，自称朱明后裔，众“奉一贵为主，焚表结盟……树红旗，书大元帅朱”。[54]乾隆初年四川省有啯噜党，其内部亦实行结盟仪式。[55]江西建昌府地区有关帝会，结盟歃血，焚表结拜。[56]乾隆十八年，福建邵武有铁尺会，“横行乡曲，复造伪札散卖”。[57]乾隆十九年，福建布政司德舒在《收缉技勇疏》中提到，闽省民间，“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蹈叛逆之罪而弗悟”。[58]此外，明末清初，在海盗中也有秘密的结拜组织。[59]这些组织的成员，一般以破产劳动者、游民为主。他们结拜这些团体，平时主要是在生活上互助，而当阶级矛盾尖锐时，就成了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遇着荒年风吹草动，就有帮助了”。[60]从上述可知，天地会出现以前，在中国南部，民间已出现了许多类似天地会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这些团体的影响，并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许多旧团体的特点加以汇集和改革，以新的号召成立起来的组织。

应该看到，天地会在许多方面，比旧有的民间秘密团体前进了一步。首先，天地会作为一种互助团体，在其内部的互助互济方面，比以往的团体更加广泛，更加严密。关于这一点，在当时天地会成员的供词里，在它的“海底书”中所规定的条例里，反映得很清楚。这就比较符合破产劳动者的切身要求。而且，天地会并不停留在单纯的经济生活的互助上，当阶级斗争尖锐时，它起着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由于天地会的基本成员是破产劳动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勇于斗争，成为斗争中的骨干力量；同时他们又与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斗争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所以阶级斗争本身也推动了天地会的发展，使它从群众中吸取到一定力量。所以天地会是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其次，在结盟的方式上，天地会采取歃血为盟、桃园结义的形式。“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之义。”[61]这种结义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人民群众中，是团结互助的一种朴素的组织形式，容易受到群众的欢迎。再次，在斗争口号方面，天地会常常打着“顺天行道”、“反清复明”的旗帜，这种口号并不是天地会新提出来的，而是以往农民战争中的战斗口号。天地会只能向旧时代，旧英雄“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62]用来赞美自己的斗争。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因应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能提出一些更切实地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的战斗口号。由此可见，天地会是比以往的民间秘密组织进了一步的组织，因而它出现之后，就能较迅速地发展，较广泛地传布，而且长时间存在着。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天地会本身的落后性和由此而产生的许多弱点。由于它是破产劳动者的组织，它本身并不具有新的阶级内容，它不能赋予其成员以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它不能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所以，在其组织内部存在着封建的门户之见，分散主义，内部的不团结，甚至械斗残杀，以及保有家长制的管理方式，等等。这些严重的弱点，就必然使它在联系广大群众方面，在实际的斗争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这些弱点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广大劳动群众是不可能从这种组织中找到真正出路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天地会是以往的民间秘密团体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天地会仍然没有摆脱所有破产劳动者的组织所共有的落后性。由此可见，像陶成章把天地会说成“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把它看作一种完全新颖的组织，显然是错误的；同样有的同志把天地会看作是反映当时新兴市民要求的组织，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测。但是有的同志把天地会视为古已有之，只是古代民间秘密组织的一种简单的重复，也是不恰当的。

四、驳天地会明遗老创立说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比较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过去一些研究和所谓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根据，而最主要的是属于立场观点上的问题。有两种观点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1）在国内学者中，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陶成章为代表，他们把天地会看作是明朝遗老、上层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保留汉族根苗而创立的。这种观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拿来作为进行反满宣传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贯穿着一种美化上层社会士大夫，蔑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他们看来，离开了明朝“遗老”士大夫，人民群众似乎是不可能组成反抗性的组织的，离开了明朝“遗老”士大夫，人民群众似乎是不可能进行抗清斗争的，如此等等。但是，事实上，明朝“遗老”士大夫果真深入民间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了吗？天地会果真是明朝“遗老”士大夫所组成的吗？人民群众果真不能独立地进行抗清斗争吗？很清楚，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这种观点在一些学者中影响较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的一方面。

（2）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如施列格，把天地会与共济会比附，把天地会的根由看作是共济会向东方发展的结果，把天地会解释成似乎是不革命的、不反抗的“忠贞”、“行善”信仰上帝的组织等等。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来宣扬什么人种一元论、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等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滥调。这不但说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对这些谬论，我们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注释】

[1]天地会很早即由闽、粤传入南洋，南洋一带的华侨，大多数入天地会，沙捞越（Sarawak）、新加坡、马来亚的霹雳，时常发生会党械斗和反抗政府的暴动。据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记载，1799年（清嘉庆四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已有天地会举事的报告。英、荷殖民主义政府，为了统治华侨，遂注意研究天地会。施列格研究天地会是直接为这种目的服务的。该书有中译本，由薛澄清翻译，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天地会研究》。

[2][荷]施列格：《导言》，《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荷]施列格：《天地会的历史》，《天地会研究》。

[4]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101页。

[5]章炳麟：《叙言》，[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

[6]《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26年，第170—171、616—617页。

[7]罗尔纲：《明亡后汉族的自觉和秘密结社》，《益世报》1932年4月30日；李子峰编：《海底》，1940年；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戴魏光编：《洪门史》，1947年；朱琳编：《洪门志》，1947年；刘师亮：《汉留全史》，1938年；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1940年；卫大法师：《帮》，1946年；以及解放后的有些著作，多采用此说，提法大同小异，故此处引文从略。

[8]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第14章《天地会之来南洋及其骚扰》第1节《天地会之起源》。

[9]《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及罗尔纲的有关论文，均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

[10]这批文件是清末粤人手抄本，由英国波尔夫人（Mrs.Ball）在香港、广州购得，1881年（光绪七年）由不列颠博物院收存。

[11]编者所抄文件没有标明年代，只是1881年收存于不列颠博物院，据此并不能断言这批文件比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年代更早。据我们所知，1811年（嘉庆十六年）五月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咨送的东兰州天地会首领姚大羔的会簿内，亦有康熙甲寅年之说。就目前所见，此件要算天地会传说故事抄本中年代最早的一本（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可见萧一山的说法未必可靠。

[12]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2年。

[13]许地山：《序》，[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

[14]杨咏（杨振国）原籍漳浦县，乾隆三十四年充当漳化县快役，与林爽文相识，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起义攻陷彰化，二十九日杨咏加入起义军，封为副元帅。

[15]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台湾档（以下简称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日上谕。

[16]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九日上谕。洪姓即洪朗、洪科两僧，朱姓即僧人朱立贵。

[17]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

[18]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亦见许阿协供词。

[19]《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1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晒蓝本，第2页。

[20]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上谕。

[21]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22]严烟（严若海），福建平和县人，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由陈彪劝入天地会，乾隆（四十八年）渡台传布天地会，林爽文等系由严烟纠集入会，乾隆五十三年被捕送解北京处死。

[23]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上谕。

[24]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亦见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上谕、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25]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严烟供词。

[26]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谕。

[27]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以下简称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上谕。

[28]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第192—196页。

[29]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第23—24页。

[30]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正月，第23—24页。

[31]中央档案馆明清部藏硃批奏折（以下简称硃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片。

[32]《天地会结盟誓词》，林爽文起义时期，清政府从某天地会犯身上搜出，原件藏于中央档案馆。

[33]《赖阿恩、林阿俊供词》，乾隆五十二年。

[34]《林功裕供词》，乾隆五十二年。

[35]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36]硃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陈预奏。关于天地会结拜时供万提喜牌位的记载，在有关档案材料中屡见不鲜，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了其中的一件。

[37]“推背图”相传为唐贞观中，李淳风与袁天纲共为图忏，每图附七言诗一首，预言历代兴亡变乱之事，至六十图，袁推李背止之，故名“推背图”，书中诗句有隐语，大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后人常用来预言朝代的兴亡，在许多农民起义中，也常常采用。

[38]“木立斗世”隐语，常见于天地会之腰凭票布，在许多著作里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26页说“木为十八，即顺治在位年数。立为六一，即康熙在位年数。斗为二十，即雍正在位年数。世为二卅，即乾隆在位年数，言清至乾隆末年必灭亡也”。按：平山周对斗、世二字的解释误，疑为天地会内错传所致。施列格《天地会研究》中译本第72页，对“木立斗世天下知”原注如下：“刘伯温有谶语曰，‘一甲士，一短衣，二人死在苍埔上，木立斗世天下知’。按甲士指清兵，短衣指英兵，至‘木立斗世天下知’一句，解释如下：‘木’字由‘十’与‘八’组成，适合顺治在位年数；‘立’字由‘六’与‘一’组成，合康熙在位年数；‘斗’字由‘十’与‘二’组成，适合雍正在位年数；‘世’字由‘三’与‘川’，以三十加三十等于六十，适合乾隆在位年数；天之数，依《易经》说，为二十又五，适为嘉庆在位年数；下即地，地之为数，据《易经》说，凡三十，适合道光在位年数；‘知’字意义尚不甚可解，或指咸丰在位年数也，清祚至此本应告绝，但幸运转佳，因太平天国之乱似已不能灭清，今后清室之崩溃，即可以事实明了‘知’字意义。”按：这种解释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其他著作中，尚有别种解释，此处不再列举。

[39]汪志伊，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乾隆五十六年）江苏按察使，（乾隆六十年）浙江布政使，嘉庆二年，福建巡抚，（嘉庆十五年）升为闽浙总督，（嘉庆二十三年）故（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稿》列传）。

[40]（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3。又，汪志伊在陈疏中关于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之说，罗尔纲同志在《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曾提到过，但未知汪氏有何根据，故未采用此说。见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89页。

[41]《清高宗实录》卷808，乾隆三十三年四月闽浙总督崔应阶奏：“漳浦县杜浔地方，有奸匪卢茂，编造诡名悖诗词，并分散花蓝号布，煽诱各村庄愚民，聚匪百余人，欲抢劫县城。”此次起事很快被清政府发觉，立即遭到镇压，先后被捕二百余人，主要成员均被捕获。但是天地会的名目并未被清政府发现。在清朝官书中也没有记载卢茂起事为天地会所发动，因而这次起事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以往史学界由于对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不一致，因而对天地会何时开始起事活动也就众说纷纭：或曰天地会很早开始活动，或曰由林爽文起义开始等等。我们根据《陈丕供词》、《张妈求供词》等材料，以及卢茂起事的特点，可以判明卢茂是天地会会首，此次起事为天地会所发动。据此，我们可以确知，天地会的起事活动，至晚始于乾隆三十三年。

[42]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提督福建水师总兵吴必达等奏，黄教于乾隆三十二年“贪无聊赖，复纠夥沿山潜行偷窃。三十三年五月，经道府查访，饬县拘拿……未获。嗣访及黄教潜住大穆山，九月二十七日台湾道……带兵役入山缉捕，黄教闻风先遁……起意竖旗，招人图抢府城仓库。遂与伊弟黄芳招朱一德等于十月初一日同上凤山县之冈山聚集，黄教为大哥，朱一德为军师，余皆兄弟称呼，石意、石灶……十人自称大头目”（见《史料旬刊》1930年第14期）。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鄂宁奏：“……其中夥犯内，有号为头目，同恶相济者，及在各处实系杀伤官兵者。”（见《史料旬刊》1930年第12期）按：我们尚未见黄教起事有天地会名目的记载，但据内部情节判断，应该属于天地会的活动。

[43]《清高宗实录》卷818。据永德奏，在浙江拿获福建民人李浩，背卖漳浦县逆犯卢茂结盟安良二图。同上书卷824，据崔应阶奏：“盘获汀州民人傅元禧，搜出旗面印记，并妄诞逆词，并单内开有广东奸匪孙志贤等犯等逆词，内多隐语。”同上书卷832，据鄂宁奏，“古田县奸民萧日安，制卖布旗，聚匪惑众”。

[44]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45] 光绪《漳州府志》卷14。

[46] 光绪《漳州府志》卷14。

[47] 光绪《漳州府志》卷14。

[48] 光绪《漳州府志》卷14。

[49]光绪《漳州府志》卷14。

[50]光绪《漳州府志》卷14。

[51]光绪《漳州府志》卷12。

[52]雍正朝《大清会典》卷209。

[53]《福建通志》，通纪，卷14。

[54]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28页。

[55]《论啯噜党状》，（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72；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协理浙江道山西道监察御史紫潮生奏、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56]录副奏折，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开泰奏。

[57]《史料旬刊》1930年第14期，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58]（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71。

[59]卫大法师：《帮》，重庆：说文社，1946年，第19页。

[60]《史料旬刊》1930年第14期，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61]《天地会结盟誓词》，中央档案馆藏。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