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刷术起源的若干问题

关于印刷术起源的若干问题

曹　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

【摘　要】印刷术起源是古籍版本学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目前聚讼纷纭的研究现状，本文就“东汉说”关于“药方刻板”的问题、“隋代说”关于拓本的起源问题、“唐初说”关于玄奘“印普贤像”的问题、“唐中说”关于“模勒”释义的问题等，略加辨析。

【关键词】印刷术起源　东汉说　隋代说　唐初说　唐中说

Research on theOrigin of Block Printing in China

Cao Zh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origin of block printing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Edition Science about ancient books.In the face of diverse and confused researching actuality at present，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discriminates some problems.The problems involved are“the theo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concerning the printing of prescription，“the theory of the SuiDynasty”which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rubbings，“the theory ofEarly Tang”about the image of Puxian printed by Xuan Zang，“the theory of Mid-Tang”which talks about the para-phrase of“mo le”.

【Keywords】the origin of block printing the theo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theory of the SuiDynasty the theory ofEarly Tang the theory of Mid-Tang

印刷术的起源关系到古籍版本从写本到印本的划时代转变，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对于印刷术起源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根据片言只语匆忙作出结论的研究者仍然屡见不鲜，各种奇谈怪论不一而足。本文拟就下述问题略述己见：(一)“东汉说”关于“药方刻板”问题;(二)“隋代说”关于拓本的起源问题;(三)“唐初说”关于玄奘“印普贤像”的问题;(四)“唐中说”关于“模勒”释义的问题。

1　“东汉说”关于“药方刻板”问题

“东汉说”有两个立论支柱：一是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中的“刊章捕俭”一语;一是东汉王充撰《论衡》中的“人争刻写”一语。关于“刊章捕俭”一语，我在《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已有论述。下面单就“人争刻写”之释义略加辨析。王充《论衡集解·须颂》云：“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主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者已验尝试，则人争刻写，以为珍秘。”刘盼遂注解云：“药方刻板始见于此。然则谓版刻始于隋唐，犹未为探本之论也。”⁽¹⁾很明显，刘盼遂把“人争刻写”的“刻”字释为雕版印刷，他把汉代刻写药方当做雕版印刷的起源，这种解释似可商榷。让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上下文分析。《论衡·须颂》云：“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玡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当今非无李斯之才也，无从升会稽、历琅玡之阶也。弦歌为妙异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则?妙异难为，观者不知善也。圣国扬妙异之政，众臣不颂，将顺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这里出现三个“刻”字，前两个“刻”字，都是“刻石”，第三个“刻”字亦当为“刻石”。“人争刻写”即人们争相把验方雕刻在石头上或传抄验方。“刻”字如果是在木头上雕版印刷，“刻写”之前的“人争”二字，说明当时已经不是“发明”雕版印刷，而是“普及”雕版印刷，否则，怎么可能会“人争”呢?汉代连“发明”雕版印刷都没有确定，怎么可能会“普及”雕版印刷呢?《论衡》全书，作为雕刻的“刻”字除了上述三例之外，还有五处：一在《须颂》：“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于竹帛;颂上令德，刻于鼎铭。”这个“刻”字是在金属鼎铭上刻制的意思。二在《道虚》：“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惊，以为少君数百岁人也。”这个“刻”字是在金属器物上刻画的意思。三在《雷虚》：“夫如是，火为剡之迹，非天所刻画也。”这个“刻”字是刻画的意思。四在《纪妖》：“当星坠之地，荧感为妖，故石旁家人，刻书其石。”这个“刻”字是刻石的意思。五在《量知》：“夫竹木，粗苴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这个“刻”字是雕刻器物的意思。由此可见，《论衡》中作为雕刻的“刻”字，均指刻石(金属)或刻画，而非指刻字于木也。为了广告庶民，保民健康，古代把医药验方公布于众是常见的事，如唐玄宗曾发布《刊广济方诏》：“朕顷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已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医疗失时，因致祸夭。性命之际，宁忘侧隐。宜令都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令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²⁾也有不少将药方刻石、广告民众者，如宋张鎡《仕学规范》卷二十九云：“岭南风俗，病者必祷神，不服药。尧叟有《集验方》百本，刻石桂州驿舍，人颇赖之。”当时陈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关心民生，专门把验方刻到石头上，企图扭转当地的不良风俗。又如清陈芳生撰《先忧集》卷五十《济饥辟谷丹》云：“晋惠帝永宁二年，黄门侍郎刘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济饥辟谷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请将真方镂版，广传天下。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后颂至隋州，教民用之验，序其始末，勒石汉阳军大别山太平兴国寺。”这里将验方“镂版”也是“勒石”之意。金其桢指出：“在我国历代存世的碑刻中，据查考，有许多古代药方碑，见诸于名家著录的有西岳华山莲花峰的《固齿方》摩崖石刻、广西刘仙岩的《养气汤方》摩崖石刻、广西邕州宣化厅的《疗病方书碑》、广西桂州馆驿的《集验方碑》、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的《龙门药方碑》和陕西耀县药王山《药学碑林》、山西稷山县博物馆的《仙方碑》等。其中最著名、内容最丰富的是洛阳《龙门药方碑》和耀县药王山《药学碑林》。”⁽³⁾《龙门药方碑》开凿于北魏晚期，洞中除了北齐雕凿的造像外，在洞口过道两侧的石壁上，刻有140个药方，其中117个药方属药物治疗，23个药方属针灸治疗。这个药方碑是古代传世药方石刻最早的一处，在中国古代医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药王山的《药学碑林》有宋、金、元、明、清石碑100多块。内容与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密切相关。这些石碑或记孙思邈的生平事迹，或赞颂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或记录孙思邈的医疗处方。其中最著名的是《千金宝要碑》和《海上仙方碑》、《千金宝要碑》刻在四块石碑上，两面刻字，共分六卷，摘录了孙思邈《千金方》的重要内容。《海上仙方碑》刻在一块大石碑上，也是两面刻字，摘录孙思邈的主要著作，分为《枕上记》、《养生铭》和各种病症单方三部分。这五块石碑刻字数万，历经40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保存完好，对研究古代医学家和古代药物学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北京出土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和拉萨大昭寺前清乾隆间刻《劝人种痘碑》也有重要的医学价值。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古代把药方刻在石头上公布于众，并不罕见。如果“刻”字是在木板上“刻书”之意，那么怎么解释《论衡·纪妖》篇的“刻书其石”呢?“刻写”和“刻书”当是一个意思，都是并列词组，表示刻石和传写两件事。

第二，从汉代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汉代刚刚发明纸张，但是远未普及。竹帛作为当时最佳文字载体，盛行于世。就是《论衡》一书，也多有记载，《书虚》篇云：“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骨相》篇云：“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以上所谓“竹帛”，指的都是竹简和帛书。就连《论衡》著者王充本人也是在竹简上写书的，据《后汉书·王充传》：在写作《论衡》期间，“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牗墙壁各置刀笔”。这里的“刀笔”就是汉人写书常用的书刀和毛笔，二者都是在竹简上写书不可缺少的工具。可见王充在门、窗、墙壁上到处都放置了书刀和毛笔，想到什么内容，就马上写下来。如果写错了，就马上用书刀削去。如果当时确已发明或普及雕版印刷，王充何乐而不为之?再说，汉代楷体尚未成熟，印章多为阴文，拓印也还没有出现，因而缺乏发明雕版印刷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从古籍的发现、出土情况来看，两汉时期有大量简策、帛书出土，尚未发现过印刷品。

总而言之，无论从上下文的语意分析，或是从整体情况分析，把王充《论衡》中的“刻写”释为在木头上“雕版印刷”，都是不可信的。

2　“隋代说”关于拓本的起源问题

拓印是发明雕版印刷的关键技术，拓印是发明雕版印刷的重要条件之一。隋代出现拓印的所谓“根据”有二：一是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关于《峄山碑》“历代摹拓”的记载;二是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关于历代“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的记载。让我们略加分析如下。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卷八说：“始皇峄山刻石纪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犹上官求请，行李登陟，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其中“后魏太武帝”有两种解释：一曰三国魏武帝曹操，一曰魏太武帝拓跋焘。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王至邹山……见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可见“后魏太武帝”当指后者。此段记载反映了峄山碑文由“搨”到“拓”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搨”碑的时期。封氏所谓“历代摹拓”当为“历代摹搨”之误。“搨”和“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拓印的程序比较复杂，大约可分六步：一是清理金石器物上的污垢;二是在金石器物上涂上水蜡、白芨水等;三是铺上浸湿的薄纸;四是隔着毡布轻捶薄纸，使之紧贴文字图像;五是晾干薄纸;六是朴墨，使文字图像显示出来。摹拓又叫响搨、影写，摹搨的具体方法是将字画置于明亮处，以白纸覆其上，借着强光勾勒出字画轮廓，再以浓墨填实。不过，响搨的影写的光线更强。《峄山碑》的“摹搨”也与一般书画摹搨不同，为了更加逼真，是在石碑现场临写，没有离开石碑，故《封氏闻见记》有“邑人疲于供命”之说。摹拓始于晋代，唐张彦远说：“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搨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顾生首创维摩诘像。”⁽⁴⁾这里“顾生”指顾恺之。顾恺之(约345—406)，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东晋著名画家。“搨”的方法是由晋代顾恺之首创。他用此法画的第一幅像就是维摩诘像。维摩诘，简称维摩，据说他是耶离城中一位大乘居士，和释迦牟尼同时，善于应机化导。尝以称病为由，向释迦牟尼派来问讯的舍利弗、文殊师利等阐扬大乘佛教的深奥义理。东晋兴宁中，顾恺之在建康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像，“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⁵⁾唐代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搨书人”，干的就是摹搨的工作。“传搨”一词为唐人所习用，唐窦泉《述书赋》序云：“刊讹误于形声，定目存于指掌。其所不睹，空居名额，并世所传搨者，不敢凭推，一皆略焉。”这里“传搨”二字，就是影写之意。又如唐窦泉《述书赋》窦蒙注：“杨肇，字季初，荥阳人，晋荆州刺史。今见草书一纸，共十行，有古署榜，无姓名，今共传搨之。”从引文可以看出，后人所传搨的不是金、石器物上的文字图像，而是晋代著名书法家杨肇写在纸上的十行草书，这里的“传搨”也是影写的意思。又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张燕公以画人手杂，图不甚精，乃奏追法明，令独貌诸学士。法明尤工写貌，图成进之，上称善，藏其本于画院。后数年，上更索此图，所由惶惧。赖唐子元先写得一本以进。上令却送画院，子元复自收之。子元卒，其子货之，莫知所在，今传搨本。”这里“搨本”是“传”的宾语。“今传搨本”是说流传到现在的都是搨本。当然，归根到底。搨本的产生也是“传搨”的结果。由于“搨本”非由金石器物本身而致之，都是复制品，所以称为“传搨”，此“传搨”之所由来也，“传搨”均为“相承传搨”。而每一种拓本都出自原来的金石器物，离开金石器物，拓本就不可能产生。“拓”字由来已久，《说文解字》释“拓”云：“拾也。陈、宋语，从手，石声。遮，拓或从庶。”到南北朝，“拓”字仍无椎拓之意，梁顾野王《玉篇》释“拓”云：“同遮，之石切，取也，拾也。”但是，南北朝以后，新出一个“搨”字，此字《说文解字》未收。宋丁度《集韵·合韵》释“搨”云：“，冒也，一曰摹也。”这就是说，新出“搨”字即摹写、影写之意。宋钱易《南部新书·丁》云：“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两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此之“搨”字即影写之意。又据《北史·崔宏传》：“初，宏父潜为兄浑等诔手笔《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年将二百，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将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此之“摩搨”也即影写，影写的是崔宏之父潜所抄写的医书《本草》。南北朝时期，影写又单称“摹”或“模”。前者如《北史·王世弼传》：“(王由)好学有文才，尤善草隶书，性方厚。有名士风，又工摹书，为时人所服。”后者如《周书·冀俊传》：“性沉谨，善隶书，特工模写。”其中“摹”和“模”均为影写之意。在拓本出现之前，人们练习书法的主要手段是“临”和“摹”。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临摹二法》云：“临，谓以纸之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宋代以后，名人书迹以刻本、刻石之法流传，不再采用影写之法，但“搨”字并没有因此废弃，而和椎拓之“拓”混在一起了。例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后汉武班碑》云：“后得别本，模搨粗明，始辨其一二。”这里，“搨”字即与椎拓之“拓”是一个意思。既然宋代以后，“拓”、“搨”二字通用，加上“搨”字笔画又比“拓”字为繁，“拓”字的使用频率又较“搨”字为高，那么，今日所见宋元以及宋元以后的本子把“传搨”写成“传拓”也就理所当然。例如宋方勺《泊宅编》卷上云：“唐初，郑魏公鸠集所余，十不获一，而传拓之本犹存秘府。”明郭世昌《金石史》卷一云：“右军之迹，流传人间，讵止千万。传搨失真，肉眼莫辨，遂使他刻乃敢狡然夺嫡。而此纸为搨工朝夕糊口计，击扑之声，晓然不断，行复剥落尽矣。”明顾起元《说略》卷十三云：“贞观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云：“杨文襄与孙为姻家，戒之曰：碑版出自禁庭，纷纷传搨，倘为人指摘，祸且叵测，窃为君危之。”以上引文中的“传搨”、“传拓”皆误，“传搨”当为“传拓”，“传拓”当为“传搨”。以上各例均出自四库全书本，再次证明《四库全书》不是善本书。《隋书》的最早版本为宋刻本。《隋书·经籍志》云：“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这是最早把“传搨”改为“传拓”的例证之一，始作俑者当为宋本矣。古代图书传抄(刻)致误之例，实在太多，不值得大惊小怪。唐德宗贞元间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说：“贞观初，魏徵为秘书监，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原注：一作“秘”)之本犹存秘府，而石经自此亡矣。”这段话基本照抄了《隋书·经籍志》，“传拓”二字，也就自然沿袭了《隋书·经籍志》的错误。封演是个治学认真的人，他在撰写《封氏闻见记》时，参考了许多版本，并没有完全照抄前人文献。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在“传拓”二字之后加了注解，说有的版本“传拓”原为“传秘”。如果真是这样，“传拓”之误明矣!张秀民错误理解了原文的含义，认为《封氏闻见记》卷二所谓“摹拓”即今之“椎拓”，他说：“大历二年(767)，大诗人杜甫为他的外甥李潮所作的《八分小篆歌》，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秦代李斯所写的峄山碑，被摹拓下来为学篆书的范本，因为被野火烧掉，就有人用枣木翻刻，字肥失真。碑文二百二十字，字大逾寸，自然比道士的枣木符印更大。不过，它同普通石碑一样，刻的是阴文，只能正面锤拓为搨片，并不是蘸墨刷纸为印刷品。”⁽⁶⁾《封氏闻见记》卷二“历代摹拓”之后，明明有“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之语，说明“野火焚之”之前，都是通过“摹写”得到碑文的，绝不是后世的“椎拓”。

第二阶段是以木代石时期。这个时期《封氏闻见记》中没有明文记载，是通过杜甫撰《李潮八分小篆歌》知道的。《李潮八分小篆歌》的原文是：“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承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⁷⁾这首诗极力赞扬了外甥李潮的八分小篆，赞扬李潮的书法水平可与著名书法家、秦相李斯和唐代工部尚书韩择木等相提并论。当然，李潮书法水平之高，也与当时抄写盛行有关。由于“峄山之碑野火焚”，加上石碑有笨重、难刻等缺点，后人以木代之，继续摹搨，正如唐窦泉《述书赋》注所云：“峄山碑，其石毁，土人刻木代之”。时间当在杜甫撰写《李潮八分小篆歌》的盛唐之前，或在唐代初期。因为“枣木传刻肥失真”，已非原汁原味，以木代石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封氏闻见记》怎么可能会略而不载呢?不过，以木代石的方法，解决了石碑笨重、难刻等弊病，必定对后来的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是“拓”的产生时期。《封氏闻见记》所谓“拓取”，就是“椎拓”。椎拓又叫拓印、捶拓、槌拓等，它是最早的文字复制技术之一。雕版印刷与拓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拓印和雕版印刷都是复制技术。拓印在前，雕版印刷在后。雕版印刷是由于拓印的直接启示而产生的。(二)拓印采用印纸在上、印版在下的办法，解决了大面积印章印版在上、不堪重负的问题。(三)雕版印刷的“反文阳刻”技术是由于拓印反面教训的启示而产生的，解决了拓印黑底白字、不便览观的问题。(四)雕版印刷的大面积版面是由于拓印大面积碑版的启示而产生的，从而解决了印章面积小、容字少的问题。(五)雕版印刷的刷印方法除了接受印染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椎拓刷纸、朴墨的影响，从而解决了按捺印章压力不匀、印色不均的问题。就《峄山碑》而言，采用拓印的时间当在盛唐之后。就整体而言，早在唐初就出现了椎拓之法，唐初拓本《温泉铭》、《神策军纪圣碑》、《孟法师碑》等就是证明。“凡成数片”，就是把碑文刻成数段，以便装订成册。分段刻写，正是唐碑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装订拓本的需要。《封氏闻见记》关于《峄山碑》的记载虽然不是那么详细，但是结合其它文献可知，拓印的产生经历了写搨、以木代石等阶段，对我们研究拓本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著名学者罗振玉曾经指出：“石刻墨本所自始，则前人未有能确徵之者。程大昌《演繁露》卷七曰：“刻石为碑，蜡墨为字，远自秦汉，而至于唐。”方以智《通雅》亦谓《汉书·蔡邕传》鸿都石经“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即石刻传拓之始。予谓此皆想象之词，固未足以徵信。“摹写”云者，殆谓以笔摹取，非若后世之濡纸施墨也。惟《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字、三字石经，其言曰：“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似梁隋所藏石经信为墨本者。然“传拓”之名，书画家皆用之，乃就本响拓摹放。《隋志》之言“传拓”，果为就石施墨与否，亦尚未能断定。而确可徵信，殆在李唐之世，此有三证焉：许祭酒《说文解字》自序言郡国山川，往往得彝鼎，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而其书中所载古文，则无言某字出某器者，惟间载秦刻石文而已，此汉代金石刻尚无墨本之证。山川所出彝鼎，许君固不能得墨本以证据之。至秦石刻，当代殆有摹写者，故许君得据以入录。然则梁隋著录石经，所谓“相承传拓之本”，恐亦如许君所见之秦刻石，此秦汉未有墨本之明徵，其证一也。许君《说文解字》序，虽曰“著于竹帛谓之书”，然当时经籍著之简册者为多，诸生受经削牍写经文，师口授其义，鸿都所刊，意在定正文字，示当世准则已尔。故刊以穹碑。每行字数虽未可确知，而就宋人所录推之，每行盖七十余字。观其刊石之制，则非能以拓墨代简册，盖可知也。至唐代开成石经，一石刻数列，每列横截而连属之，则成卷轴，始可以拓墨代传钞。因唐代既有拓墨之法，故易直书为横刻，其证二也。古金石刻拓本出唐代者，世人每言之，然未尽可信。唐拓确可信者，莫如敦煌石室之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塔铭》、柳公权《金刚经》。《温泉铭》后有永徽题字，其出于李唐初纪，了然无疑。《金刚经》虽已装卷轴，其连合之处尚可见。盖亦为巨碑而横刻数列，每列首行傍记数字，其第三、第九两列，尚存“三”、“九”两半字，未尽割弃。盖每列为四十行，制与开成石经正同，故已横截连合而为卷轴。则予初意开成石经，可横截连合成卷，以代传钞者，至此乃确有明验，其证三也。然则，金石墨本虽未必自唐始，意亦必去唐不远。程、方两家谓秦汉有之，其说之未可信，亦明矣。予往岁见敦煌三刻，既喜遘天壤间之墨皇，又喜墨本之出于唐代，得此益可徵信。”⁽⁸⁾罗振玉列举三个证据，“确可征信，(拓本)殆在李唐之世”正式出现。其中，第三证以唐代拓本《金刚经》为例，在唐人制作卷轴时，“第三、第九两列，尚存‘三’、‘九’两半字，未尽割弃”，“益可征信”拓本之“出于唐代”。唐代包括社会需求、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的三大条件已经基本俱备，加上拓印这项关键技术，唐代发明雕版印刷已是水到渠成。

总之，无论《封氏闻见记》关于“历代摹拓”的记载，或是《隋书·经籍志》关于历代“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到了唐代，才正式出现拓本。

3　“唐初说”关于玄奘“印普贤像”的问题

“唐初说”认为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有两个重要“证据”：一是“梓行”长孙皇后的《女则》;二是玄奘“印普贤像”。关于第一个“证据”，我在《图书情报知识》1991年第2期中已作评析，兹就玄奘“印普贤像”的问题略加说明。唐末冯贽在《云仙散录》中引用《僧园逸录》的话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这里的“印”字真的是雕版印刷吗?让我们从佛教文化史的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让我们从普贤崇拜的形成加以分析。在我国古代，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称为“四大菩萨”，普贤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古代的普贤像当与普贤崇拜有关，而普贤崇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又与《华严经》的发展紧密联系，因为普贤菩萨是《华严经》中的一个重要菩萨，在《华严经》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华严经》在大乘佛教中又占有重要地位，是大乘佛教由初期走向中期发展阶段的产物。《华严经》传入中土以后，先后有三个完整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晋译本，此本初分五十卷、三十四品，译主为觉贤(佛陀跋陀罗)。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又重编为六十卷，故简称为“六十《华严》”。第二个版本是初唐译本，称《大方广佛华严经》，译主为实叉难陀，译毕时间为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因其内容有八十卷、三十九品，故简称为“八十《华严》”。与晋译本比较，初唐译本有四万五千颂，内容更为详尽，而晋译本只有三万五千颂。《十定品》第二十七，晋译本是没有的。第三个版本是中唐译本，亦称《大方广佛华严经》，译主为般若，译毕时间为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因其内容只有四十卷，故简称“四十《华严》”。该本把普贤菩萨作为《华严经》的核心，其《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把无穷无尽的释氏行愿归纳为十种：“一者礼敬活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论，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随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十种行愿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部分：第一、二、三条是第一部分，主旨是信佛、敬佛。它既是全部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基石，又是佛教修行的出发点，也是修行者虔诚信仰的总纲。它要求修行者首先确立对佛教的崇高信仰，树立一种圣洁美好的崇拜对象。第四、五两条是第二部分，主旨是悔过向善。也就是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甚至罪孽深刻忏悔，不再重犯，严格自律，永守净戒。在此基础上，对世间的一切善行表示欢喜。重点在于识别善恶，树立弃恶从善的志向。识己之罪过，知他之善恶。第六、七、八三条是第三部分，主旨是在悔过向善的基础上，对佛法的向往和实践。核心是一个“法”字，“法”是连接圣凡的桥梁，修法则是通过这座桥梁到达圣界。“请转法论”和“请佛住世”是求法，“常随佛学”是修法。这一部分比第二部分前进了一步，由向善发展到趋圣的具体行动，使普贤行愿获得进一步升华。第九、十条是第四部分，主旨是一个“顺”字，即通过“恒顺众生”，达到修养菩提心的目的。最终落脚到成就普贤行愿和无上智慧方面，体现十大行愿的终极目标。简言之，四大部分的内容就是敬佛、责己、修法和证果，是大乘佛法的高度浓缩，就是完整的大乘佛教的修证体系。体现了普贤菩萨普济众生的大慈大悲和救世情怀，代表了中国佛教的根本宗旨。可以说，《普贤行愿品》是四十《华严》的独创，也是四十《华严》的精华。普贤的理论虽然最早见于晋代翻译的《法华经》，但是早期的普贤理论体系还不成熟，还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广泛的普贤崇拜。般若学和禅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大佛学派别。人们常把般若学看作玄学，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在门阀士族中风靡一时。如果名士不懂得般若学，似乎就缺乏名士的派头;高僧如果不谈玄说理，似乎有失高僧的身份。社会上形成名士谈佛理、高僧谈玄学的佛玄合流的风气。相比之下，普贤的理论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普贤崇拜的人群还远远没有集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中期。直到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四十《华严》译本出现，弘扬普贤崇拜最有力量、最有理论价值的《普贤行愿品》才终于把普贤崇拜推向了高潮。也就是说，普贤崇拜从开始到高潮经历了375年的漫长历程。在中国古代的佛像崇拜中，早期的佛像崇拜以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弥勒为主，到了后期才发展为以观音、文殊、普贤为主的佛像崇拜。据统计，五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全部佛教造像中，30%以上是弥勒造像。⁽⁹⁾北魏的108龛造像铭中，释迦牟尼佛51龛，占47%;弥勒菩萨32龛，占29%;观音菩萨、无量寿佛、释迦多宝二佛等占34%。隋唐时期龙门佛龛造像中，造像题材明确者268龛，其中，阿弥陀佛137龛，占51%;观音菩萨56龛，占21%;弥勒佛14龛，占5%;释迦牟尼佛12龛，占4%;地藏10龛，占3.7%;优填王像9龛，占3%;药师佛7龛，占2.6%;卢舍那佛3龛、业道佛2龛等。隋唐时期新造的佛像共计58尊，其中释迦佛7尊、弥陀佛10尊、阿弥陀佛4尊、卢舍那佛6尊、毗卢遮那佛2尊、定光佛2尊、俱胝佛1尊、观音菩萨16尊、文殊菩萨3尊、普贤菩萨3尊、毗沙门天王3尊。⁽¹⁰⁾可见，唐代以前普贤像的雕造是极为少见的。玄奘作为忠实的佛教信徒，生活在隋末唐初，似不可能“印普贤像”。

其次，让我们从玄奘本人的佛教信仰分析。玄奘是一位虔诚的弥勒信徒。早在西行取经之初，“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¹¹⁾在西行取经途中，遇到灭顶之灾时，总是想到弥勒，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东南行二千余里，经于四国，顺殑伽河侧，忽被秋贼，须人祭天。同舟八十许人悉被执缚，唯选奘公，堪充天食。因结坛河上，置奘坛中，初便生飨，将加鼎镬。当斯时也，取救无缘，注想慈尊弥勒如来及东夏住持三宝，私发誓曰：‘余运未绝，会逢放免。必其无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时悲啼号哭。忽恶风四起，贼船而覆没。飞沙折木，咸怀恐怖。诸人又告贼曰：‘此人可愍，不辞危难，专心为法，利益边陲。君若杀之，罪莫大也。宁杀我等，不得损他。’众贼闻之，投刃礼愧。受戒悔失，放随所往。”最后终于化险为夷，免遭一死。西行取经返回以后，玄奘对弥勒更加崇拜，据《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法师从少以来，常愿生弥勒佛所。及游四方，又闻无著菩萨兄弟，亦愿生睹史多天宫，奉事弥勒，并得如愿，俱有证验，益增剋励。自至玉华，每因翻译，及礼忏之际，恒发愿上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除翻经时以外，若昼若夜，心心相续，无暂恘废。”⁽¹²⁾据说，佛涅槃后九百年，弥勒菩萨曾在中印度阿踰陀国讲堂，为无著、世亲兄弟宣讲《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等五部大论，无著成为大乘佛教瑜伽宗理论体系的主要建立者。玄奘西行取经期间，曾从戒贤法师传授以《瑜伽师地论》为代表的瑜伽宗，益发加深了玄奘对弥勒的崇拜。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玄奘亲自在玉华宫主持《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翻译工作，次年五月译完。据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唐太宗幸玉华宫，“敕追法师。既至，接以殊礼。敕问师比更翻何经论，答：‘近翻《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上曰：‘此论甚大，何圣所作?复明何义?’答：‘《论》是弥勒菩萨造。明十七地义。’‘何名十七地?’法师答名及标大旨。上甚悦”。⁽¹³⁾从上述记载来看，玄奘自幼崇拜弥勒。在西天取经时，又加深了对弥勒的崇拜。西天取经返回后，又把带回的梵文《瑜伽师地论》翻译成汉文，把瑜伽宗传入中国，成为法相宗(亦名唯识宗)的创始人。他的翻译工作得到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玄奘在翻译佛经之余，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弥勒，“若昼若夜，心心相续，无暂恘废”。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5月，玄奘还翻译了《瑜伽师地论释》一卷;元朔二年(661年)，62岁的玄奘还翻译了弥勒传授的《辨中边论》。玄奘还亲自撰写了《赞弥勒四礼文》，可见他对弥勒的崇拜程度。在麟德元年(664年)1月17日病危期间，玄奘还托人画俱胝像、弥勒像等。甚至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弥勒，“默念弥勒，令傍人称曰：‘南谟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谟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己，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胁累足，右手支头，左手髀上铿然不动。有问：‘何相?’报曰：‘勿问，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问曰：‘和尚定生弥勒前不?’答曰：‘决定得生。’言已气绝。”⁽¹⁴⁾可见玄奘对弥勒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想念弥勒，而且对“生弥勒前”充满信心，真是一位虔诚的弥勒崇拜者。

总之，普贤崇拜在唐初还远远没有形成，加上玄奘对弥勒的虔诚崇拜，似可断言，唐初玄奘“印普贤像”是不可能的。

4　“唐中说”关于“模勒”释义的问题

虽然，“唐中说”认为唐代中期发明雕版印刷，已为大量事实所验证，但是“唐中说”把唐代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的“模勒”一词释为雕版印刷是不恰当的。针对唐元稹撰《白氏庆集序》中有“模勒”一词，明胡震亨说：“书籍之有印本，云起于五代者，非也。元微之序白乐天集，已有市井‘模勒’、‘衒卖’之说，而司空图《一鸣集》载东都敬爱寺化募雕刻律疏云：洛郊遇焚，印本散失，欲共雕镂，计一书所印，共八百纸。则剞劂之利，在唐世己盛行矣。”⁽¹⁵⁾这是“模勒”释为雕版印刷的最早记载。清赵翼、王国维等纷纷附和此说。当代不少出版史著作也常常以此作为唐代刻印白氏文集的依据，甚至把它当作雕版印刷的起源。“模勒”一词到底应该怎样解释?让我们试作辨析如下。

首先，让我们从“模勒”的本义和引申义分析。“模勒”之“模”字，其本义，据《说文解字·释模》：“法也，从木，莫声。”法就是法式、模范、榜样的意思。如晋左思《咏史八首》之八：“巢林棲一枝，可为达士模。”勒，其本义，据《说文解字·释勒》：“马头络衔也，从革，力声。”像以手用力张革之形。如《楚辞·九章·思美人》：“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联系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的“模勒”，用的都是引申义。模是模写内容的意思，勒是编辑的意思。“模勒”二字合在一起，就是模写编辑之意。这种解释在唐宋非常普遍，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云：“若模勒前人，无自得，只如世间剪裁诸花，见一件样，只做得一样也。”唐王勃《王子安集·续书序》云：“始自总章二年，洎乎咸亨二年，刊写文就，写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有人不同意上述解释，认为“模勒”跟书法有关，是勾勒、影写的意思。⁽¹⁶⁾当然，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时期，手抄是图书制作的主要手段。字迹因人而异，有优劣之别。书法家的字迹常常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因为那时没有照相机，人们仿真的唯一办法就是影写。影写的具体方法是：先把字画的轮廓描下，然后以墨填实。唐代有一种职业叫做搨书手，干的就是这项工作，因此，影写又叫搨书。相传唐太宗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搨过多份，颁赐诸子、群臣⁽¹⁷⁾。因为“模勒”常常是碑刻的第一道工序，和搨书有些相近，所以，人们常常用“模勒”代指勾勒和影写，用“模勒上石”代指刻碑。然而，从内容方面分析，元白诗作实开一代新风，有许多明显的特点：直面现实，贴近民生，通俗易懂;首创“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多有“杯酒光景小碎篇章”等⁽¹⁸⁾。这些特点吸引了大批读者。在广大读者中，固然有不少相互酬唱、借酒消愁的文人学士，更有大量的普通读者。那些直面现实、贴近民生、通俗易懂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广大读者尤具吸引力，出现大量模仿之作也是必然的。模仿者为了取信于读者，不外两种手段：一是模仿元白诗作的内容;二是模仿元白诗作的字迹。比较而言，第一种手段似乎更接近实际，因为广大读者对元白诗作的内容已是耳熟能详，是与不是，一听一看便知。在元白所处的唐代，抄书是学者的第一要务，书法家多如牛毛。元、白虽然书法不错，但还称不上一流、二流的书法家，其社会影响主要依赖他们的作品内容，而不是书法。广大读者喜欢元白诗主要是因其内容而不是其书法。因此，我们认为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的“模勒”二字应当释为“模写编辑”，而不宜释为勾勒、影写等书法活动。至于根据《礼记·月令》中关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郑玄注：勒，刻也)的记载，把“模勒”释为雕版印刷更是不对的。

其次，让我们从上下文的语意分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的有关文字是这样的：“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原文小字注：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¹⁹⁾这段文字有两层意思：“其甚者”之前是第一层意思。在这层意思之中，出现两个“模勒”，第二个“模勒”在小字注解中，是对第一个“模勒”的解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面是把“缮写模勒”并题，小字注解仅用“模勒”二字，似乎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元稹讲的主要是“模勒”这种写作方法。那么小字注解应当怎样理解呢?“模勒乐天及予杂诗”，是修饰“书”的，整个小字注解的意思是：扬越间不少书商把仿效元白诗篇编成的图书在市场上出卖。从“其甚者”三字开始，为第二层意思。“其甚者”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字承上，代指那些模仿写作者;“甚者”二字启下，表示在模仿写作者之中，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他们公然在自己仿造的诗篇上，硬是署上元稹、白居易的名字，欺世盗名，兜售伪作，牟取暴利，从而造成鱼目混珠、真伪参半的局面，有关人员对此毫无办法。两层意思的联系非常紧密：第一层意思是第二层意思的前提，第二层意思是第一层意思的深化。第二层意思是在第一层意思的前提下，进一步揭露那些“盗窃名姓”者。这就是说，模仿写作的人可分两个大类：一类人只是模仿写作而已，老老实实地署上自己的名字，不敢“盗窃名姓”;另一类人则胆大包天，不仅模仿写作，而且敢于“盗窃名姓”，硬是把模仿之作，署上元白的名字，移花接木，从中渔利。衡量一个词的真实含义，不能离开该词所处的原文，不能离开该词所处的语言环境。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两层意思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缮写”和“模勒”两个词之所以并列起来，是因为前者讲的是一般的抄写问题，后者讲的是写作内容问题，二者确实是并列关系。如果离开两层意思的递进关系，硬把“模勒”释为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是根本讲不通的：既然勾勒、影写或刻印元白诗作，自然会光明正大地署上元白的名字，后面的“盗窃名姓”就无所指，就没有着落，也就不存在“盗窃名姓”的问题了。本段第二层意思非常关键，不能省掉。如果省掉，也就不能全面理解两层意思的递进关系了。

另外，让我们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关于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模勒”一词的具体含义，我们还可以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²⁰⁾这就是说，从长江中上游到国都长安，仿效者竞相模仿元白诗作，争先恐后创作“新词”问世。所谓“新词”，就不是元白的旧词，是最新创作的。可见“模勒”与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没有任何关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云：“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架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闻相公记忆，累旬已来，实惧粪土之墙，庇以大厦，便不摧坏，永为版筑之娱。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合为五卷，奉启跪陈。”⁽²¹⁾这里所谓“为诗者”就是指的那些“仿效”者，而不是指勾勒者、影写者或雕版印刷的人。“司文者”和“文有宗主”的“文”字都是指诗歌，都不是指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所谓“力或不足”，是说在“仿效”者中间，有的人胡编乱造元白诗作得心应手，有的人写作能力不足，“自审不能以过之”。这里的“力”字指写作能力，而不是指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能力。由于“仿效”者水平不高，也只能“戏排旧韵，别创新词”。“戏”字说明“仿效”者很不严肃，把诗歌创作视为儿戏，只能按照元白用过的“旧韵”写作。这些诗歌虽然水平不高，但却也是“别创新词”，文字没有抄袭，是重新写过的。这里指的亦非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而是写作的内容。当然，“力或不足”的仿效者，只能写出“支离褊浅之词”，只能写出“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的诗歌。“韵同意等”四个字就是说韵脚、意思相同而文字不同，并非元白的旧作，文字已经有了改变。很明显，这里讲的也是诗歌内容问题，绝非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由于当时“力或不足”的“仿效”者太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司文者”不进行调查研究，“往往归咎于稹”。元稹十分担心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实惧粪土之墙，庇以大厦，便不摧坏，永为版筑之娱”。“仿效”者们打着“元和诗体”的旗号，严重玷污了元白的声誉。为了说明真相，辨别真伪，元稹才不得不“跪陈”献诗。由此可知，这段话和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没有任何关系。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第七句“元诗驳杂真难辨”，自注云：“后辈好伪作予诗，流传诸处。自到会稽，已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卷，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验，无一篇是者。”⁽²²⁾这里讲的都是内容问题。“伪作予诗”，就是假冒元稹作诗，打着元稹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而与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无关。白居易《白氏集后记》云：“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显然，这里所谓“假名流传者”，也是指那些以假乱真的人，与勾勒、影写、雕版印刷等无关。以上情况表明，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的“模勒”确实是就诗歌内容而言。就元白作品的情况来看，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中确实有不少伪作。据岑仲勉考证，元稹《酬乐天初冬早寒见寄》、《酬白太傅》等均属伪作。《酬乐天初冬早寒见寄》中“洛水碧云晓，吴宫黄叶时”之句，“显见是吴洛唱和，非元白唱和”，而证此诗是刘禹锡的作品⁽²³⁾。关于《酬白太傅》，岑仲勉说：“按《旧(唐书)·白(居易)传》，开成元年，除同州不拜，寻挽太子少傅，此作太傅，误一;元卒大和五年，更不见白加少傅，误二。此必他人诗，非稹诗也。”⁽²⁴⁾卞孝萱《元稹年谱》认为，《赠毛仙翁》并序都是伪作：“元稹长庆二年为宰相，三年为浙东观察使。伪造者误以为元稹‘廉问浙东’在前，‘入相’在后。”另外，《茶》诗也是伪作，卞孝萱《元稹年谱》将王起、李绅、令狐楚、元稹的行综列表，说明白居易离西京赴东都时，众人均不在西京，更无《唐诗纪事》卷三十九《韦式》门所记“悉会兴化亭”赋诗之事，伪诗无疑⁽²⁵⁾。白居易别集中也有不少伪作，《别韦苏州》就是其中之一。清赵翼说：“按香山自叙：年十四五，游苏杭间，见太守甚尊，不得从游宴之列。则于左司年辈本不相及，何待有辞别之作?此诗必非香山所作，或他人诗搀入耳。”⁽²⁶⁾当然，今人所见元白伪诗并非全系唐人作伪，但是应该肯定：大多数是唐人干的。以上事例表明，把“模勒”释为“模写编辑”是有道理的，“模勒”讲的绝对不是勾勒、影写等书法活动，更不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最后，让我们从白居易本人的论述分析。白居易的作品是否刻印，他自己最有发言权。兹选录几段白居易本人的论述。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三卷。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说：“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太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两本，一付龟儿，一付梦得小儿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²⁷⁾说明该集抄录了两个副本，《刘白唱和集》没有雕版印刷。开成四年(839年)白居易编《白氏文集》六十卷。白居易在《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中说：“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说明该集抄录了三个副本，《白氏文集》没有雕印印刷。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编《白氏文集》七十五卷。白居易在《白氏集后记》中说：“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为了保存这部文集，白居易专门制作了一个大书柜，并有《题文集柜》诗云：“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大小三千篇。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从《白氏集后记》可知，不包括国外、两京抄本，该书共抄了五个副本。从《题文集柜》可知，因为当时没有雕版印刷，白居易一直有“诚知终散失”的担心。他专门做了一个柏木书柜收藏文集，希望尽可能多保存一天。会昌五年(845年)编《白氏文集》是白居易一生作品的最后结集，既然全为手抄，遑论其他。从上引白居易为本人文集所作的序记可知，白居易的作品确实没有雕版印刷，对于传世意识非常强烈的白居易来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后顾之忧。显然，把“模勒”释为雕版印刷，认为唐代已经刻印白氏文集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综上所述，我们从四个方面辨析了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模勒”的含义，说明“模写编辑”才是其正确的解释。至于雕版印刷发明的大概时间，还需要结合其他条件综合研究。

以上我们就印刷术起源的四个问题略加辨析，还有其他问题的辨析尚俟异日。总而言之，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印刷术的起源，是我的一贯主张。论证印刷术的起源，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工程。抓住一句话，甚至几个字，匆忙作出结论的做法是不可科学的，也是靠不住的，我们应当力避这种毛病。

【作者简介】

曹之，男，河南荣阳人。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古籍编撰史》等著作。

【注释】

(1)刘盼遂.论衡集解卷20：须颂［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董诰，等.全唐文卷32：唐玄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金其桢.中国碑文化：碑与中医中药［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搨写［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历代能画人名［M］.

(6)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印刷术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彭定求等.全唐诗：杜甫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墨林星凤序［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9)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宗教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妙相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1)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大正藏卷50：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13)大正藏卷50：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14)慧皎等.高僧传合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胡震亨.读书杂录卷1［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翁同文.与印刷术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J］.(台北)东吴文史学报，1989(7);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J］.历史研究，2007(6).

(17)张彦远.法书要录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附录：元和诗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唐五代诸家评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唐五代诸家评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唐五代诸家评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附录：白居易本人关于论诗的意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元稹.元稹集卷26［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元稹.元稹集卷26［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5)元稹.元稹集外集卷7：续补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赵翼.瓯北诗话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7)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附录：白居易本人关于论诗的意见［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