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历史因素的重大影响

政治与历史因素的重大影响

（一）30年代的“大清洗”是形成与巩固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极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反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进一步保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与发展。

我们通过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强制和暴力，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党群关系紧张，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仅1930年1—3月全苏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34]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已把一个一个的党内反对派打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在斯大林的高压政策下，它们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20世纪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从而构成了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之大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www.guayunfan.com)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赞成这样的看法：不要把它说得太复杂了。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想要获得的是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绝对的服从。同时他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造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正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首先冲向中央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出现的种种措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斯大林与党的基本骨干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党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到了1934年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经不被需要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伊·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35]。敏感的斯大林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清洗”运动。而爱记仇、疑心重的斯大林，在这个运动中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为自己破坏法制与践踏民主大开闸门，消灭反对他的政治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在全国造成一种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种局势把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

斯大林搞“大清洗”，用“人民的敌人”等种种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

这次“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凡是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都将被抛弃，凡是他不喜欢的人都将被撤职或消灭。“大清洗”运动已经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都遭到严重的扭曲。麦德维杰夫远在1974年就谈到，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36]不幸而言中！由于“大清洗”导致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形成和巩固，并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又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最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主导性原因。换言之，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

（二）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个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

从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37]。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五年以后还指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38]，它们“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39]。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这些，都要求有一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统治模式，依靠它把政治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三）斯大林个人品性对产生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不可能不起作用。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三十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是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嫉能和孤僻，是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

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顾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斯大林崇尚暴力、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的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40]对“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因此，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

斯大林妒贤嫉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时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

在苏联国内再版三百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反映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以上分析说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并不断巩固与发展，有其复杂的原因，研究这一问题切忌简单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

[2]同上书，第624页。

[3]同上书，第622页。

[4]同上书，第62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7]同上书，第633页。

[8]同上书，第660—661页。

[9]熊映梧著：《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0]熊映梧著：《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1]《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2]同上书，第16页。

[13]《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4]同上书，第232页。

[15]同上书，第232页。

[16]同上书，第238，254页。

[17]《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18]《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19]《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和决定汇编》第2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55页。

[20]《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21]《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1970年版，第56页。

[22]转引自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23]《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24]《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25]《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

[26]《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6页。

[27][苏]A.H.马拉菲耶夫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28][苏]《党的生活》，1990年第7期。

[29]斯大林于1922年4月担任总书记，但独立领导全党工作是在1924年1月到列宁逝世之后。

[30]转引自《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4期。

[31]《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32]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王逸琳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2—43页。

[3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8页。

[34]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5]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36][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0页。

[37]《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38]《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页。

[39]同上书，第779页。

[40]《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