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书之《四库全书》

盛世修书之《四库全书》

在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尤其会这样做，盛世修书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遵循的文化传统，如唐代有经书定本《五经正义》以及《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纪传体史书；宋代有三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以及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明代有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清康熙朝有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多数的帝王都愿意这样做，可见这项工作并不是多余的，直接原因就是历代帝王都很难忽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马上得天下是可行的，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国家兴旺、统治稳定，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文治、一是武功。

对于武功，不需要多说，清朝的统治者也是一样，用武力取得了天下，用武力巩固天下，尤其是到了乾隆这一代，用十次战争，巩固了国家统治，奠定了中国近代版图，对于“武功”，乾隆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他晚年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后人并不能因此就笑他自我吹嘘。而在“文治”上，乾隆也一直都没有忽视过。他在位期间组织了许多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例如下令编纂了《大清会典》、《周易述义》、《三礼义疏》、《皇朝通志》、《八旗通志》等书籍，校刊重刻了《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等书籍。当然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共收入古书3400多部，共7.9万卷，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是中国古籍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这样大的一个工程，抛开需要最顶尖的人才不说，首先就得解决资金问题，如果没有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毫不夸张地说，任谁也无法完成。(www.guayunfan.com)

而乾隆皇帝之所以鼎力抓这个工程，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并精心策划，同样也需要良好的社会背景。比如，当时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阶段，天下太平，所以皇帝有这个“闲情逸致”过问修书事宜，试问如果前线一直打仗、天天告急，他还有心思管修书的事吗？早就满嘴起泡、调兵遣将了。再者，还是回到那个古老、庸俗而又始终无法避免的问题上，那就是国家有钱，谈钱俗，可不谈是办不成事的，《四库全书》从1773年纂修开始，至1781年第一部书基本告竣，全书近8万卷之巨。此后又陆续分抄六部，再加上相关的后续工作，直到1793年才全部完成。参加纂修的学者和官员有4000多人，再加上纂修期间在全国广泛搜征图书以及复杂的禁毁图书等事项，所耗资金之巨难以累计，没有康乾盛世所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作支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乾隆不仅立志要编好这本书，不惜巨金，还处心积虑地给它取了个大手笔的名字：《四库全书》。这个名字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全”字上，“全”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缺，就是古往今来的书籍，都在我这里。这个名字与《古今图书集成》的名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口气不可谓不大。

话又说回来，皇帝再重视，也不能直接参与编书，他没有那个时间——总不能为了这书就不管国家大事了吧，再者就是他未必有那个才能来主持。所以乾隆1773年《四库全书》馆正式开馆后，总纂官的选择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乾隆是左思右想、右思左想，将朝中所有的文臣都过了一遍筛子，还是不能下决心，但是心中有了计较，于是召来他最信任的汉大臣刘统勋，让他推荐个人选。

刘统勋故作深沉：皇上，这工程这么大，找个合适的主持人，实在是难啊。乾隆也跟着他打太极：是啊，难啊，朕有意做成这个有利万世的文化盛事，难的是无人相助啊。刘统勋又说，难是难，但是也不是没有。说完故作沉吟，继续卖关子，乾隆受不了了，说你直接说吧，刘统勋一看再卖下去也没必要了，就说皇上恕罪，臣认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一职，非纪昀莫属啊。乾隆笑了，老爱卿，你这是在这儿等着朕呢，好吧，就纪昀。

一说起纪昀，相信很多人头脑里大概都是电视上那个谦逊文雅又机智无比地与权臣和珅斗智斗勇的纪大烟袋的形象，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会，也可以说影视作品中的纪昀只是作家、编辑们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纪昀，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才华横溢、文名远播，是乾嘉时代公认的文坛领军人物，虽然一生都混迹官场，但是政绩很少几乎可以忽略。至于斗权臣和珅的事迹则完全是杜撰，说他巴结和珅有些冤枉，不过事实就是他做人不够圆滑，即使对和珅有腹诽，也绝不会在表面上表露出来。

如此说来，难道这个人人称赞的一代风流才子、名臣仅仅是个幻想，他的美名仅仅是个历史的误会吗？也不是，纪昀可能在当时并没有做出过什么有利于国计民生、江山社稷的政绩，但是这个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大型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这一项辉煌的功绩足以令纪昀名留青史、永垂千古。

纪昀，字晓岚，河北献县人。纪家本是书香门第、钟鸣鼎食之家，后来又出了纪晓岚这个风流才子、文坛领袖，所以他出生前后的情形都被野史描写得充满了神秘色彩，据说纪晓岚出生前夜，一个火球从天而降，掉进了纪家大院，但是光有声响却并未着火，纪晓岚的祖父纪天申正在书房中假寐，被惊醒后，刚好看到书案上的蜡烛从烛芯里毕毕剥剥地一连爆出几朵火花。俗话说“灯花爆，喜来到”，纪天申喜不自胜，知道有喜事要降临了，果然第二天，一个男婴降生了，纪天申给这个孙子取名叫昀，字晓岚。

像《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陈廷敬、陈梦雷等人一样，纪晓岚也是在深厚的家学渊源的熏陶下，从4岁起开始读书问学，“少有才名”，因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而有“神童”之美誉。天资固然重要，后天的努力却不能忽视，纪晓岚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天资聪颖，其学问与日俱增，终至成为公认的“一代通儒”。

12岁那年，纪晓岚随父入京，拜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为师，名师出高徒，纪晓岚的学业大有长进。24岁那年，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夺魁，其文章写得词采华丽、神采飞扬，主考官拍案叫绝，擢其为乡试第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主考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统勋，在纪晓岚的一生中，福兮祸兮，刘统勋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丧母等原因，纪晓岚两次错过会试，31岁才进京参加会试，高中甲戌科进士，从此步入鸿才硕学荟萃的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起初，他的仕宦生涯可谓春风得意，由乡试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读、侍读学士，为当朝文学重臣之一，可也只是“文学”重臣，虽然他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并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升任礼部尚书，此后任职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等官，但这种职位皆为掌印的堂官，并无重权、实权，只是朝廷的摆设而已，同刘墉一样，他终生未能进入大清朝的权力中枢机构军机处。

从1754年至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他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当时君臣、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纪晓岚的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同僚们的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戴震、王昶等人，都是在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尤其是戴震，更是清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位。

大概是十几年的太平日子让纪晓岚放松了警惕，他在1768年办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当时刘统勋等人清查盐务贪污案件，其中涉及两淮盐政卢见曾，卢见曾跟纪晓岚有姻亲关系。纪晓岚在京城，消息灵通，暗暗为卢见曾捏了一把汗，想了想，还是决定通风报信，对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说是纪晓岚得知消息后，想通知卢家，又怕引火烧身，只好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卢见曾也不笨，马上悟出了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于是急忙补齐借用的公款，查抄的人来时，已经是半月之后了。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纪晓岚虽没有用文字通知卢家，其行为也是明显违法的，跟直接通知没有什么区别，这件事被他的老恩师查出来了，刘统勋虽然一直很欣赏这个门生，但谁都知道刘统勋绝不是营私舞弊的人，所以乾隆最终知道了这件事，下令将纪晓岚发配乌鲁木齐。

刘统勋对学生的遭遇也很同情、惋惜——这与他公事公办并不矛盾，一直寻找机会为纪晓岚求情，这才有了他和乾隆两人“打太极”的一幕。其实，乾隆想来想去也觉得还是纪晓岚最合适，这才找来刘统勋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这样，被流放到乌鲁木齐两年多的纪晓岚奉旨回京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始，纪晓岚以总纂官的角色，总揽纂修全局事宜，于“繁简不一，条理纷繁”之中，“撮举大纲”，“斟酌综核”，为《四库全书》纂修工程中出力最巨者。陆锡熊和孙士毅也曾任总纂官，但孙士毅任职短暂，陆锡熊入馆较晚而又早逝，“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唯有纪昀。

《四库全书》的编纂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等人兼任，这些人负责总理馆内一切外围事务，接下来是总纂官，在总纂官之下，有300多人任编辑，总共4000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

此外，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并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不拘一格选拔到的各类人才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而纪晓岚上任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协调调度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做到人尽其才，是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收集史籍材料，在纪晓岚的建议之下，乾隆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搜集图书活动。不久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纪昀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到经、史、子、集四库。乾隆很高兴，下令赏赐献书较多的人，受赏名单上赫然列着纪昀的大名。

第三个工作很让纪晓岚头疼，那就是寻找《永乐大典》。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就没人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亦没有收获。纪晓岚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更是下了大决心要找到它。但是始终找不到，编纂官们很心急，急中作乐，一个姓朱的翰林就跟大家开玩笑说：“看来是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时候，被他拿来垫了马蹄子了！”

另一个编纂官，著名书法家、被称为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跟纪晓岚说：“《永乐大典》是国宝，明廷肯定十分重视，将其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既然民间没有其散佚的传闻，就证明它肯定还在宫中，可是史籍上居然什么记载也没有，这事情就很蹊跷了，我看大人你不如斋戒三天，祈求神明指点一下吧。”纪晓岚听王文治绕了半天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就明白了他是想整自己，谁都知道纪晓岚有三大爱好：抽烟、美女、吃肉。他一天烟袋不离手，有一妻六妾，享尽齐人之福，如果一天不吃肉，以“眼放绿光”形容有点夸张，但绝对是很受煎熬。

不过明知王文治是整自己，他焦头烂额之余，也想死马当活马医，就说，那就试试吧，一个月都行。王文治本是跟他开玩笑，见他当了真，与众编纂官都暗自窃笑。谁知，事有凑巧，两天后，一个小太监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密藏在这里300余年的《永乐大典》。大家激动之余，又哑然失笑。这件事只是编书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编纂过程的辛酸。史书载，在总纂《四库全书》期间，纪昀夙兴夜寐，殚十年之力于修书伟业，常常是“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经过纪晓岚和众多纂修官八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四库全书》第一部终于告成。全书抄成3.6万册，约计229万页，7.7亿字。为便于检阅，全书将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色装潢，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众纂修官无不欢欣鼓舞。与纪晓岚同为总纂官的陆锡熊曾撰《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纪晓岚润色时，改来改去，总觉得不合心意，于是自己动笔另作了一篇，全文条分缕析、辞藻瑰丽、文采飞扬。纪晓岚署了他和陆锡熊两个人的名字进呈给乾隆，乾隆看了之后，赞不绝口，之后话锋一转：“这肯定是纪晓岚自己写的，别人写不出来。”说完对其大加赏赐，一时传为佳话。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播古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纪晓岚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划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清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已届80高龄，还奉命主持参与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成为《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中唯一“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为《四库全书》的修成及其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